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么教太子平天下?(12)

——《帝范》初学
作者:薛驰
唐太宗(公有领域 / 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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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务农第十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人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什一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机。

 子育黎黔,惟资威惠。惠而怀也,则殊俗归风,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惧也,则中华慑𫐄,如履刃而戴雷霆。必须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画刑不犯,移木无欺。赏罚既明,则善恶斯别;仁信普着,则遐迩宅心。劝穑务农,则饥寒之患塞;遏奢禁丽,则丰厚之利兴。且君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一贯重农。太宗在《帝范》中,亦将“务农”与“阅武”、“崇文”并列为三大国策。

这有现实之需。隋末战乱,天下衰敝,例如隋炀帝即位时,全国户九百万、人口四千六百余万,而太宗时户不满三百万。太宗重整乾坤,以重建农业经济为基础,因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故本篇开始即说“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那又主要有哪些做法呢?

其一,恢复籍田、亲蚕古礼。历代劝课农桑,帝王有籍田仪式,但东晋后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据《旧唐书‧礼义志》记载:“太宗贞观二年正月,亲祭先农(祭祀神农),躬御耒,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其时,太宗在长安宫北苑建先农坛,长孙皇后于贞观元年、九年两次率内外命妇亲蚕。这些,文武百官和普通百姓都为之鼓舞。

其二,推行均田、租庸调制。丁男十八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永远持有),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还田);官府依据授田纪录而向人民征收租庸调。这个制度使田纳租、户输调(交纳绢、绵或布)、身服役,负担均分,而且达到轻徭薄赋的目的,例如口分田八十亩,只纳粟两石,等于四十分之一,庸(服役)年二十日,仅及汉三十日之三分之二。研究者说,这使千千万万自耕农户在土地兼并的风浪中,保持住他们的一小块土地,是唐代隆盛的四大基础制度之一。

其三,与民休息,“不夺农时”。“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务农》)。太宗怎样“不失时”呢?请看两个事例。一是贞观五年,主管大臣想在二月里为皇太子举行加冠礼,太宗说:“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另一件,太宗喜爱狩猎,但每次狩猎都选择在农闲时间进行。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年间太宗总共进行七次狩猎,都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间。

太宗为什么能做到这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太宗的“克己自励”,完全出于一片仁心,有时竟至于神奇。史籍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肤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大概,太宗的仁心真感动了天地。太宗仁心,也远远超越了阴阳家所讲的禁忌。太宗讲皇太子加冠礼改在十月举行时,有大臣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太宗的治国理想是使民风淳朴、直追三代,而“务农”就是一条最有效的途径。图为《耕织图册.三耘》,作者、年代不详。(公有领域)

太宗“务农”,在现实之需之外,还有一层用意:导民向善。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不是仅仅出于物质考虑,更有其精神指向,这是中华文化神性之一体现。

以农立国的精神指向,《吕氏春秋‧上农》说的十分坦白:“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领导他的民众,是因为首先致力于农业。使民众从事农业生产时,不是仅仅为了种地而获得利益,高贵之处是陶冶他们的心志。……百姓舍弃农业从事工商,就会喜好耍弄智谋,喜好耍弄智谋,行为就诡诈多端,行为诡诈多端就会在法令上耍机巧,把对的说威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

西汉贾谊《论积贮疏》也说:“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

太宗也深有同感。因为太宗的治国理想是使民风淳朴、直追三代,而“务农”就是一条最有效的途径,能同时达到孔子所说的“庶之、富之、教之”的效果(《论语‧子路》)。

贞观十六年,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太宗说了这么一段话:“……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由此可见太宗的一片苦心!

从某种角度讲,“贞观之治”就是建立在“务农”基础上的。而唐之被称为“盛唐”,恰是因其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了鼎盛时期。

附录:“务农第十”大意

穿衣吃饭是人的天性,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粮仓里堆满粮食之后,百姓自然就懂得讲求礼节;达到丰衣足食之后,百姓自然就有了羞耻之心。所以我亲自在东郊种田,为的是给百姓做示范。国库的粮食如果没有九年的储备,就不能抵御水灾和旱灾;家中衣服如果没有一年的积存,就不能抵御冬天的寒冷。如果出现饥荒而百姓缺衣少食,就会盗贼四起。百姓都去追求牟取暴利的商业,使农业生产和纺织废绝,就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让一个人去耕种,去养活一百个人,这样做的害处比秋天的蝗虫去吞噬庄稼更大。治国大计,没有什么比尽力消除浮糜奢华的不良风气更好的了,劝勉督促人们专心致志地从事耕种和纺织,使百姓重新回到重视农业的根本之路,社会风俗也会因此变得真朴淳厚起来。这样,人人都会怀有仁义之心,也就永远断绝了贪财好利的后路,所以务农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以上这两个方面,是制驭风俗、掌握天下的关键。

君主育化黎民百姓,主要借助刑罚和仁惠两种手段。施仁惠能使民心所向,风俗纯正,恩泽所及,人们就如同在严冬中沐浴着春阳;刑罚可使坏人恐惧,也可以使天下的臣民变得像车辕之中的牛马那样驯服,坏人如常感脚踏刀刃头顶雷霆,就不敢为非作歹。因此,必须威慑和仁惠一起使用,刚柔并济。制定了刑法之后,人们就不敢去违犯,用商鞅搬移圆木给以赏金的办法树立威信。如果赏罚分明,那么人们对于善恶是非就区别开了;多施仁惠,诚信爱民,那么不论远近,人心都会安定。鼓励人们从事农作,那么饥饿寒冷就不会发生;遏止奢华艳丽,国富民强的景象就会出现了。君王如果以仁义和诚实的风范引导天下,百姓就会服从实行起来就会像风过草倒一样顺理成章。君主如不知节制欲望,臣民就会好逸恶劳;君主如不能严于律己,却去禁止别人不做坏事,就像是怕火燃起,却用加上柴薪的办法去扑灭火焰;也如同讨厌池水浑浊,却自己动手不断搅动,希望它能澄清一样,这是办不到的。还不如先从自己做好开始,尽管你不说什么,民心风俗也会因此而变好。@*

责任编辑: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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