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8日，流亡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年）在哈佛大学一场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讲话引发轩然大波，即使在今天，恐怕也会招致同样的批评。
这篇后来命名为“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的演讲，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比一般的毕业典礼演讲长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内容较长，还因为索尔仁尼琴是用俄语演讲，并由翻译伊琳娜‧伊洛瓦伊斯卡娅-阿尔贝蒂（Irina Ilovaiskaya-Alberti）进行即时口译。
然而，真正引起听众和评论家们强烈反弹的并非演讲的长度，而是其内容本身。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抨击苏联，也没有赞扬美国给予他的自由，而是对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都猛烈开火。他斥责西方及其领导人和公民“软弱又懦弱”，沦为一个道德沦丧、墨守成规的社会，一个公民只求自由却不愿承担责任的社会，一个媒体报导耸人听闻、草率敷衍的社会，一个意志消沉、拥抱世俗人文主义、最终腐蚀了自身灵魂的社会。
假使对这番批评表示震惊的评论家们读过索尔仁尼琴此前六年发表的演讲，如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美国友谊勋章的获奖感言，及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专访，他们或许本该预料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围绕共同主题的演讲集
《我们已看不到生命的意义》（We Have Ceased to See the Purpose，暂译）由索尔仁尼琴的次子伊格纳特（Ignat）编辑、圣母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收录了索尔仁尼琴1972至1997年间的十篇演讲。这本文集篇幅不长，部分原因是索尔仁尼琴认为作家应该花时间于写作，而不是浪费在演讲的准备上。
如果我们通读这些演讲，会发现哈佛大学的演讲并非只是一记警示。其中的主题贯穿了索尔仁尼琴的所有演讲。他显然希望向现代世界传达某种讯息。虽然不同的演讲侧重于不同的议题，例如大不列颠的衰落，或是向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地区的抵抗致敬，但索尔仁尼琴所关注的某些主题始终贯穿其中。
在探讨其中三个主题之前，我们应该谨记“非此即彼”的谬误──这种错误的二分法只呈现两种选择。索尔仁尼琴在哈佛的演讲冒犯了一些人，或许他们的不满不无道理，认为这是对庇护他的东道国的不敬。然而，有些人则陷入了典型的非此即彼的错误观念：苏联不好，美国好。
“不”，索尔仁尼琴说，还有第三条道路、一个更好的选择。西方的物质主义和共产主义苏联的物质主义都是死胡同，忽略了美德和人类对精神的深切渴望。正如他在哈佛演讲中所说：
“（我们的任务）不是沉溺于日常生活，也不是寻找获取物质财富的最佳途径并贪婪地消费它们，而是承担起永恒而认真的责任，使人的一生首先成为一场道德提升的体验──在离开人世时，成为一个比出生时更好的人。”
索尔仁尼琴说，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实现这种升华，人类就能“超越物质主义的世界洪流”。
这是我们在此探讨的三大主题中的第一个，也是人们因追求物质财富而忽略精神和人性价值与美德的主要原因。
“人已然忘却神”
1983年，索尔仁尼琴在伦敦发表了坦普尔顿讲座（Templeton Lecture），并因此获得了坦普尔顿宗教进步奖。考虑到这位作家对信仰的保守态度，这个奖项名称颇具讽刺意味。他以这样一段话开篇：“半个多世纪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听到几位长者这样解释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灾难：‘人们已经忘却了神（Men have forgotten God），这就是发生这一切的原因。’”
在这次讲座中，索尔仁尼琴简要回顾了苏共统治下宗教迫害的历史，以及许多因拒绝放弃信仰而殉道的人们。如同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一样，他随后将目光转向了欧洲和北美：
“在数十年的逐步侵蚀下，西方社会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人们已悄然不再视之为比‘追求幸福’更为崇高……善与恶的概念已遭嘲讽数个世纪、排除在日常用语之外，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仅具短暂价值的政治或阶级分类。”
在这里，如同在其它演讲中一样，索尔仁尼琴也谈到了丧失信仰对艺术的危害：“在东方，艺术的衰落是因为它被摧毁和践踏；而在西方，艺术的衰落是自愿的，是陷入一种矫揉造作、故作姿态的追求，艺术家不再致力展现神圣，而是试图以自己取代上帝。”
他在1993年于列支敦士登获授荣誉博士学位。在现场演讲中，这位作家指出了科技的双刃剑性质：“诚然，科技的馈赠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也奴役了我们……一切都在为物质而奋斗；但内心深处的声音却隐隐提醒我们，我们失去了一些纯粹、高尚而又脆弱的东西。我们已看不到生命的意义。”
随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让我们承认吧，即使只是低声私语、只对自己说：在这飞速奔忙的生活中──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
颓废
与这种普遍“失忆”密切相关的，是索尔仁尼琴对颓废的看法。
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他只用过一次这个词，用来描述一种注重法律的文化，与基于真理和道德的文化作对比：
“社会似乎几乎没有办法抵御人类颓废的深渊……比如充斥着色情、犯罪和恐怖的电影。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自由的一部分，理论上，年轻人可以选择不看、不接受，以此来抗衡这种自由。”
在别的演讲中，他更直接地谈到了现代人的颓废──人们不断追求自由、享乐和安逸，却逃避责任。1976年在伦敦演讲时，他说：“如今的欧洲又如何呢？它不过是一堆纸板搭建的舞台布景，彼此讨价还价，看谁能在国防上省下更多钱，好让其他人享受更舒适的生活。”
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通常能驾驭自己的文笔与情感，但在《自由的浅薄》（The Shallowing of Freedom）一文中，他的措辞却异常尖锐，谴责了不受约束的自由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自由！──让出版商和电影制片人用堕落的污秽毒害年轻一代。自由！──让青少年沉迷于休闲及享乐，而不是致力于学习及道德提升。”
遭到忽视或遗忘的历史与深层文化
索尔仁尼琴经常在演讲中提及历史，尤其是20世纪，他认为20世纪“比以往任何世纪都更加残酷”。例如，他谈及二战后盟军残酷地强迫遣返俄罗斯公民及士兵，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最终不是受死，就是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他指出，多年以后，西方媒体仍然掩盖了这段历史。
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他亦强调了年轻人对历史和政治的无知：“年轻人竟把中国红卫兵的那种批斗，欣然奉为榜样。这是对亘古不变的人性多么肤浅的无知，这是未经世事的心灵多么幼稚的盲信！”
在1997年于莫斯科发表的题为“文化的衰落”（The Depletion of Culture）的演讲中，索尔仁尼琴回顾了25年前诺贝尔奖获奖辞的主题。尽管他是在俄罗斯科学院演讲，但其核心观点仍具有普世意义。他认为，“历史进程的实质不在于其展现的表面，而在于精神的深处”，并且“只有当道德土壤得以复兴，文化才能再次向我们敞开其纯粹的深邃怀抱”。
他警告说，在道德复兴发生之前，“我们民族的存亡将取决于在黑暗时期坚持下去的那些人……他们致力于保护我们免于毁灭，提升、强化并且发展我们心灵和灵魂的内在生命──即文化。”
比以往更具现实意义
如今，即使只是粗略地审视一下索尔仁尼琴的演讲，也会发现其内容和建议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甚至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改写人名和日期，改变情境，我们便会发现，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自身，正遭受着他半个世纪前所描述的那种风雨的侵袭。
我们当中若有人仍能从他的演讲中汲取智慧和指引，这本身就是对他远见卓识的致敬。索尔仁尼琴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当今贫瘠且往往粗鄙的文化的领悟。说来也怪，这种领悟带来了希望。我们或许无法平息周围的风暴，但我们可以游向他所指引的真、善、美的彼岸。如此，我们才能成为更完整的人。
我们可以与“在黑暗时期坚持下去的那些人”同行。◇
原文“Seer and Sage: The Speeches of Aleksandr Solzhenitsyn”刊载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杰夫‧米尼克（Jeff Minick）育有四个孩子，孙辈成群。20年来，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Asheville）市为“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的学生研讨会教授历史、文学和拉丁语等课程。他著有两部小说《阿曼达‧贝尔》（Amanda Bell, 2013年）和《翅膀上的尘埃》（Dust on Their Wings, 2015年），以及两部非小说类作品《边走边学》（Learning as I Go, 2013年）和《电影塑造人格》（Movies Make the Man, 2016年）。他目前在弗吉尼亚州的弗兰特罗亚尔市（Front Royal）生活和写作。
责任编辑：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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