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陷毒瘾、贩毒维生，到勇敢求助、重获新生，Jas Grewal历经15年的挣扎，走过成瘾的黑暗与自我救赎的漫长旅程。一场雪夜的震撼，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有天晚上，雪下得很大，我们去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只有30加元，可她想要35加元的量（毒品）。”“差了5元钱，她不停央求，想要多换一点毒品。我知道她这些钱，多半也是偷来的。”Jas Grewal说。
正当女子在车内不断哀求的时候，两个大约只有三、五岁的小孩，光着脚从雪地里跑出来，拍着车窗，大哭着找妈妈。
“那一刻，”Grewal说，“我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了。”
“我不是在这样的价值观里长大的，这不是我父母教我的做人方式。”
那一晚，Grewal意识到自己不只是个吸毒者，更是个“在喂人毒药的人”，他给那位年轻母亲的毒品，不仅会改变这个女人，更将影响她的孩子们的一生。
第二天，他走进工会办公室，第一次说出那句话：“我是个瘾君子，我需要帮助。”那一年，是2009年。
迷惘的高中毕业生
如今，Grewal是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一个成瘾者支援计划的“同侪支持员”（Peer Supporter），在列治文成瘾服务协会（Richmond Addiction Services Society，RASS）帮助有需要的人。很难想像，眼前这个说话稳重、幽默风趣的人，曾经在毒品里挣扎将近15年。
他在列治文市长大。父母于上世纪60年代从印度移民来加拿大。他的父亲在印度是兽医，母亲虽没读过很多书，但一直很努力工作。
“我的童年过得很好”，他说，“爸妈努力工作，并且重视教育。”Grewal说：“我有时候会因为得不到想要的玩具而不开心。”“我父母在教育上比较严格，他们给了我很强的价值观：努力、自立、不要惹麻烦、不要闯祸。虽然不是很宗教化，但都是很好的生活原则。”
但Grewal小时候被诊断出有阅读障碍（dyslexia），学校功课会让他感到有些吃力。高中毕业后，他找不到人生方向，做过各种零工，17、18岁时，常和一些“爱惹麻烦的朋友”混在一起，并开始接触到吸毒的人。
“我没有方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大概1995年左右，我的毒瘾开始了。因为毒品能消除我的迷失感，虽然只是让我暂时不想这些。”Grewal说。
之后，情况越来越糟，毒品开始控制他的生活，甚至必须每天使用。再之后，开始出现明显的鸦片类戒断症状：腹痛、呕吐、恶心、腹泻。“我不喜欢自己在做的事情，但又太害怕戒掉。”他说，“因为我没有自信，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
随着毒瘾加深，他无法工作，开始四处借钱。父母和朋友也发现了问题，他就对关心他的亲友说自己是“沉迷赌博”，因为在很多传统家庭里，“赌博上瘾”似乎比“吸毒”更容易被接受。
在两个世界间反复挣扎
“我过着两种人生”，Grewal说，“一个是吸毒、贩毒的生活；另一个是假装‘正常人’，上学、工作、当好人。”“这两种人生把我撕裂了。”
“2000年左右，我开始去卖毒品，赚了钱再去买毒品，形成恶性循环。”Grewal坦言：“那时我非常绝望，并且越陷越深。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持续了10年。”
Grewal的内心不断挣扎，因为他从小在传统的相对严苛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父母给他的价值观是自立、自强。“那15年，我一直在挣扎。会有一些短暂“变强”的时候，我会停用毒品，挺过戒断反应，然后能干净两、三个月，有时四、五个月。”
他也曾试着上大专，“我有去上课，也试着认真学，但我没有自信，也没有自制力，撑不下去，只读了一年就放弃。”
“我的内心不断挣扎，我想要戒毒。”Grewal这样说。
那一场雪夜 成为人生转折点
转折大概是在2009年。那一年，他找到一份仓库工会的工作，薪水还不错。他白天工作，晚上卖毒品，这样才能负担吸毒的开销。
在那个大雪的夜晚，也就是文章开头所讲述的，一个女人在车内因少了5加元而讨要更多的毒品，她的两个孩子在雪地中光着脚，哭着找妈妈。
“我突然看见：她跟我一样，是个被毒品困住的人。”Grewal说，“但她还有三个孩子，而我在喂她毒药，等于在影响她和孩子们的一生。”
“我看着那些孩子，想到父母从小教导我要善良、要帮助别人、要平等对待每个人。”Grewal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了。
第二天，Grewal找到工会代表，对他说：“我需要帮助。”原本以为对方会很震惊，但没想到，工会代表说：“我早就知道了。”并且说：“我曾经也是戒毒者，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一切。”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Grewal说道。（待续）◇
责任编辑：李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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