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出版

梁京:谁应该对大陆农民的不公平遭遇负责?

梁京

【大纪元3月2日讯〕据大陆媒体报导,《中国农民调查》出版近两个月,仍保持在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读完此书我才发现,两位作者的勇气,不仅是敢于暴露大陆农民近年的悲惨遭遇,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敢于告诉读者,谁应该对大陆农民目前的悲惨境遇负责。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将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我相信,不仅大陆的知识阶层会买这本书,而且,许多农民也会买这本书。因为大陆农民比谁都更加关心,究竟是谁应该对他们极不公平的命运负责?

可以想像,陈桂棣、春桃两为作者,在触及这个敏感问题的时候,绝非如大陆一些评论家所说,是象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恰恰相反,他们为了增加该书被大陆当局批准出版的机会,不得不采取了许多非常婉转的措辞和编排。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赶上了有利的政治时机,否则,即使行文再委婉,他们的书也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那么,《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究竟告诉了读者哪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呢?正如许多人能想像到的,把数亿农民打成二等国民的,不是别人,正是带领农民造反成功,当上了红色皇帝的毛泽东。书中指出,在五十年代,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城市工业无法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终于在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明确了不让农民进城的大方针。毛说:”农村人口(实际指农业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就是当年公社化时提出”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原由。众所周知,五八年大陆农村第一次大办工业,紧接着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约四千万农民失去了生命。

尽管大陆百姓对毛的过错知道越来越多,但毕竟毛是开国皇帝而且已经作古,多数人还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反面的历史人物。不过,对于一年前才卸任总理的朱镕基来说,情况恐怕就不同了。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直接把朱镕基的种种弊政与大陆农民的困境联系起来,是迄今为止对朱的农民政策最有力的公开批评和指责。该书的两位作者,显然得到一些知情人的支援,点破了这样一个事实,朱镕基对农民问题的无知、傲慢和严重的城市偏向,应对大陆当今农村和农民的困境,负重大责任。

当然,书的作者并没有把话说的如此直白,而是把一些关键的事实告诉了读者。书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朱镕基对大陆农村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专制制度的保护下,他刚愎自用的个性,极度膨胀,以至他的无知给千百万人带来非常痛苦的后果。

朱镕基上台主管大陆经济,最得意的政绩之一,就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其实,正是这个税制改革,奠定了农民负担过重的基础。朱镕基利用政治强势,把地方的财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却把更多的事权下放到基层,把地方政府,尤其是内地县以下的基层政府,逼到了绝境。朱镕基既要地方把全部基础教育的费用都承担起来,同时,又不许加重农民负担,实际上根本办不到。但是,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对于这样一个在大陆农村尽人皆知的事实,朱镕基自己竟全然不知,他以为农民负担之所以减不下去,完全是因为地方干部不愿意放弃多占的利益。

由于朱镕基的无知,他企图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政策和改革,完全不得要领,农民的负担越减越重,于是大陆的地方高官,不得不想办法,让朱镕基知道农村的实情。《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就是在安徽省领导的安排下,朱镕基视察颖上县宋洋小学的那一幕。朱镕基先是被他所看到的学校和农村的破败所震惊,后来又从农村教师的口中,终于弄明白,农村的教育负担早已令地方和农民不堪承受的事实。此时,已经是2001年的夏天,安徽的税费改革已经试点了一年,而税制改革已经七年了。距书中介绍的大陆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何开荫提出改革方案,已经十年有余了。

书的作者,还让我们看到了朱镕基震惊之余的愧疚。不过,他一定很明白,此时知道真情已经太晚,他或许可以在政策上略有补救,但却无法挽回历史上的败名。

(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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