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征文选登

【母亲节征文】继母是我的良师

作者:王自勉
对我来说,继母既是母亲,也是良师,她谨守科学良心禀持科学道德的榜样,让我在人生关键处做出正确抉择。(Shutterstock/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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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康乃馨飘香怀念母亲的时节,继母如果还在世,今年恰是百岁。我的生母在我仅一岁时就因病去世,八岁那年父亲与同事宋继美结婚,让我叫“妈妈”。我叫了,却心不甘情不愿;在年少的我看来,继母是“鸠占鹊巢”,取代了生母的位置。十五岁那年我离家出走,仅在寒暑假短暂回家。然而目睹了继母顶住压力禀持科学道德,我生发出对她的由衷敬佩。

1963年,我考入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听教授讲了一则新闻:“已知人体有运动、消化、呼吸等十个系统,但如今确定了有第十一个系统,就是经络。”听到如此重大的科学成就,我们这些毛头学生十分激动。教授并非信口开河,因为1963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金凤汉长达一万六千字、题为《关于经络系统》的论文,还配发评论员文章,认为金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

金凤汉是何方神圣,让《人民日报》推崇备至?两千多年前老祖宗认为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针灸能治病,就是基于经络具有传导感应和调整虚实的功能。然而经络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金凤汉是平壤医科大学教授,宣称发现了经络的物质基础,并以自己名字命名为“凤汉小体”和“凤汉管”。朝鲜称这是“天才的划时代的发现”,可与原子弹及宇宙飞船并列为二十世纪三项最伟大的科学成就。

1964年初放寒假回家,我提及这则新闻,没想到教解剖学的父亲说从未见过“凤汉管”,教组织学的继母也说从未见过“凤汉小体”。我觉得他们太保守,连《人民日报》都肯定了,还能有错吗?见我搬出党报,他们没有再答话。

两代人的对话不了了之,金凤汉掀起的风波却让北京卫生部难堪:经络是我们老祖宗提出来的,却让朝鲜抢了先,于是下令全国医学院所都寻找“凤汉小体”。父母亲任教的辽宁中医学院自不例外,院长亲任组长;但他是“老革命”不懂学术,就请继母任副组长。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争不到的荣耀,继母却不肯担任。她说:“我从事组织学研究多年,在显微镜下看过上万张切片,从没见过凤汉小体那样的结构,这样的研究我不能参加。”院长无奈,只好让其他人先干起来。

一班人忙了几个月,制作了上千张组织切片,找到十几张貌似有“凤汉小体”。院长很高兴,但他深知这些人学术水平不如我继母,就指示:“无论如何要请宋老师鉴定,只要她点头,我明天就去卫生部报喜。”继母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片子,院长就站在后面等待她的结论。继母站起来说:“这些没有一张有凤汉小体。”院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对继母说:“宋老师你再仔细看看,他们可是忙了几个月的。”继母说﹕“不必了,我相信自己的观察。”

就这样院长没能去报喜,很是失望。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好心者劝继母下结论别斩钉截铁,要说得模棱两可些。更有人说继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竟与《人民日报》唱反调。继母却无怨无悔:“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我怎么能违背科学良心,把黑的说成白的呢?”

我当时放暑假在家,不由得为她担心。继母说,科学中的真与伪、是与非,应由科学家群体来判定,怎能由党报说了算?她问我:“你是科学生,上过科学道德课吗?”我说没有,她就给我上了一课:“科学家不仅要有做人的道德,还要有科学道德,也称科学良心,这是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品格。”她接着解释,科学道德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逐渐形成的的行为准则,要求科学家能够判断研究中的是非与善恶,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确保研究走在正确轨道上。

所幸没过多久,事实就证明继母是对的。原来,各国科学家都找不到“凤汉小体”,纷纷提出质疑。金凤汉不得不承认其伪造结果而畏罪自杀,朝鲜颜面大失,一场闹剧就此收场,参与吹捧的《人民日报》则尴尬不已。消息传来,院长感叹道﹕“幸亏宋老师把关,否则报到北京去,这笑话就闹大了。”我耳闻目睹继母秉持科学良心甘冒风险,不由得生发出对她的深深敬佩。

没想到二十年后,我也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

文革后我考取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参与一项名为“运动与体内激素关系”的研究。我负责测定生化指标,发现不少受试运动员的谷丙转氨酶偏高,正常值为四十以下,有人竟高达三百四十。更让我吃惊的是,有的女运动员喉结突出,甚至长出胡须。我听说正在给这些运动员服用某种“营养素”,就向主事者询问其化学成分。主事者说是机密不能讲,只说该“营养素”能提高运动成绩,多拿金牌为国争光;又要我只管测定生化指标,别过问其它事。

这让我想起继母讲的科学道德,服用任何药物都不得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然而从生化指标异常和女运动员男性化,我判定这讳莫如深的“营养素”,乃挂羊头卖狗肉,其实就是国际奥委会明令禁止的兴奋剂。此时的我面临两难:如果昧着良心继续参与,个人可以得些好处,但这明显是一条邪路,既违反科学道德,也违反体育道德。反之如果退出,又可能坐冷板凳,甚至被打击报复。在这两难关头,继母顶住压力不为“凤汉小体”背书的往事又浮现眼前,让我秉持科学良心,做出了不助纣为虐的抉择。所幸“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给你打开一扇窗”,我得以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步入科学研究的正途。

其实继母对经络机理是有自己见解的,不过在文革浩劫中无法开展研究。形势稍有好转,她就在1977年发表论文《肥大细胞与经络现象》,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假说,认为皮肤的肥大细胞参与经穴现象。

假说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如果肥大细胞确与经穴现象有关,那么穴位处的肥大细胞就应该比非穴位处多。然而要以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很难,因为这项实验必须在活人身体进行。可是基于科学伦理,又不能为了研究而在活体摘取组织。母亲与同事苦思冥想,终于设计出一项巧妙实验:以等待截肢的患者为实验对象,得到这些病人同意后,在患肢选取十五个穴位,由针灸师确定穴位、标记并针刺得气。实施截肢手术后,迅速取得穴位和非穴位处的皮肤及皮下组织。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穴位处的肥大细胞数量,确实显着高于临近的非穴位区。该实验为确立肥大细胞在经穴中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细胞学基础。

母亲假说的诸多细节,陆续得到中外学者证实,已有上百篇论文发表。她的开创性工作,被命名为宋氏针灸肥大细胞理论(Song’s Acupuncture Mast Cell Theory),这是首个以华人学者命名的针灸基础研究的原创理论。母亲于1987年去世,所幸她的假说终于得到证实,这是对她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

对我来说,继母既是母亲,也是良师,她谨守科学良心禀持科学道德的榜样,让我在人生关键处做出正确抉择。如今我年过古稀,对她的言传身教仍记忆犹新,故而在康乃馨飘香的时节写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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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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