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霸气哥:精神超越肉体 坚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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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6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源、梁珍香港报导)在香港,人称“霸气哥”的前网台主持曾建峰,去年5月1日一个人站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商场,被警方指控涉嫌违反“禁聚令”收到两张控票,其中一个案件于上周一(5月24日)被沙田法院宣判罪名不成立。

曾建峰在上周四(27日)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栏目记者梁珍采访时表示,一个人也能被指控违反“禁聚令”,这种荒谬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一个荒谬的、不正常的社会。

他指出,香港现在就是一个大监狱,而政权是很愚蠢的,自以为消灭人的肉体,禁止“六四”维园集会,这件事就不会存在。当然不是。就算肉体被消灭了,精神却是超越了时代的,可以感动更加多人。他表示,虽然知道香港的自由空间最后都会一点一点地丧失,但是他们坚持留在香港,就是要以空间换时间,让自由消失得慢一些,把时间留给海外的朋友。

就算是坐牢,也会变成一种抗争手段,坐牢期间就在不断地提醒外界,这个世界还存在不公义。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坚持正义的人最终会重获清白。

法官批评警方控罪荒谬

去年5月1日,网民号召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和你唱”,其间六名人士被警方控罪违反“禁聚令”,人称“霸气哥”的曾建峰当天更是被两度票控。

曾建峰表示,他在去年5月1日的遭遇就正好解释了香港警方的执法手段就是滥捕、滥告。

上周一(24日)在沙田法院,控方在结案陈词中指曾建峰与其他聚集人士有共同目的,已触犯法例。对此,法官彭亮廷形容这种说辞是“荒谬”、“荒诞”。法官指出,如果控方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整座购物中心内当时所有正在购物和逛街的人都违反了“禁聚令”。

而且,从现场片段可见,案发时被告手里并没有大喇叭、扬声器,也没有标语和旗帜,身边除了警员和记者之外,没有其他人士。虽然被告当时有向着4楼叫喊,但现场环境嘈吵,作供警察也不能确定被告是否在叫政治口号,未能证明被告与其他示威者有共同目的。

法官在裁决时指出,控方忽略了刑事法中的“行为”元素,只侧重于追究被告出现在商场的意图及动机,但刑事法中从来没有一项罪行是只讲“意图”而不讲“行为”,“否则的话,会变成思想也都犯罪”。因为第599G章《预防及控制疾病(禁群组聚集)规例》并没有具体写清楚什么是“聚集”,因此法官特别参考了台湾教育部和牛津字典的解释,指出“聚集”的意思是“集合、集结、聚积、走在一起”,但被告当时只有一个人,“独自一人如何‘走在一起’?”

彭亮廷法官还说,根据第599G章,警方只有在每个群组少于1.5米距离、每个群组有多于4人聚集时,才可以做出驱散,当时被告的1.5米范围内并无其他人,故控罪并不成立。法官表示,不明白控方及律政司为何坚持使用限聚令票控被告,而非公众妨扰、阻差办公等更切合的控罪,并指出做法“甚为牵强”。

曾建峰表示:“法官引经据典,我坐在那里听那个判词,法官好像正在上一堂中文课。法官本身要特别做这个澄清已经是很荒谬的了,这已经说明了香港的现状是多么的不正常。”

曾建峰提到,去年5月1日另外几位同样被警方以违反“禁聚令”控罪的人士,“包括社民联的两宗(案子),他是真正打着旗子示威的,但是他们是四个人一组,隔开了1.5米,其实离开很远了,但是都被他们告,而且是告成了。审理他们的那个姓郑的法官,做出的判词与彭亮廷法官的判词是完全相反的。姓郑的法官说:无论你几个人,就是每组人你以为没有违反这个四个人的上限,但是你在那个现场出现,是不需要考虑你们的距离,就是说你们都是有共同的目的。”

曾建峰还说:“更加荒谬的是,其实无论警方或者是控方,就是彭亮廷法官说的没错,错误引用那个法律的条例,其实所谓‘共同的目的’。他们整天都想借着这个所谓的‘共同的目的’去执行聚会令,但是荒谬之处就是,你回头看一看那条防疫条例都没有讲过任何有关共同的目的。这个‘共同的目’的概念是来自非法集结罪,他们引用非法集结的概念就放入限制令里。所以彭亮廷法官这次就以正视听,很清楚地讲到599G第10条第2行,的确有解释到什么叫做‘受禁止群组聚集’。如果两个群体的人,各自都没有违反人数上限,而他们有足够的距离,就是说多于1.5米,那就不是‘受禁止群组聚集’。”

而去年5月1日那天,政府没有下令封闭那个商场,商场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去shopping,逛街、购物,现场有一家老小的,还有老弱妇孺在那里,警方那么高调派防暴警察进入商场执法,这种手段很容易令现场出现大混乱,然后在执法上面,也可以造成许多不公平。

“我这件事情不就正好解释了什么是滥捕、滥告?!同一天发两张限聚令的告票给一个人,正好解释了警察这种执法手段就是滥捕、滥告,至少是滥告。”

一定要坚持彰显正义

在过去一年里,曾建峰认为自己看到了“极荒谬”的事情,例如梁珍因为被暴徒袭击这件事而成为新闻主角;而7·21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的案件中,最早被人控告的不是白衣人,却是调查7·21真相的电视编导蔡玉玲;他认为发生这一切正好说明当前的香港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不是好事。

香港当局“这么荒诞、不择手段去对付一些它认为不听话的人。其实恐惧一定会有的。但是你不要去害怕,你就做你平常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是用理据去质疑,即使我们期间也会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他也认同梁珍所说的:只要可以彰显正义的事情,哪怕一点点也要坚持,坚持下去就会看到事情会有改变,所以不要放弃希望。“公道自在人心,就算在这个地方得不到公平、公道,但是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后始终会得到一个清白。”

曾建峰对于自己的案子能够遇到正常的法官而感到幸运,同时认为更重要的是,他的案子可以给后边其他人的案件带来一些指示和参考意见。“至少在限聚令一条上面,这次的裁判官就讲得很清晰,他界定了聚集的定义,他很具体地在判词上语重心长地解释,要判断是否聚集,不少于1.5米这个距离就很重要。所以这个案件他澄清了很多东西。裁判官彭亮廷也很强调,他没有偏帮任何一方。”

“我只是期待法庭上受过专业法律知识训练过的法官,至少是做到裁判官层次的,他们对法律的观点应该是有一点专业的理解,而不是到最后变成跟前线警方一样的水平,或者是跟一些普罗街坊的看法是一样的,那就太令我失望了。现实中有太多的案例,那些判词看得我怒火中烧。你真的会生气,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法律观点,他们都完全模糊了,蒙了自己的眼睛,根本不看自己的专业。”

至于他的另外一个案子将在6月20日开审。他预计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律政司可能会撤诉,不控告了;第二可能会拿前一桩案件上诉;再有一个可能,就是警方改变控罪,可能是阻人办公、行为不检、非法扰乱秩序,“这些都是轻罪,但是比限聚令更加模糊,入罪的门槛更低,更加有可能被滥用,纯粹依靠警察的主观感觉而定。因为掌权的人通常都会有滥权的倾向,古今中外的警察多数都是滥权的,所以我们这些无权者更需要去捍卫自己的权利,需要继续去抗争。如果你放弃了,那你无论去到那里都是放弃的,即使留在香港心态也是放弃的。如果你是积极的话,你去到海外都还有事情可以做的。”

5月26日的月亮是一个超级血月,这令曾建峰想起过去跟他一起做节目、一起喝酒聊天的杰斯和黄国桐,而黄国桐本身是律师。“当记者遇袭,记者成为新闻主角,当律师成为案件的主角的时候,香港是多么悲哀,多么荒诞和荒谬的社会。”曾建峰感叹道,由于差不多所有主持都被捕,或者被控了,现在很多节目都很难继续做下去。

“虽然内心对这样一个荒谬的社会已经慢慢习惯了,但却不代表你要屈服,这一点很重要,你的心情不要被它影响,精神不会被打倒。”

大陆的维权律师高智晟,曾经在书中记录了自己被绑架后,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高律师说,他受迫害的时候,身体受酷刑折磨到极点的时候,但他的精神还没被打倒,他发觉他的精神可以超越身体。

曾建峰认为高律师讲的这些话是很重要的。“他的精神超越了他的肉体。即使他的肉体到最后可能都不存在了,但是他的抗争精神是无限的,已经超越了他的肉体,也超越了时代的,感动到更多人的。在这一点上,政权(政府)就显得很愚蠢,以为消灭了人的肉体,禁止‘六四’维园集会,这件事就不会存在,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

虽然现在的香港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自由的空间正在一点一点消失,但是很多香港人为什么还要留在香港?是希望透过抗争,可以减缓自由空间消失的速度。因为当判刑是不公义的,监狱也是不公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坐牢也会变成一种抗争,“即使你的肉体不在自由社会,(坐牢)失去了自由,但是呢,其实你是不断地提醒外界、整个世界:这个不公义依然存在。就是利用坐牢去传达这个信息。”

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坚持正义的人最终会重获清白。

梁珍也提到,精神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千万不要小看人的精神的力量,精神和物质是一体的,当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时候,人的精神没被打垮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可以有更大的承受力,比如在“反送中”抗争运动期间,记者们在前线做采访可以一天只睡一个小时,却都不觉得累。比如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利用整个国家机器的打压,二十多年过去也没有被打垮,因为法轮功学员知道自己坚持做好人没有错,发传单、讲真相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无罪的。由于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即使面对迫害他们的警察,也不断向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迫害善良是错的,有些警察因此明白真相就辞去了工作,甚至一些公安开始保留和收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证据,选择站到正义这一边。

港府信誉低 港人拒打疫苗

港府最近推行持双程证来香港探亲旅游的人,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苗,曾建峰直言林郑当局很明显是在“谷数”(尽力提高接种疫苗的人数)。他说,林郑当局所谓的防疫,不可避免地都是涉及政治,借口防疫来实施镇压,他去年被警方控罪违反限聚令就是最好的例子了。第二,涉及到所谓的“特首前哨战”,由于梁振英和叶刘淑仪对特首的位子虎视眈眈,偏偏林郑在抗疫打疫苗问题上做得不合格,用林郑自己的话讲,“成批货积压”,无论是科兴或复必泰接种率都很低,她要把这些疫苗推销出去,才会想到把持双程证的人和难民也算上,她的定义是,这些人都是准香港人。问题是此例一开,以后香港的福利大门就会越来越大。“不择手段,为了政治。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其实香港人不打疫苗,也是因为政治,其实是一种信心的危机。”

曾建峰指出:道理很简单,第一,市民是不会信任这个政府,因为疫情期间,大家看到很多事情的背后都有hidden agenda,有另外目的的。在防疫上(政府)是遮遮掩掩的。比如打疫苗,避开科兴不提,就算是复必泰都有一些事故发生,牵扯到有人命。

但是,当然在政府专家的口中,这些人死亡都跟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每一个个案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很不巧地又设了一个所谓的赔偿基金,那其实是不是暗示了打疫苗是有可能会受伤,甚至死亡呢?是吧。它就设了这个款项出来,赔偿的金额是几百万的,就是250万到300万。但是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死亡个案是拿得到赔偿金的。

而且现在大家也看到,出事死亡的不仅仅是年长的常年老病号,连中年人,甚至是外佣都有人死亡,但是政府都可以轻松地用与打疫苗“没有直接关系”为理由,推得一干二净。但是市民心里能否完全接受政府的这种解释呢?政府不去坦白交代死亡案例和严重副作用的案例,会严重打击市民的对疫苗的信心,正因为政府的这些数据遮遮掩掩,怎么可以强迫市民盲目地有信心呢?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要你不是拿枪指着我,强迫我去打疫苗的,我还有选择权利的。因为我不相信这个政府。”@

责任编辑:杨亦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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