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1月13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Parker撰文／曲志卓编译）（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忘记了城市的本质：一个商业场所。从历史上看，农民和工匠将他们的产品带到的市场。
他们厌倦了通勤，在旅行中受到威胁，在他们的摊位上方建起了住宅：这就是一个城镇的开始。工业革命促进了制造业，小镇变成了城市。那里什么都有：食物、衣服、住所、学校、教堂、商店、工厂、文化、娱乐。
家长和孩子中午回家吃饭，无需交通费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社区生活、散步和工作，这是欧洲城市的魅力。
政治上左倾的城市已经忘记了这些根源。他们对社会问题（对边缘化群体的关怀）和对生活质量问题（自行车道、公园、步行街）的关注与城市的本质背道而驰：一个商业场所。
支持商业的设施和活动，比如卡车和汽车流通、停车场、装卸区、工厂，不应该因住宅用途而受到限制。
但因为他们忘记了，左倾的城市演变成另一种东西：执法松懈、无家可归和犯罪的人道中心，它们赶走了商业。由于“人道”的左倾人士不喜欢枪支，左倾人士对警察部门的运作方式兴趣不大。在外部和内部不受监控的情况下，左倾城市吸引了好斗的人。
旧金山、纽约、洛杉矶、明尼阿波利斯是美国最左倾的城市，拥有最多的无家可归者和最糟糕的警察部门。
左倾主义者对城市的误解是他们对政府的误解的延伸。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保护而不是提供社会、政治和经济自由。左倾人士对美国市场解决方案的历史承诺没有任何信心，他们根本不明白政府、政治程序和大撒币无法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罗斯福的新政，向贫困宣战，都没有对国家的贫困率产生影响。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1964年的贫困率为15%，直到今天平均仍保持在15%。
因为左倾主义者从未正确地陈述过问题：即无家可归的人来到这里，躺下死去，所以他们从未提出明显的解决方案：无家可归者应该离开，不要停留。城市可以告诉他们，在城市郊区的闲置工厂和军事基地，有城市提供的住房、食物、衣服和医疗护理，但城市必须执行法律。
想想乔治‧凯林（George Kelling）和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的“破窗”政策（Broken Windows）。该政策认为，城市应该处理在社区引发恐惧和动荡的较轻违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会导致更大的违规行为。“一扇未修复的破窗是一个信号，表明没有人在乎”。换句话说，所有执法机构都知道，维持秩序、保护财产和预防犯罪是相辅相成的。是的，追捕醉汉、妓女、流浪汉、地铁逃票者和挡风玻璃刮刀男。
左倾人士认为这种政策是未经证实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它为警察提供借口来骚扰和逮捕轻微不当行为的人，从而导致大规模监禁和种族歧视。
但这就是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成功使纽约市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故意乱扔糖果包装纸，你就会进监狱（第一次一小时）。换句话说，这不是惩罚的严重程度，而是向公众表明，某些行为一定会受到惩罚。
朱利安尼的政策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监禁。人们不傻，他们领会了这个政策，街道干净了，犯罪停止了。
凯林和威尔逊在《道德感》（The Moral Sense）一书中写道：“人们害怕恶臭的醉汉、吵闹的少年或乞丐，这不仅仅是对不体面的行为表示厌恶，它还表达了一些传统智慧，这恰好是一个正确的总结：即严重的街头犯罪在无序行为不受控制的地区盛行。”
“实际上，不受约束的乞丐是第一扇破碎的窗户。抢劫犯和劫匪，无论是偶尔为之的还是专业的，都认为，如果他们在潜在受害者已经被普遍情况吓倒的街道上活动，他们就会减少被抓获，或者被识别的机会。”
“当你把人（警察）变成战士，进行打击犯罪的战争和打击毒品的战争时，如果他们遵守战争规则而不是维和规则，不要感到惊讶。”
当法律得不到执行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说：“一个有效的警察部门的标志是没有犯罪。而不是处理犯罪的行动，比如逮捕。”
作者简介：
大卫·帕克（David Parker）是旧金山的投资者、作家、爵士音乐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收入与财富》（Income and Wealth）和《旧金山保守派》（A San Francisco Conservative）探讨了政府、历史和经济领域的重要话题，提供了适时的历史视角。他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上。
原文“San Francisco’s Homeless, Part VI”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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