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4日讯】
自由时报记者王瑞德╱专题报导
电影中，特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杀手开枪的一刹那，冲到总统身前以血肉之躯挡下刺客的子弹。
可歌可泣的特勤人员，平常生活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神经紧绷之中，一旦出状况，别说是升官，可能连命都不保。
身为特勤人员，必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不仅随身携带防弹皮包，一旦枪声大作，还得有做“人肉盾牌”挡子弹“护驾”的勇气。
蒋介石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特勤人员以宪兵为主，晚年士林总统官邸才加入警察人员，当时骑乘重型机车的警察，奉令不准接近“老总统”座车，仅能跟随在前导车后方轮胎旁，其任务之一，竟然是负责必要时“撞车”、“撞人”，以清除“路障”。
一名曾加入蒋介石特勤行列的资深刑事小队长回忆道，有一次他骑乘警用机车出勤，没想到无线电耳机竟传来特勤长官的命令，必须骑机车冲撞左前方突然出现的一名骑着脚踏车老人。
小队长内心挣扎，于心不忍，最后自行决定加速向前拦下老人，而未依上级指示“撞人”，事后，即因未奉令行事，“自请”调离官邸。
另一名特勤员警，则是在特勤途中，因车队前突然冲出一部金龟车，上级同样指示“撞车”，他奋不顾身骑车撞上对方，但对方是铁包肉，他却是肉包铁，当场警用机车翻覆，转了两圈，他应声倒地不起，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下令调度全台湾最优秀的医生急救。
经过检查，这名员警命大，仅受轻伤，住院两天内，收到上级发下的“红包”，还破格晋升小队长；据说，红包的金额足以购买当时的两栋楼房。
从戒严时期的“两蒋时代”，到“民主先生”李登辉，特勤过程的演变为台湾的民主化做了最佳见证。
过去为了保护“领袖”，执行特勤时，必须事先掌控沿途所有制高点，警方配合手持无线电的便衣宪兵清理沿途十字路口，当时因蒋介石所住的士林官邸，和蒋经国的七海官邸，进出总统府都须经过中山北路，故整条中山北路都是禁区，各单位带枪进入这条路都得事先报备获准，否则一律缴械办人，还得写“自白书”交代思想。
戒严时期，特勤警卫时，通行方向的中山北路整条封闭，不仅快、慢车道全部管制，连中山北路沿线的大楼玻璃，在特勤车队等候经过时一律禁止“开窗”，以免遭狙击暗杀。
前总统李登辉就任后，为了便民而放宽规定，完全不管制慢车道，至于快车道，则运用手动操控红绿灯的技巧，使特勤车辆前后不致出现“闲杂人等”即可；从特勤警卫的交通管制，就可看出台湾民主进步的分水岭。
历任总统中，特勤人员最头痛的，便是蒋经国。
他的作风往往不按牌理出牌，事先完全不告知特勤人员去处，官邸的军、宪、警特勤人员个个战战兢兢；一名老刑警回忆，当时往往晚上睡觉或平常休息时，连皮带都不敢解开，以免特勤铃声一响来不及上车，有时因不知目的地，事后才知道要过夜，内衣裤一穿就是两天。
当时有一名负责为侍卫长开车的员警，因临时尿急，抽空到厕所“解放”，没想到蒋经国突然送外宾出门后，立刻决定外出，结果侍卫长因司机不在遭“放鸽子”，这名员警事后立刻被撤换。
而以往警用通讯不像现今般畅通，蒋经国每星期固定前往圆山饭店理发，辖区中山分局员警几乎天天都是“中卫区”勤务，为免总统突然光临，分局员警干脆“数日子”，每当理发时间接近时，就主动派出大批员警前往圆山饭店周边“守候”，以免临时措手不及；但也非万无一失，有时蒋经国临时将理发师叫进官邸，但外界不知情，守候等他去圆山饭店理发的警方，也不敢撤，就痴痴守候超过一星期。
近来有不少政治人物，老是拿总统出巡时大批警方特勤“浪费”国家资源来大作文章，其实两蒋时代，负责外围中卫区的宪警人员最辛苦，因为只要特勤路线一经过，未接获通知一律不得撤岗，往往为此就在街头苦苦等候一整天，反观今日，特勤车队一通过，军宪警就可撤岗休息。这个小小的差别，就是戒严与民主的差别。
许多人不知道，特种勤务一旦下达，辖区警察分局必须准备一部ＢＭＷ轿车，停放在距特勤中卫区最近的巷道内，车上备有司机，警方私下称为“逃命车”；这是以防万一的最后保险，一旦发生状况，特勤人员来不及搭上原先车队离开，可以就近利用这辆“逃命车”迅速脱离现场。
过去总统的黑头车，大多采用凯迪拉克大轿车，为求安全起见，不仅车身是钢板打造，重量是一般车辆的数倍，而且全部加装防弹玻璃，还有热心的华侨主动捐献总统座车，一直到现在，还有几部陈列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内供人凭吊。
蒋介石酷爱凯迪拉克，前导车则是雪芙兰；生性节俭的蒋经国，则使用中古别克，因他坚持不换新车，特勤单位只好另外购买一部同款别克以“鱼目混珠”，避免总统座车太容易被辨认，而蒋经国特勤车队的最后一部车是吉普车，专门负责搭载侍卫长。
戒严时期的特种勤务，在“伴君如伴虎”的前提下，虽然可能是最佳的升官捷径，但一不小心，也可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曾经差一点“出生入死”，亲身经历特勤惊心动魄的邱姓高阶警官，回忆起刚毕业时的一件往事，至今仍然余悸犹存。
邱姓警官说，某一天夜里，刚毕业不久奉命分发担任交通分队长的他，正和同事在部队里泡茶聊天，突然间接获来自官邸的电话，紧急通知总统车队已经朝淡水方向出发。
由于，这时间大伙儿都在睡觉，眼看来不及通知其他同事着装，他只得和另一位资深小队长立刻出发，并由驾驶技术高超的他负责开车，火速飞车追向总统车队。
邱警官一路鸣着警笛，以时速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台北市街头疾驶，十几分钟后，眼前出现总统的黑头车车队，为了赶到车队前担任前导车，当时年轻充满热情的邱警官，想都没想，立刻从车后超车，想绕到车前担任前导工作。
没想到警车才刚刚靠近，第三部黑头车两旁的黑色车窗突然降下，令邱警官不敢置信的是，竟然有两把冲锋枪伸出窗外，正对着他这辆紧接在后的警车！
邱警官赶紧和当时坐在右前座的小队长，不约而同亮出双手，做出“投降”的动作，以免引起误会，为了维持行进方向，邱警官只能用手肘控制方向盘，这时车子还在前进。
对方其中一人，以手势做出要求他们离开的动作，邱警官放下双手后，赶紧踩下刹车，两人早已吓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过度靠近黑头车，并缓缓将车子停放在路边。
邱警官回忆道，当时两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车子靠边后，只听到彼此粗重的喘息声，全身如虚脱般瘫在座位上，双腿都软了；事后透过管道打听，才知道为了避免刺客行刺，连非编制内的警车也不得接近总统车队。
廿几年后，邱警官每每想到那一夜车窗降下的一幕，纵然他在往后岁月中，曾经面临无数的枪林弹雨，亲手逮捕过台湾多名枪击要犯，论惊险却敌不过那两把伸出总统车队的冲锋枪。
总统特勤非比寻常，但是也有员警“因祸得福”。
有一位“第一夫人”，有一次座车车队路经中山北路时，突然发现站在某路口执行特勤安全维护的制服员警，啤酒肚太大，认为有碍观瞻，立刻透过管道，要求将这一位员警“换掉”，不准他再执行特勤任务。
“下级”单位发现总统夫人大发雷霆，不敢怠慢，立刻将意见反应到警政署，再转交台北市警察局处理，警方立刻以最速件紧急公文处理，将这一位原本就因肚子太大，对巡逻和查户口勤务不胜其烦的中年员警，调往另一特勤任务较少的分局。
分局长“揣摩上意”，“研判”该名员警因为啤酒肚遭到调职，如果调往派出所或是警备队，“一不小心”可能会因人手不足而站到街头担任特勤，万一又被第一夫人看见，那可是升官前途不保，无论如何，得将这名员警“藏”好。
为了安全起见，最后分局长裁定，将这一位啤酒肚员警，改调往勤务指挥中心，担任被视为全分局最“凉”闲缺的接听电话、指挥调派勤务。
数年后，这名分局长已调升为外县市警察局长，再高升为警政署高阶警官，有一次查勤而到过去任职的分局，更巧的是遇上了这一位勤务中心指挥员，泡茶闲聊之际，才说出了这一段“陈年往事”。
这名员警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几年来警察生涯最好混的日子，竟然是拜了自己的啤酒肚，碍到了第一夫人眼睛之“福”。
但也有人因特勤而“惨不忍睹”。
两蒋时代因警察人员采“辖区责任制”，各自守候自己的特勤责任区，员警身上都有一把各路口红绿灯的控制钥匙，当时有一名员警因有事，临时和同事换班，竟忘了将红绿灯控制钥匙交接给代班人，结果总统特勤车队因而在台北市街头遇到红灯阻路！摆乌龙的员警立刻遭总统府人员带到官邸，写自白书查明是否有“忠诚度”问题，并被调往花莲“看管”，至于代班的员警则遭记小过。
面对过去超乎外人想像的特勤任务，这些曾经参与的宪警人员，多以“不堪回首”淡淡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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