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56年，北京昌平大峪山下，明朝万历皇帝的棺盖被考古人员缓缓抬起，一顶纯金打成的皇帝金冠展现在众人面前——这是迄今考古发掘所得唯一一顶纯金皇冠。
然而，再美的金冠，也无法弥补中华考古史上唯一一次主动发掘帝王陵墓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事。
三百年来第一道光
1956年初夏，北京十三陵的陵山深处，一阵清脆的铁锹碰撞声打破了数百年的沉寂。发掘定陵的考古队来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前。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寝。神宗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生前就为自己营建陵墓，地宫与主要陵寝建筑历时六年完成，耗银800万两，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的田赋收入。
倡议发掘明陵的，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与郭沫若等人，两人都是新政府的时下红人。他们最初瞄准的并非定陵，而是规模更大的长陵——明成祖朱棣的陵寝。长陵地宫深藏，一时无从措手，众人便决定先拿定陵试掘，权当长陵的一场预演。
然而，要在偌大的陵园里寻找地宫入口，无异于大海捞针。考古队雇用大量民工，耗费一年多的时间，在陵园内的明楼旁挖了三条约27米深，近百米的探沟，还是没找到突破口。
转机归功于一个梦境。就在考古人员折腾了一年还找不到地宫大门的关键时刻，一位考古队员做了一个梦，梦境指向一个很不显眼的隐秘之处。考古队半信半疑，但实在苦于没有其它良策，也只能朝梦中所指方向挖掘试试看。
但很快，奇迹出现了：不到一个小时，在深达二十余米的地下探沟内的一角，一块不起眼的小石碑被挖了出来。这是明代修陵工匠当年偷偷埋藏的，又称“指路石”， 碑上刻着一行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考古人员按照这块“指路石”向前发掘，果然很快找到了地下宫殿入口。
门后的那根“自来石”
穿过金刚墙，洞内是一道汉白玉石门。门扇紧闭，从门缝望进去，一根石柱斜斜顶在门后，死死抵住两扇门扉。这就是古代陵墓著名的机关——“自来石”。
它的巧处全在重力。闭宫时，工匠先在门内地面凿出浅槽，石门将合未合之际，人在门外把这根石柱送进去，柱脚落入槽中，柱身顺势倾斜，上端恰好卡进门背预留的凸榫。两扇门一旦合拢，石柱便牢牢顶死，从外面再难推开。设计的本意，是要让地宫就此长闭，不容后人再入。
硬撬必伤石门。僵持之际，有人记起古籍中提到的一种旧法——“拐钉钥匙”。做法是取一根粗铁丝，弯成套环，自门缝伸入，套住自来石的上端，再向内用力，一点点把斜顶的石柱扶正、抬离凸榫。石柱渐渐立起，与地面成直角，门后的死锁松开，尘封的地宫之门，终于在众人合力下缓缓开启。
玄宫深处
地宫深埋地下二十余米，由前、中、后及左、右五座殿堂连缀而成，全用青白石起券砌成，不见一梁一柱，历数百年而拱顶不塌。这样一座地下宫殿，当年是如何在无现代机械条件下凿建、封合的，本身就是一桩工程奇迹。
后殿是玄宫最深处。巨大的汉白玉棺床上，并列三具朱漆棺椁，中为万历，左右为两位皇后。孝靖皇后原葬他处，她是明光宗的生母，生前不受宠；光宗即位仅一月余即崩，未及尊崇，直到其孙明熹宗即位，才追尊她为皇太后并迁葬定陵。
绝世金冠
随葬的冠帽共有七顶，六冠一盔。那顶金丝翼善冠盛于一只圆木盒中，置于帝身旁侧，想来是生前朝会常服所用之物，依“事死如事生”的礼制随葬入陵。
明代一般官僚的常服是圆领袍搭配平展翅的襆头，俗称乌纱帽，但皇帝与亲王所戴的则是两翅向上折的冠帽，称为“翼善冠”。
为什么叫“翼善冠”呢？其一是因帽子的两侧伸出两片上翘的“翼”，宛如展翅；其二，“翼”又有“辅助、扶持”之意，“善”则是善德、善行。“翼善”加起来就是“辅佐善德”“助长德行”的意思——此名称既有造型，也有寓意，可谓一语双关。
翼善冠最著名的例子，正是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那顶金丝翼善冠。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重新制定冠服制度，把翼善冠作为皇帝日常视朝的重要礼冠之一。直到后来清朝建立，满族改用自己的冠服制度，翼善冠便退出了历史舞台——真是一朝君臣一朝服饰啊。
而定陵出土的这顶金丝翼善冠之所以珍贵无比，是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唯一一顶由纯金打造的皇帝冠帽——金冠通高24厘米，重826克，全部由纯金制成。
最见功夫的是帽壳。工匠用一种叫“编灯笼空儿”的手法，取518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比发丝还细——自上而下手工编结成型。网眼疏密匀整，通身找不出一个接头、一根断丝，薄透如纱。
金冠后山立着二龙戏珠。两条金龙张口相向，中间捧一颗火珠，龙身、龙首、龙爪、背鳍都是分件制成，再焊接组装。单是龙鳞，就用去约8400片金片，一片片弯折焊缀而成。焊接最考火候，稍过则熔，稍欠则脱，全凭匠人多年积累的手感拿捏。这样一顶冠，究竟耗去多少工时，已难计量。
金子的可贵，在此不只是贵重，更在稳定，其化学性质极为稳定，在阴冷潮湿的地宫里沉睡三百余年，出土时仍不见一丝锈斑，金光如新。
大明百工
定陵地宫出土器物三千余件，件件都在无言诉说晚明工艺之精。孝端皇后的凤冠上，龙凤并饰，嵌各色宝石逾百颗，缀珍珠数千粒，又用点翠之法——取翠鸟背羽一片片贴饰于金地——历数百年仍见那一抹幽蓝翠色，不曾褪去。
随葬品中还有多条玉带。明代服制对带饰等级规定极严，玉带是身份与品秩的直接标识。说到晚明治玉，便绕不开一个人的名字——苏州的陆子冈。
陆子冈是活跃于嘉靖、万历年间的苏州玉工，在苏州开设玉坊，琢玉之技冠绝一时。他首创诗书画印入玉的“子冈牌”，又擅平面减地的刀法，作品“空、飘、细”兼具，一改当时玉器的板滞。在匠户地位低微的年代，他竟能深受士大夫阶层推崇，作品落上自己的名款，被文人视为上宾，实属罕见。
民间相传，皇帝曾下令让陆子冈为其雕刻一件玉水注，并严令“不许落款”（因为皇家御用之物不可留有工匠贱名）。陆子冈接旨后，还是凭借神乎其技的手艺，在玉器壶嘴内部的暗沟里，用极其微小的阴刻手法隐蔽地刻下了“子冈制”三个字。
从万历皇帝头上那顶由518根金丝编织的皇冠，到江南民间大师的玉雕，明代的工艺美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
掘后余思
定陵的发掘，是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史上最受瞩目的事件之一。它第一次让世人看清了明代帝陵的地宫规制、丧葬礼仪与宫廷器用。
然而，代价也是惨重的。当年文物保护的技术远不及发掘的热情，地宫一开，内外空气对流，大量织锦、木俑接触外界后迅即氧化、脆裂、变形，昔日的鲜丽转眼成灰，许多再难复原。
更令人痛惜的是，帝后的棺椁与部分遗存，在其后的动荡年月中散失、损毁，一代帝王的身后之物竟至难以周全。
这场发掘留下的教训，沉重而清晰，直接促成了此后中国考古界的一条共识：除非陵墓已遭破坏、不得不抢救，否则不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地下的，就让它安于地下。考古之为学，重在守护，而非猎奇——这一课，是定陵用无可挽回的损失换来的。
结语
如今走进定陵博物馆，隔着展柜的玻璃，仍能看见那顶金丝翼善冠。灯光落在518根金丝上，二龙依旧昂首，火珠依旧悬在中央。
三百多年前，一群不曾留下姓名的工匠，把黄金抽成发丝，一根根织成了它。三百多年后，它静静卧在柜中，替那些没有名字的人，接受着一代代观者的注目。
直到今天，即使借助现代精密机械，也极难完全复制这顶金冠全部的手工编结工艺。它不只是万历皇帝的皇冠，也是明代百工技艺最灿烂的集体结晶。＠＊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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