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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易：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能拯救中国消费吗？

2024年6月3日，北京一个商场内的售货员等待顾客，没事查看手机。(Adek Berry/AFP via Getty Images)

2026-08-1016:26 中港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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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6年08月09日讯】2026年7月13日，中共国务院对外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这一打破常规的时间点十分反常，以往各领域的专项规划通常要在纲要出台后的一年甚至更久才会陆续出台，而这份民生消费规划在7月中旬就被正式批复，甚至跑到了绝大多数产业专项规划之前，充分反映出当局试图通过“提振消费”来稳定国内经济的紧迫感。

在官方叙事中，此次规划被视为破解“供强需弱”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旨在改变长期依赖投资与出口的路径，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规划中给了一个规模量化目标，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然而，对于提升消费率的具体量化数字目标，却通篇都没有提及。

根据中共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仅约40%左右，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OECD国家等）50%—70%的水平，也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约48%左右）；而同期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占GDP比重达38.9%，高于全球约22.5%的平均水平，中国经济“重投资、轻消费”的特征明显。

国内消费现状

2026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8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为8.68万亿元，同比下降1%；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为8,328亿元，同比增长1.8%。剔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也只有2.8%，社零增速低迷印证了中国经济“重投资、轻消费”的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社零增速远低于名义GDP增速（约5.3%）和实际GDP增速（4.7%），考虑到上半年CPI同比上涨约1.0%，实际消费增速接近零。社零通常被视为观察居民消费的重要指标，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算上中国新年、五一“黄金周”和618电商大促，居民上半年的消费支出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没有增长，消费意愿和能力明显不足。

再看细分项，1—6月，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超市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6%、3.8%；而专业店、百货店、品牌专卖店零售额分别下降1.5%、2.1%、8.7%。这种明显的分化表明居民支出更趋理性、防御性强，优先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对大额耐用品和可选型消费保持观望，这与收入预期、就业压力、房地产调整后的财富效应减弱因素密切相关。

实体商业仍在经历深度调整，传统商场客流恢复有限，大型百货和品牌专卖店作为可选消费、大额消费的主要载体，受居民谨慎情绪影响最直接。实体店不行了，电商怎么样呢？数据显示，在网上商品零售额中，吃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6.8%、6.2%、1.3%。这意味着电商更多作为线上渠道起分流作用，居民消费重点仍是“控制支出、保障基本生活”。

今年上半年，国内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纷纷淡化、不再对外公布具体GMV（商品交易总额）数字和预设目标。通过第三方机构、财报营收和订单数据推算，淘天集团、京东、拼多多GMV增速均维持在个位数。虽然抖音电商的GMV增速在所有大厂中处于领先位置，但仍低于预期增速目标，表明了流量红利减弱下内容电商也呈现出放缓趋势。

根据星图数据的披露，2026年“618”电商节期间，涵盖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等在内的综合电商平台合计实现GMV约为8,636亿元，同比增长仅0.9%。618电商节是中国仅次于双十一的第二大网络购物盛会，其低增速反映出不但线下实体店消费疲弱，就连中国消费中表现相对较好的线上渠道，也已经明显开始降速。

中共的政策支持仍然集中在供给端

我们来看看这个十五五规划到底说了些什么。众所周知，如果想让居民扩大消费支出，必须要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手里有更多的收入；二、心里有更好的未来收入预期；三、有更有力的社会保障兜底。换句话说，缺钱缺信心才是阻碍消费的根本原因，想要扩大消费，就需要更稳健的就业环境、更健康的工资增长，以及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稳定。

规划主要内容有六个部分，分别是服务消费提质、商品消费升级、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和完善消费制度。这份规划虽然打着扩大消费的名义，但是却对需求端关注偏低，只有一个部分提及，政策支持仍然集中在供给端。在全文中，供给这个词总共出现了30次，而需求只出现了9次。

供给端的内容是规划中写得最多最详细的部分。在服务消费方面，要求生活服务消费覆盖餐饮、家政、养老和托育等日常需求，文旅体育侧重精神享受与体验经济，教育培训从学科类转向职业技能与终身学习。在商品消费方面，无论住房、汽车、家电、家居等传统商品，还是农产品、食品、服装、日用百货等基础商品，都要求通过品质提升来满足居民的需求。

而在消费新业态方面，要求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首发经济、体验式消费和入境消费，包括人工智能终端、虚拟现实场景、沉浸式商圈、潮玩动漫以及离境退税便利化等。在环境和制度方面，则要求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提高质量标准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试图通过汽车限购、公积金、演艺审批以及财政金融支持等措施降低消费障碍。

规划把所有能想到的消费场景都梳理了一遍，要把供给端潜力全释放出来，通过丰富供给、提升品质和优化环境来带动居民消费增长。而这些消费场景解决的是有了钱去哪里花、怎么花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怎么才能够有钱花这个核心问题。当局似乎仍认为，居民不消费不是没需求，更不是没钱，而是没有丰富、高质量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来满足大家的消费需求。

再来看需求端的内容。在这份规划中，就业和收入排在相对靠后的位置，这意味着当局没有把提高居民实际购买力作为扩大消费的首要抓手。在如何真正提升老百姓消费能力方面，文件还是以口号为主，缺乏具体、可量化的执行措施，这与中共在2025年3月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和2026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并无新意。

中共政策背后存在结构性目标冲突

过去近二十年，中共在消费拉动经济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至2015年。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政策文件包括中共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以及多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民生改善与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出口遭受严重冲击。中共迅速推出4万亿大基建投资计划，同时把拉动经济的目光投向民间。这些政府性资金与社会带动的绝大部分投资，都投向了铁路、公路、机场、重大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等领域。也就是说，政策文件虽然强调“扩大消费”，但实际运行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

第二阶段是2016年至2021年，标志性文件包括中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这一时期，基建投资边际效应下降，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问题逐渐显现，依靠传统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共虽嘴上强调“消费升级”“高品质生活”等概念，实际上却将商品房作为最重要的大宗消费。当局通过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等政策，推动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加速居民加杠杆和房价上涨，提前透支居民未来收入来维持经济增长。

第三阶段是2022年至今。标志性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共国务院和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促消费20条”），以及此次中共国务院打破常规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

而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居民部门从加杠杆转向去杠杆，外部需求和出口增长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同时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持续积累。过去依靠房地产、基建投资和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当局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居民消费上，试图通过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来救经济。

然而，政策背后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目标冲突。比如，规划提出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但在现实中，为了控制和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和财政压力，央行强行降低基准利率，低利率环境压低了银行存款和低风险资产的收益率。对于大量依赖存款利息和稳健型投资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居民而言，实际收益空间因此受到挤压。

当局一方面希望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较低的融资成本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两种政策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同样的矛盾也体现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规划强调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但税务部门为了填补养老金现收现付的巨大缺口，正对企业展开严厉的社保基数合规稽查。

这导致员工到手可支配收入减少和企业用工成本显著上升。企业被迫采取降薪或裁员等方式消化，最终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就业预期。也就是说，当局一边希望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边又需要通过强化税费和社保征缴来缓解财政和社会保障压力，这种政策之间的相互抵消，正是当前扩大消费面临的制度性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