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算盘都是古老中国的产物，“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将“论语与算盘”结合，结果产生什么功效呢？中国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又是从何而来呢？
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有一本改变近代日本的商业圣经——《论语与算盘》（论语と算盘），“论语”指的是孔夫子的语录，“算盘”指的是商业之道。商业之道是“人生之道”其中之一，《论语》所指导的“人生之道”如何在商业界一展长处呢？
《论语与算盘》——日本商业之道的经典
《论语与算盘》的作者涩泽荣一到底是何许人呢？先说个小插曲：2024年起，在日币最大面额的钞票一万元上就要出现涩泽荣一的人物像。想必他对现代日本的成就肯定有巨大的影响。
涩泽荣一对现代日本的商业“算盘”发挥巨大的影响，其利基却是奠定在中国的《论语》之上，他提倡“一手《论语》，一手算盘”，同时兼顾义与利发展了日本的现代经济。涩泽荣一说：“我始终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可以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 他运用了《论语》思想作为企业经营学的指导是成功了。
在《论语与算盘》书中他总结自身的成功经验 ，告诉人“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可以尽管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且只有秉持诚信赚取合理财富，怀抱“公益即私利”的精神，才能使经济活动长久永续。他强调将“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与“商”的才干与务实，培养“士魂商才”，而“士”魂就是《论语》倡导的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经营管理的本质就是责任”。在日本企业中建立终生制的企业伦理，也是这种精神的发扬。
《论语与算盘》被奉为日本现代的“商业圣经”，日本的精英视此书为“义利两全”的经典之作，是人生、道德、财富兼具的跨时代指引。涩泽荣一则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传奇人物。
日本企业之父
涩泽荣一（公元1840—1931年）生在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历经明治、大正和昭和时期。虽然他已经作古，声名依然无比响亮。他出生在富裕的农商家庭，父亲除了种植和养蚕之外，还兼作蓝染原料的买卖。
涩泽荣一的一生，从农家子到活跃的武士（幕臣）、务实的官僚，转身成为精进的实业家，拥有“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父”、“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者”等等赞誉，是日本在国际上崛起的关键人物。
在他五六岁时候，父亲就用《三字经》为他启蒙，并教他学习汉字、诵读汉书。七岁的他正式拜师，十岁时，已经熟习了《四书》、《孝经》等等中国传统典籍。这个童年时期的学习所内化的思想养分与道德伦理价值观成了他往后开创人生的重要基础，也成了他一生力行的企业准则。他曾说：“做人处世之道虽然十分艰难，但若能熟读《论语》，便能有许多领悟。因此，我一生尊信孔子的教诲，同时更以《论语》为金科玉律，不离左右。”
青年时期，担任德川幕府幕臣的他随队出访法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之后在留欧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学了法语，又参访了欧洲多国企业和企业经营领导，见识现代商业经营的模式与体制。这一趟出访的深刻体验激发他导入西式企业与国际贸易体制进入日本。 在他手中创建企业500余家、公共事业600余项，并主持建立日本近代的银行、工商、教育等各种组织模式和制度规范 。
涩泽荣一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他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以“一手《论语》，一手算盘”，建立一套完善的日式产业伦理和管理经营准则。他的这种企业经营指导思想不仅存在于他创办的企业之中，还促使日本经济现代化健步走上成长大道。他在书中“唯有王道”一节中说：
“如果富豪（*资方）和贫民（*劳方）都能本着王道，也就是本着人类行为的准则行事，我认为这将远胜过百条法律、千条规则。”“劳资双方一团和气”，正是他以伦理道德营造劳资双方关系所展现的结果。
《论语》和日本文化的渊源——中华文化为日本文化奠基
让我们在此回溯一下《论语》和日本文化的渊源。从日本德川幕府往上追溯到六七世纪的日本飞鸟时代，神州中国的文化等于是当朝的殿堂之学，何以见得？
当时日本的圣德太子（公元574年—622年）多次派遣“遣隋使”从隋朝直接输入学问经典、政治制度文献和佛经，成了“遣唐使”的先锋。圣德太子所作的日本最早的宪法——《宪法十七条》，不是法条，而是以道德理念来规范君王与臣民的典范，内容大量来自中国儒家及法、墨家的经典，又以儒家经典最多，当然《论语》也在其中。[1]这种风尚引领其后的奈良、平安时代的唐化步履，把古代日本文化推向高峰的黄金时期。
进入十七世纪初，孔子与《论语》又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备受推崇，在德川儒者中，古学派大师伊藤仁斋（公元1627—1705年） 推崇《论语》 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尽人皆知。伊藤仁斋认《论语》是实践的道德规律，他的倡导使《论语》更适应于日本以“实学”为导向的思想风土，为儒学滋养近代化日本开路。
《论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回过头来看看《论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展现。《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经典，内容以孔子的“仁”道思想为核心，乃是涵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层面的人生指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思想争鸣， 自汉之后，《论语》的地位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中拔得头筹。
汉武帝听取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施政的思想指导，并且专立五经博士。汉朝之后的统一王朝隋朝，以及中华文化登峰造极的唐朝之精神渊源，也以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为治道。五经博士通经致用，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社会中加以应用治世。
《新唐书》记载，唐高祖武德二年，下诏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 贞观二年， 唐太宗尊崇孔子为先圣，并大兴儒学，奉儒学的道德思想为治世圭臬。《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国子学中学生能通一大经以上的都能被任为小吏，从而“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人才济济，升堂讲学的达八千余人。想想古今中外，能有多少这样的泱泱“大学”！当时许多外邦慕名而来，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都遣送子弟入了大唐的国学。在儒学思想引导施政的背景下，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功德具隆，媲美成康之治，辉烁古今，举世共仰。
半部《论语》治天下
宋朝开国，赵普以半部《论语》，辅助宋太祖及宋太宗平定、治理天下。据《宋史》记载，赵普为人沉厚寡言，年轻时学习法律的实用知识，判案度刑，缜密细查，仁心为怀，救活很多死刑犯，但对学术思想很少涉及。北宋开朝，赵普佐命有功，受宋太祖重用，从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一直升到宰相。当他在宰相任上时，太祖常劝他多读书。
于是，赵普从朝中返家后，就把门户关上谢绝外来的烦扰，从书柜中拿出书来，专心学习。他读着读着，越读越有心得，爱不释卷，有时一整夜不睡，就在读书中度过。次日到朝处理政务时，好像有神力相助一般，处断迅捷，效率特高。等到他逝世后，家人打开他的书柜一看，发现珍藏在其中的是《论语》二十篇。从此，后世流传下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一句话。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位“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的典范人物，他就是春秋时代的名相范蠡，也是千金巨贾陶朱公。他与孔子大约是同时代的人。虽然他不归属于儒家，但是他这位好德而富的典范，也是以中华文化中最最崇尚的道德来规范人生之道的好典范。
“半部《论语》治天下”诚然不是虚言，“《论语》与算盘行天下”也得到铁的实证。以道德为道，条条是大道，处处都通达。以损人为“得”，处处损德，处处短路，怎能走远？得到的短暂利益又怎能与失去的贵重之德相比呢！
注释
[1] 已故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和大庭脩都指出，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融合涵盖了中国的《毛诗》、《尚书》、《礼记》、《左传》、《孝经》、《论语》、《孟子》、《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史记》、《文选》等古代重要思想、文史著作。
参考资料：
《论语与算盘》
《圣德太子丛书》
《新唐书》
《旧唐书》
《宋史》
《史记》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
黄俊杰：《伊藤仁斋对《論语》的解释： 东亚儒家诠释学的一种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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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