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吉儿‧博尔特‧泰勒博士（Jill Bolte Taylor）把整个职业生涯，都投入在研究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脑。她与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同事一同钻研思觉失调症患者的脑部，深信总有一天，科学能帮她找出这种疾病的根源。她从没想过，自己一生中最深刻的领悟，并非来自实验室，而是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她自己的大脑。
改变一生的早晨：当大脑突然“安静”下来
一切要从 1996 年 12 月的某个早晨说起。那天泰勒一醒来，左眼下方就传来一阵剧烈刺痛，像有东西硬生生钻进脑袋。她想下床，照常展开一天，以为这阵痛很快会过去。没想到身体却不听使唤，四肢又重又僵，动起来像放慢了的影片。
当她想踏上健身器材，她不可置信地盯着自己的双手：它们忽然变得像两只又大又笨拙的蹄子。一股强烈的抽离感袭来，仿佛她正从身体外面，看着自己。
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离开器材，勉强把身体拖向浴室。水一打开，她就失去了平衡，只能撑着墙壁，感觉自己正一点一点地溶解、消散。她在一场 TED 演讲中回忆：“我分不清自己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因为我手臂的原子和分子，仿佛和墙壁的原子和分子融为一体。”
就在她努力搞懂发生什么事的同时，一件更令她不安的事冒了出来：脑海彻底安静了下来。那些长年占据她思绪的念头、计划、疑问、担忧，连同翻腾的情绪，全都消失了。“一开始，发现自己置身在一片寂静的心灵里，我十分震惊。”她说。
“但紧接着，我立刻被周遭那股壮丽的能量深深吸引。由于再也分不清身体的界线，我觉得自己变得无比巨大、无限延展，仿佛和当下的一切能量合而为一。那里，很美。”
偶尔，一股强烈的念头会把她拉回现实：我是吉儿‧泰勒，我出了严重的问题，我需要帮助。但没过多久，她又会滑回那种没有时间感、近乎狂喜的状态，她形容那像走进了一处“仙境”。接下来四个小时，头痛愈来愈剧烈，她就这样在幸福与恐惧之间来回摆荡。
趁着脑袋短暂清醒的空档，她试着打电话求救。问题是，她要怎么从一叠名片里认出正确的号码？又要怎么拿起话筒、拨号，再把“我需要帮忙”说清楚？
在将近 45 分钟里，她一次次失败，只能靠一闪而过的清醒片刻苦撑，最后终于拨通了公司的电话。可是话到嘴边，吐出来的不是字句，而是一串含糊的音节、呻吟和怪声。接电话的同事察觉不对劲，立刻叫了救护车。
泰勒说，进了医院后，她反而更深地沉入那种奇妙的状态。她的身体像一大片能量场，周围的人和物在她眼里也都化成一团团能量，一起浸在浩瀚的宇宙力量里。“我的心灵自由翱翔，像一头巨鲸，悠游在寂静而幸福的海洋中。”她说。
医生诊断，她的左脑发生了一种罕见的中风。等到那天结束，她已经失去了左脑所掌管的一切功能。
“吉儿‧泰勒死了”：失去自我 换来满满的爱
她在受访时说：“我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所学的一切，也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我同时失去了‘吉儿‧泰勒’的情感记忆，再也想不起自己的人生。那一天，吉儿‧泰勒死了，我失去了属于个人的身份认同。”
接着，她语带喜悦地补充：“但我在那一天得到的，是对‘当下’的全然觉察。我对周遭的一切，涌起一种巨大而无尽的爱。”
泰勒花了八年才完全康复，重新找回认知与行动能力，也找回记忆。她在著作《我的右脑奇旅》（My Stroke of Insight）中写道，中风前的她，是个目标导向、做事有条理，却也好掌控、擅于操控他人、又爱批判的人。在情感上，她背负着一大堆童年的痛苦记忆，这些记忆常常以愤怒、嫉妒、不安、忧郁，以及对关注和肯定近乎渴求的方式爆发出来。
中风后，随着左脑关闭，这些特质——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全都被抹去了。按一般常理推断，她理应会为失去这些能力、失去自己的人生记忆而深深哀伤。她也失去了过去最重要的志向之一：在哈佛大学的学术阶梯上一路往上爬。然而，依然完好无损的右脑，对这一切毫不在意。
在右脑所形塑的全新现实里，泰勒完全活在当下，没有对过去的痛苦或懊悔，也没有对未来的恐惧或焦虑。她形容那时的自己，是一种完全由平静、爱、慈悲与喜悦组成的意识状态。
她在书中描述，重新“唤醒”左脑是一项艰钜的挑战。三年后，她才又能玩接龙；四年后，学会平稳流畅地走路；五年后，能算简单的算术；六年后，能一步跨上两级阶梯；七年后，她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教解剖学。
而到了第八年，她不再把自己看成一团流动的、纯粹的能量，重新体会到自己是一个独立、有实体的个体——“吉儿‧泰勒”。
“自我”只是大脑编的故事？一道世纪谜题
宾州斯利珀里罗克大学（Slippery Rock University）的神经心理学教授克里斯‧尼鲍尔（Chris Niebauer），花了多年时间苦苦寻找一种方法，想抵达泰勒和其他中风患者无意间“误打误撞”走进的境界：摆脱记忆、念头，以及那些在他心里盘踞已久、由痛苦、悲伤、焦虑和忧郁交织而成的情绪。
尼鲍尔在受访时说，职业生涯早期，他以为只要弄懂大脑如何运作，就能让自己从这些情绪中解脱。这个念头，促使他钻研大脑的运作机制：它如何把“我”和这具身体画上等号，又如何根据“重不重要”，去过滤来自环境中那无穷无尽的生理、社会与心理刺激。然而，他在这条路上走得愈深，似乎离目标愈远。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探索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东方的智慧。东方学问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科学很不一样。西方科学通常是先建立理论，再设计客观的实验去验证；相较之下，在东方传统里，要了解人的心智，乃至整个宇宙，靠的是安静地向内观照。
尼鲍尔解释：“东方思想最核心的洞见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其实更接近一个虚构的角色，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从小在脑海里形成的那些概念和故事，并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后来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问题在于：要怎么触及藏在这些东西底下、那个“真正的自己”？
随着核磁共振造影（MRI）、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等脑部造影技术问世，研究人员试着用科学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一条研究路线，是把左右两个脑半球分开来看——而这，正是泰勒亲身经历过的处境。
尼鲍尔解释：“他们发现，‘我’这种感觉，是由左脑建构出来的，而掌管语言的中枢也正好在左脑。有一系列设计巧妙的实验，对象是接受过‘裂脑手术’（切断左右脑连结）的癫痫患者。”
手术之后，科学家对患者的右脑下达指令，例如要他们站起来、或举起手，患者也照做了。而被“切断”、和右脑失去联系的左脑，根本不晓得这个动作为什么会发生，只知道它确实发生了。
尼鲍尔说：“当研究人员问患者，为什么要站起来、或举起手，左脑会立刻编出一套说法。他们可能会说‘我的脚麻了’，或是‘我需要伸展一下’，而且深信自己说的就是事实。这透露出一个线索：左脑会替周遭发生的一切编造故事，并且坚持每件事都有明确的答案。而‘自我’，正是其中一个被编出来的故事。”
不过，尼鲍尔说，科学家始终没能在大脑里找到那个真正的“自我”。“他们从来没找到。从 1960、70 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神经科学家。”
大脑里的四种“我”
故事说到这里，泰勒再次登场，她希望自己这段罕见的经历，能为这个领域带来新的启发。她说，康复期间，身为神经科学家的她，最主要的动力，就是把自己亲眼“见证”到的一切保存、记录下来。
“直觉的我”：她生动地记得，中风后右脑是如何运作的：“我没有文字、也没有语言，只能用画面思考。我感觉不到时间的先后，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这一刻。我看得见整体的大局，却无法聚焦在细节上。我注意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似，而不是差异；对眼前的一切没有任何评断，只是单纯地接受。”她把这种思考模式称为“第一型人格”。
“温暖的我”：她接着说：“当我和左脑断了连结时，我也变得更友善、更信任他人、更有同理心，对身边的人充满了无条件的爱。这是我右脑的情感面，我把它叫做‘第二型人格’。”
“分析的我”：等到左脑终于恢复完整功能，她过去的思考惯性也跟着回来了。“我重新变得理性，开始用文字思考，把注意力放在过去和未来，并且不断寻找事物之间的差异，也重新有了自我意识。我把这种思考模式称为‘第三型人格’。”
“防卫的我”：她也发现了左脑的情感面，“我变得自私、好强、多疑，虽然仍然能够去爱，但那份爱是有条件的。我把它称为‘第四型人格’。”
泰勒认为，我们可以透过向内观察来训练自己，去辨认这四种“人格”，并随时看出当下是哪一种在主导。一旦摸清它们各自的思考模式和情绪反应，我们就能在不同情境下，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想成为哪一种人格。“任何人都做得到。”她说，“你并不需要真的中风一场。”
90 秒法则 帮你摆脱坏情绪
问：这在实际生活中怎么运作？
答：想像有位同事严厉批评我的工作。这时，“第四型人格”——也就是我左脑的情感面——会自动跳出来。如果我放任它主导，把它当成“真正的我”，我就会变得防卫、受伤、带着攻击性，既没安全感又易怒。但如果我从神经科学家的角度提醒自己：这不过是一群神经元同时放电而已，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与那些情绪相关的化学物质，大约在 90 秒内就会慢慢从血液中代谢、退去；就神经运作来看，这股情绪的浪潮其实过得很快。我把这称为“90 秒法则”。（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泰勒以自身经验为基础提出的观察，不同人、不同情绪的实际感受未必相同。）
问：所以你是在想像大脑里正在发生的事？
答：是的。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继续抓着那些情绪不放。那样的话，我就会一再启动同一条神经回路。但只要我不这么做，或者不再紧抓着那些难受的感觉，我就能把其他“人格”也请进来对话。我可以选择变得理性，也可以选择用同理心去回应。
问：这是不是表示，只要了解大脑如何运作，我们就能掌控这些“人格”？
答：不容易，但做得到。这其实是一种“生理层面的选择”，决定在某个当下，要启动哪一条脑神经回路。一条回路用得愈频繁，它就愈强壮，下次也愈容易回到那个状态。这既是我在科学上的理解，也是我亲身的体会。这就像学钢琴：一开始，你得真心想弹；刚起步时动作生硬、缓慢又笨拙，但练久了就会愈来愈流畅。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可以选择要想什么念头、要有什么情绪，而不是反过来被它们牵着走。
问：那为什么我们多数人，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答：在西方文化里，这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几乎都活在左脑的世界——重分析、追求成就、又爱竞争。中风之前的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们的教育体制也在强化这一点，常常把美术、音乐这些能滋养右脑的科目给删掉。
不过她也提到，如今有许多人开始练习正念、静坐冥想，或是用心祈祷。她说：“这些方法都能让我们更靠近自己内在最神圣的那一部分，或是连结上某种远比我们宏大的存在——而我们，不过是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忙碌奔走的渺小生命。”
尼鲍尔也有同感。他认为，西方文化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太过倚赖分析与科学式的思考，又执著地相信这种思考能解决所有问题。“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运作的。”他说。
尼鲍尔补充，当我们真的能像泰勒所说的那样，把不同“人格”区分开来，那种感觉打个比方，就像把插头从插座上拔掉一样。“我第一次这样练习时，感到痛苦和焦虑一下子大幅减轻。”他说。
当我们愈接近他所说的“纯粹的觉知”状态，做决定，包括道德上的判断，往往会变得更容易。他说：“这听起来也许有点矛盾，但我们愈是不把自己等同于那些念头，只是安静地在一旁观察它们，思绪反而会愈清晰。最好的决定，往往来自内心的平静。”
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正赶着去开一场重要的会议，却在路上塞车。导航 App 预估我们会迟到十分钟。这时，脑袋立刻开始编故事：老板会生气、这下整个案子要砸了、我的信用要毁了。当我们相信这些故事、又把自己跟它们绑在一起，一波压力和焦虑就跟着袭来。但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说不定老板自己也卡在车阵里，到得比我们还晚。他说，我们对未来的种种想像，常常只是在替自己制造不必要的痛苦。
他的结语：“我的结论是，大脑是一个出色的工具，只要我们使用它，而不是让它使用我们。”
原文 The Neuroscientist Who Found the Complete 'I' in Her Brain After Suffering a Stroke 刊于《大纪元》以色列版深度报导，后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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