早期大学的前身

作者:佚名
奥地利梅尔克修道院(Stift Melk)图书馆。(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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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中世纪留给人类的遗产,这一点早已归为常识。中世纪始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476年,通常被人们称为“黑暗时期”。为什么在这漫长的“黑暗时期”,竟会诞生人类最早的大学?甚至在人类文明史上,诸多思想巨人、艺术与科学巨匠也在这“黑暗时期”涌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无法绕开基督教在中世纪存在的事实。进一步推论,若说大学的诞生,是基督教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大概持反对意见者也不会多。欧美暂且不论,以中国而言,鸦片战争后,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出现诸如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哪一所大学没有基督教背景?若再进一步追究,大学究竟怎样在基督教影响下出现的,估计能说明白的人不多。

上世纪中期,哈佛大学著名中世纪文化研究学者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告诉我们,西欧最早的大学,当然也是人类第一所大学,是亚平宁半岛北部交通枢纽的博洛尼亚大学。这个人类最早的大学,没有董事会,没有实验室,没有学生社团,没有毕业典礼和学位证书,没有学报和职称评选,更谈不上豪华大楼。但有两项要素绝不可缺少,一是图书馆,二是教师。当然,教师与图书馆不可分离,世界各国没有足够藏书量而办成大学(野鸡大学例外【注】),大概不可能;没有足够阅读量而成为教师者,估计也不会多,也许中国例外。哈斯金斯说:“……最早的大学没有创造者,也没有确切的起始日期,他们只是那样缓慢地不为人知地成长起来,更没有确凿的记录可查”(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北京出版社2010版)。借用哈耶克的一句话,大学就是“自身自发”的产物。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 di Bologna,又译为波隆那大学),建立于公元1088年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shutterstock)

不过,我想补充的是,欧洲最早的大学,不可能“无中生有”地横空出世。易言之,早期大学的出现,必定先有赖以生成的前身或雏形。早期大学的前身,究竟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大学的前身,是基督教修道院。原因在于,修道院从6世纪形成起,既是教会的组成部分,又是教育机构。作为教会的组成部分,早期修道院虽是追求出世的精神,但也承担着宗教关怀、教育与救济的社会功能。一个多世纪后,修道院分化为私有修道院与王国修道院。9世纪著名的圣高卢修道院属王国修道院,内设修道院学校,既培养未来修士,也是见习修士的居住地。尤其是修道院的图书馆,成为大学形成的重要基础。1100年前后,古希腊哲学、几何学与天文学的发展成果,经西西里岛、亚平宁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传入欧陆。加上古罗马法学,大多以羊皮手抄本为主要载体,分散保存在各修道院图书馆内。图书馆藏书包括“文科七艺”,如语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雄辨术、音乐等。《圣经》的拉丁文、希伯来文的不同抄本等基督教典藉,本来就是藏书的重要部分,还有著名神学家们对《圣经》的各种诠释,以及布道词、圣徒传记、历史著作等。塞维利亚主教伊斯多尔的《大百科全书》,散布在各地修道院竟达千余种。修士们在修道院图书馆对不同版本的《圣经》,从事翻译与比较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J∙施密特明晰指出:“大学是从基督教修道院发展而来的”(阿尔文∙J∙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版)。因为大学可以没有豪华大楼,但若没有藏书丰富的修道院图书馆,绝不可能无中生有地突现一所大学。正因修道院是教会的重要组成,从西欧到大陆中国的教会大学,都设有神学院。神学院的师生们对《圣经》不断深入的辨论与探究,又为宗教改革提供了基础。早期修士们长年在图书馆从事抄写、翻译、插图与装帧,其中一部分博学的修士,正是中世纪的知识精英,对历史的编纂也由他们完成。当修道院图书馆凭借丰富的藏书,成为早期大学的前身或雏形,早期大学的教师便从这部分修士中脱颖而出。明末清初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就曾是安德烈尔修道院修士,来华前曾在罗马学院接受神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教育。在北京,汤若望曾先后准确预测了月食与日食的时间,并将几何学介绍到中国。以汤若望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诸领域的造诣,北京紫禁城内那些满口“圣上明鉴”或“之乎也者”的学究,有谁能望其项背?那时欧洲的大学已有500年左右的历史,而中国出现大学还必须再等300余年。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的画像。(Nishanshaman/Wikimedia commons

基督教最早的修道院,是亚平宁半岛位于卡西诺山上的本迪尼克修道院,建于528年,创始人是努西亚。此后修道院在西欧陆续修建,并成为基督教神学与文化传承的基地。几年前我与老伴随旅游团到奥地利,在风景如画的瓦豪河谷地,有幸造访著名的梅克尔修道院。梅克尔修道院属本笃会修道院,原建于976年,后因大火损坏,于1702年起重修。我们所见的梅克尔修道院系巴洛克式建筑,内有教堂。拱顶精美的壁画及周围布局的人物造型雕塑,全取材于《圣经》。梅克尔修道院主体部分,当然也是图书馆。修道院图书馆藏书量多达9万余册,藏书以神学、哲学、医学与法学四大类为主。在梅克尔修道院图书馆,参观者被告知不得摄影,大概是出于对藏书的保护。

15世纪印刷技术在威尼斯出现,使人类的文化积累借助书本的传播,速度得以加快。此后欧洲新诞生的大学,可以不必再依托修道院图书馆而直接创办。另一原因是,宗教改革使新教获得快速发展。新教伦理与自然权利及契约理论的相互渗透,又助推了近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但新教却并不热衷于修道院与教堂的建设。即便如此,欧洲近现代大学,作为基督教修道院大学的后裔,仍然是无可否认的史实。不仅是欧洲的大学,包括美洲、澳洲、亚洲的大学,如中国的齐鲁大学、山西大学堂、清华学堂、格致书院、汇文书院、长老会书院、圣约翰书院、沪江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无一例外。其中有些大学虽具有基督教新教背景,同样也是基督教修道院大学的后裔。不过,俄罗斯在1919年以后的大学,已不属基督教修道院大学的后裔。1952年中国的大学全面遭遇院系调整,新教与天主教支助创办的大学一律被拆除,留下的大学开始走向另一极端——教会被诬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大学走到这一步,也就不再是基督教修道院的后裔了。

早期大学的形成,总体而言都离不开基督教修道院的奠基,但也存在差异。譬如在欧陆北方,比博洛尼亚大学稍后的巴黎大学,其形成与修道院无关,而是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的基础上,由当时著名的经院哲学家阿伯拉尔(1079—1144)的推动而兴建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系从博洛尼亚大学分离而出,如同后来的剑桥大学从牛津大学分离出来一样,再往后又有那不勒斯大学的诞生。哥白尼曾经是帕多瓦大学的学生。至于牛津大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只要到牛津大学城随意闲逛,即可一目了然。有一年我与内人到牛津,恍若走进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大学城最古老的学院就是基督教堂学院。牛津的39个学院无一不散发出浓郁的基督教风味,有的学院前身就是修道院。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多达104座,其中仅博德利图书馆的藏书量,就多达600余万册,当然这与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传统有关。

大学在中世纪修道院基础上的诞生与发展,证明了中世纪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么黑暗,至少是光明与黑暗交汇并存。尽管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与新教出现冲突,此前天主教也曾历经神权统治的腐败,以及对异端的宗教迫害,后期也不得不作出改革,而且新教内部也存在不同宗派。但这一切都无法否定基督教修道院图书馆,作为早期大学的前身,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史实。@#

牛津大学。(Shutterstock)
牛津大学。(Shutterstock)

注:野鸡大学(英语:Diploma mill),也称文凭工厂、虚假大学。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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