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8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林哲香港报导）首宗针对香港《港区国安法》刑期分级制的终审上诉于8月22日裁决。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吕世瑜被控“煽动分裂罪”已于2022年入狱，即使他已认罪，香港终审法院本次的裁决未让他获得“认罪扣减3分1刑期”待遇，他最终被判囚5年。
外界预计，这一判决将为香港《国安法》案件设下量刑门槛。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事件影响非常深远，法庭减刑的结果趋于不确定，等于扩大蔓延恐惧和寒蝉效应，对香港极为不利。
认罪也未获减刑
本案早前在香港区域法院审理时，原审法官胡雅文裁定案件“情节较轻”，以监禁5年半为量刑起点，计算认罪扣减后原判监3年8个月。但控方称，判刑受《港区国安法》罪行的最低刑期所限，情节严重者须“处5年以上”，最终法官改判被告监禁5年。
吕世瑜不服，就刑期提出上诉，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庭称香港本地法律必须以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与《国安法》并行，如有不一致之处，则优先采用《国安法》条文。其后吕世瑜提出终极上诉，8月22日被终审法院驳回。终院称《港区国安法》第33条不容许依赖与该条文无关的减刑因素，例如本案中的认罪。
桑普：扩大恐惧跟寒蝉效应
法律界人士、时事评论人桑普对大纪元表示，这次终审法院的判决结果非常糟糕，根本不再沿用通常“认罪会减刑三分之一”的规定，而是赋予《国安法》指定法官先决定档次、后把刑罚拉高的情况，对于香港人权有很大伤害。
案件在终院审理的其中一个争议点是，《港区国安法》第21条中，“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吕世瑜一方争议“5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否属强制性，认为“5年以上”属量刑起点，非最低刑期。
桑普指出，这个跟香港普通法原则不一样，因为中国的刑法里，很多规定都是用不同档次的刑法来做规定，比如“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用这些形容词来划分。如果这样，各级《国安法》指定法官可以恣意认定，完全没有客观标准，导致被告对预料刑期产生更高不确定性，也让外界更加质疑法官的宣判。
这次终院颁下判词称，《国安法》列明，如《国安法》与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处，则优先采用《国安法》，该原则适用于有关判刑的条文。
桑普直言，这次判决结果对未来影响一定非常深远，等于说藉由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个成文法，抄袭中共有关刑法的表述，让香港各级法院紧跟终审法院的判决。香港终审法院法官，不敢去违背《国安法》的有关规定，让中国有关法律的建构架接在香港普通法的理解里，导致非常畸形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刑法对于被告处理的刑罚幅度，等于会越来越高，每一个被告认罪所获得的减刑结果趋于不确定，等于让恐惧跟寒蝉效应扩大蔓延，对香港极为不利。”
终审法院予《国安法》迫害港人通行证
本次香港终审法院判词驳回上诉庭部分内容，包括上诉庭忽略“更生”因素；以及上诉庭称可参阅大陆法律，但终院认为只能采纳与《国安法》直接相关资料等。
桑普认为终审法院判词有一定正确性，但他指出：“终院对高等法院的小修小补都是花拳绣腿，都不堪一击。”终审法院的法官是完全按《港区国安法》的有关规定去做文义解释，根本无助于减少《国安法》对于香港人权的迫害，而且等于是给予通行证。判决亦不助于对《国安法》进行任何的违宪审查。
“等于说终审法院不从人权角度来去处理这件事，只是紧跟着极权者的鼻子来起舞，无助于现在人权被《港区国安法》打压的状况，反而是默认了其‘威力’。”
变相鼓励告密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33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它案件的”，以上三种情形犯罪行为人能减轻处罚。
桑普指出，《国安法》案件中“犯罪中止”情况少有，被告被抓后认罪也不算自首，所以法庭在变相鼓励互相揭发。
“我不会觉得会逼到大家不认罪，因认罪有可能有好处。但是现在是鼓励你去立功，就等于说你揭发他人，才能够让自己减到低于5年的刑罚，甚至是免刑，那就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告密，文革式告密文化会在香港越来越旺，会形成一个滑坡效果。”
《国安法》被判入狱的第四人
吕世瑜并非知名的民主活动人士，他是根据《港版国安法》被判入狱的第四人。吕世瑜今年26岁，是香港理工大学工程专业本科生。他在2020年9月被警方首次拘捕，原因是警察在他住处发现了一把用于自卫的胡椒球枪、一根可以伸缩的警棍、两把军刀和防护服等。2021年4月，检方指控吕世瑜在自己管理的社交平台Telegram上出售武器，并发文“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据早前报导，辩方向法庭表示，吕世瑜的中学老师评价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学生。吕世瑜在给法官的信中说，他在2019年参加的是一次合法的抗议活动，本意只是希望港人的意见能够得到尊重。在发生反送中运动时，自己作为一个有冲动、有理想的年轻人，很难置身事外，他对“香港的爱”并不亚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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