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茶杯的假利益 风波中的真友情

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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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3日讯】名嘴李鹏飞辞去“风波里的茶杯”主持,理由是不想得罪“朋友”。他坦认自从主持时事评论节目,一干“朋友”就与他疏远。在大气电波中批评相识的高官“朋友”,于心不忍。自从他宣布“封咪”商台,“朋友”又神奇地恢复了联络。

“朋友”在当前的香港社会,因为“李鹏飞事件”而有了新的定义。本来,李鹏飞做了节目主持,如果他的朋友是真诚的诤友而不是酒肉之交,就不必担心朋友会翻脸。孔子说:“友直、友谅、友多闻”,真正的朋友决不介意直言批评,即使李鹏飞“骂”错了,了解他的为人,亦必知他出于误会,山东佬天性憨直,没有恶意,即使一时不快,亦必怡然谅解,包括他担任“港区人大代表”的中国政府在内。“人大”应该像胡温要求的一样“贴近群众”,中国政府一向摆出的样子也很大方,欢迎“诤友”,彼此“荣辱与共”。如果因为只开了两天的咪高,包括“党中央”在内的许多“李鹏飞的朋友们”个个翻脸不悦,不是李鹏飞出问题,而是李鹏飞的“朋友”们的胸襟出现了“非中国化”的异变,他们背叛了孔子对友谊的儒家信仰。

中国文化中的友情,比其他国家更加深刻动人,因为中国有一个士大夫阶级,读书人在晋身仕途的过程,以诗文相交,或不得志于朝廷,或易因言论招祸,友谊不但是高山流水的一缕知音,更是一份相濡以沫的自怜,也是相互扶持的一份安全感。

唐诗三百首寄赠知己、离别友人的诗篇无数,比起福尔摩斯和华生的西方的一对智慧组合,李白和杜甫的惺惜之交高绝千古,因为中国没有维多利亚的黄金时代。

读书人的情谊,与侠客的义气,都在同一个乱世中变成中国人文精神的阴阳之,因为社会动荡,命运难测,风波险恶、江湖高远,礼义的香火承传,朋友是一只坚如磬石的铜鼎。

当中国人的友情分崩变质之时,也就是极权高居窒息之际。魏晋是司马氏父子暴虐弄权的黑暗时代,知识份子的友情受到严苛的考验。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等七贤畅饮论交,先是王戎丧失了独立人格的气节,由魏入晋,攀附了新朝权贵,封公晋爵,位极人臣,为其他朋友所鄙,然后又是山涛接受司马氏招安,更招来嵇康的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竹林七贤的处世态度无疑有点偏激,其代表人物嵇康和阮籍坚持的是“不妄交游”,因为友情是对抗强权的自武器,友情是黑暗中的一丝光辉,正如电影《宾虚》的一对好朋友。

当宾虚的好朋友马赛拉归顺了罗马殖民地政府,就是两人分道扬镳之时,一对好朋友曾经一起比试掷矛,共同正中十字梁的中心,最终却是要在凯撒前的赛车场上拼个生死。在浊世之中,友情能使黑白分明,在激越的年代中坚持大是大非,不错,正如布殊总统的名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香港在殖民地经济起飞的七十年代,从做生意发展伙伴企业到“夹Band”组乐队,许多好朋友识于微时,因为香港是在贫穷之中奋斗过来的;许多知交也缔结在年少校园的青岁月,因为官场的晋升须要“校友会”(Alumni)的扶持同行。殖民地政府不必香港人劳心于政治,香港人的友谊清新而单纯。今天却不一样了,政治在挑战友谊的含金量,尤其是决策精英活跃的中环地区,从山光道马会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他们的友情要在一段崎岖的长跑路上辨真章。像李鹏飞这样的人,如欲领导社会,则先必须完成“友情转型”,分清什么是朋友、什么是红酒论交、高尔夫球结友、人大会议称兄、国庆酒会道弟的利益的临时同盟,无论是醉觞香江,还是冠盖京华,这一类人头涌涌的“朋友”只是一堆“人情泡沫”,今天浮泛于杯盘,明日翻沈于饭桌,他们无从提供友情的营养,只会徒增名利的胆固醇,李鹏飞已经年逾花甲,他大半生的功业,前头成在朋友,后来的挫折感,也败在“朋友”。

李先生,趁机减肥吧,毕竟从头修身,齐家治国,六十岁不算太老,你的“朋友”,都得罪光了又何妨?

(苹果日报)

(5/23/2004)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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