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县教委公开讨论会 专家热议批判性种族理论

【大纪元2021年08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梅橙县报导)加州教育部门正在推广以“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为基础的民族研究课程,在许多学区引起了家长们的强烈反对和抗议。7月27日,橙县教育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公开讨论会,五位专家就批判性种族理论、民族研究课程、加州教育在不同族裔间的差异、法律规定等方面阐述了各自的见解。

橙县教委会、嘉宾和居民合影。(李梅/大纪元)
橙县教委民族研究课程公开讨论会,在室外搭建大棚供更多居民观看。(李梅/大纪元)
橙县教委会民族研究课程公开讨论会。(李梅/大纪元)

受邀的五位专家分别是:比奥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科学与宗教硕士课程兼职教师、位于西雅图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董事会成员沃尔特·迈尔斯(Walter Myers),社会工作者、作家、研究员和倡导者布兰迪·舒富廷斯基(Brandy Shufutinsky),加州平等权益联盟(CFER)执行总监吴文渊(Wenyuan Wu),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教授、经济学家理查德·桑德(Richard Sander)博士,以及圣地亚哥大学法学教授迈蒙·施瓦茨柴尔德(Maimon Schwarzschild)。桑德和施瓦茨柴尔德也是美国民权委员会加州咨询委员会成员。第43区国会议员竞选人、非裔海军退伍军人乔·柯林斯 (Joe Collins)主持了会议。

前排从左到右为迈尔斯(Walter Myers)、布兰迪·舒富廷斯基(Brandy Shufutinsky)、迈蒙·施瓦茨柴尔德(Maimon Schwarzschild)、理查德·桑德 (Richard Sander)和吴文渊。(李梅/大纪元)
第43区国会议员竞选人非裔海军退伍军人乔·柯林斯 (Joe Collins)主持讨论会。(李梅/大纪元)
橙县教委会委员蒂姆·肖(Tim ​Shaw)和玛丽·巴克(Mari Barke)。(李梅/大纪元)

CRT起源于马克思主义

迈尔斯说:“批判性种族性理论在学术界已存在几十年了,因被引入K-12教育中才引起父母们的关注。但它早就存在于大学中了,人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孩子大学毕业后对美国和资本主义就不屑一顾了。”

“CRT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然后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他们对西方制度和价值观进行了无情的攻击。美国六七十年代初的大动荡,让CRT在美国得到了发展。”迈尔斯接着说,“批判性种族理论并不是在寻求种族平等,它不符合传统民权运动的理想,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理念相反,金博士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之一的怀亚特·沃克(whitey Walker)博士拒绝并公开反对CRT,认为它在把人们引向错误的方向。”

CRT将教育差异归为种族问题

施瓦茨柴尔德说:“加州公立学校存在着失败的教育,例如圣地亚哥联合学区,只有37%的四年级学生被评为精通阅读,低于美国的平均数42%。在2019年标准化测试中,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平均水平甚至比这些相当可悲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得多,但是它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用于所谓的反种族主义的培训、演讲和多样性的审核。”

在教育非裔学生方面,“2019年加州有21%的非裔学生精通数学,而白人学生有54%、亚洲学生有74%;在英语方面,33%的非裔学生精通英语,而白人学生有有65%、亚裔学生有77% ;从2018年到2019年,非裔学生高中毕业率为77%,而白人学生的毕业率为84%,亚洲学生则为94%。”迈尔斯说:“差异确实存在,但CRT告诉非裔学生这些和个人无关,而是和种族有关。尽管如此,却有76% 的非裔学生得到了高薪的STEM技术工作。”

教育系统中的种族偏好

针对教育系统中的种族偏好问题,桑德表示:“我们从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中发现,在多数大城市,用于非裔学生的人均资金(包括联邦资金)高于白人学生。从70年代开始,大多数法学院都对‘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有很大的偏好(按种族评估),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存在着种族主义。”

“但从教育成果看,有许多错配(不匹配)的例子。如果学生的水平没达到要求,那他在入学后的竞争中就处于劣势,这会导致他在学业上的退缩,并与我们的教育目的相悖。”桑德说。

吴文渊表示,哈佛等大学在招生中存在着对亚裔学生的歧视。

K12教育中的民族研究课程

吴文渊说:“CFER从去年底开始关注加州民族研究课程和相关的立法,并多次举行公众教育研讨会,向州立法机构和州教育部提交了政策建议、立场信和联合声明,呼吁建立没有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干预的民族研究范式。”

加州平等权益联盟CFER执行总监吴文渊(Wenyun Wu)在发言。(李梅/大纪元)

她还提到,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巴里奥联盟(Union del Barrio,简称UdB)通过支持一些活动家竞选学区董事会,游说立法机构,从而推动了加州民族研究的改革,“从加州民族研究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批判性种族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和社会正义理论的影响”。

所有20位民族研究课程的作者,包括原定27日出席会议的特蕾莎·蒙塔尼奥(Theresa Montaño)博士,在今年2月3日联名写公开信,要求在最终版本的《民族研究示范课程》中去掉他们的名字;同时,他们也敦促加州教育部不要屈服于白人至上主义和右翼保守派联盟的压力和影响。

吴文渊表示:“今年3月18日通过的民族研究课程没有提及这些事实,在七、八十年代作为政治难民来美的亚裔移民在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其就业人数在1980年仅为20%,2010年达到56%;接受社会援助从67%下降到12%”,移民家庭的平均收入也翻了近一番。

她指出,“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在20年内完成的。但民族研究课程将亚裔美国人在追求美国梦方面取得的成功,描述为针对亚裔人的系统性压迫;将重视教育、家庭和辛勤工作的价值观视为白人至上主义,制造亚裔美国人与其它有色人种社区的冲突。”

寻求法律援助

美国的法律禁止学校强迫儿童表达同意或坚持任何违背他们内心情绪的指令。1964年《民权法案》中至少有三项主要的联邦法规,保护学生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或国籍的区别对待、骚扰或敌对环境。

施瓦茨柴尔德说:“如果学校的做法违反了联邦和州的法律,需要承担法律责任。1972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条款同样禁止同类歧视、敌对环境和对性的攻击。”

民族研究课程应该教什么?

吴文渊说:“民族研究应该促进不同民族背景的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它应强调客观性、公民话语权和独立思考,鼓励多元文化观点。在历史方面,可以采用如来自威尔逊大学的1776年统一课程,以提供真实的、鼓舞人心的美国历史。”

舒富廷斯基表示:“我们设计和实施的课程不应该是成年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点,或提供历史上不准确的描述或出于政治动机的教师培训。人们应该考虑这些分歧对孩子的影响。孩子们的未来取决于他们学习什么、如何学习以及为什么学习,这是他们的最大利益。”

舒富廷斯基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说:“我们应该教孩子们建设性的民族研究内容和方法,首先它是包容、多样和复杂性的,而不是灌输某种政治观点;其次它不是死记硬背观点而是鼓励分析性的思考方式;第三,不能将学生身份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应该在课堂上鼓励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学生也无需为祖先的行为负责。”

舒富廷斯基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说:“我是退休海军军官的妻子、社会工作者、美国黑人、女性、宗教少数群体,我可以继续列出构成我身份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很重要。而将我的身份简化为一件事不仅不准确,而且是侮辱性的。想像一下,学生在课堂上被最小化为由其他人决定的唯一身份,它可能是荣誉或耻辱,像印在身上的可供所有人看到的‘红字’,这是CRT的偏狭。”◇

责任编辑: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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