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4日讯】本文是笔者为自己的新书《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所写的绪论，该书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顾名思义，《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是一本关于俞梅荪的传记作品，其中也涉及到他的爷爷、中国新闻史上既无党无派又大公至正的自由主义先驱者俞颂华先生，以及与他们直接交往的各色人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俞梅荪先生和他的爷爷俞颂华先生，既是笔者所赞扬肯定的物件，同时也是笔者所批判反思的载体。通过这样一本书，笔者所要扮演的是新民权运动中的当代胡适之的角色：“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这句话出自胡适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这篇文章是他为1930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所写的自序。为了充分理解和把握胡适思想的本来面目，现把与此相关的几段文字摘录如下：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现通译黑格尔——笔者注）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
……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达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事实上，无论是胡适澄衷学堂时代的老同学俞颂华，还是长在红旗下的俞梅荪，都没有学会胡适所说的“防身的本领”，到头来都称不上是“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1920年，俞颂华带着两名助手瞿秋白和李仲武，成为中国派往社会主义苏联的第一批记者。社会主义苏联极其廉价的包办食宿，使他丧失了最低限度的警惕性。既无党无派又大公至正的自由主义者俞颂华，从此成为根本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苏联社会主义，也就是胡适所说的“狭义的共产主义”的鼓吹者和辩护者，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被马克思、列宁、史达林牵着鼻子走”的义务传声筒。
俞梅荪从小就是一个被贬为另类的“右派”子弟，与爷爷俞颂华所坚持的既无党无派又大公至正的自由主义信仰，几乎是完全隔绝。父亲俞彪文的“右派”问题被平反昭雪之后，俞梅荪才成为中囯共产党的一名忠诚党员，一步步踏上了上层社会的青云之路；与此同时他又从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经济法理论及实践中，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熏陶。然而，无论俞颂华和俞梅荪如何鞠躬尽瘁地淑世济人，都抱定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情怀和人治情结，始终走不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传统儒教文化依靠道德优越感和精神胜利法来支撑自己并压倒别人的人治圈套。对于宪政民主社会通过建立既人人平等又公私分明的法律制度，来保障每一位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权利和普世公理，他们至少在情感诉求和思维习惯上，是格格不入甚至于背道而驰的。
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基督教社会的博爱上帝，每一位个人却偏偏拥有要么化公为私当皇帝、要么化私为公当清官的专制野心和超人道德，这其实是同为精神生命体的大同人类中最为恐怖的一件事情。根治这种文化劣根性的唯一药方，只能是回到胡适从西方先进文化中直接得来的“一点防身的本领”：不相信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换言之就是回归到大同人类的普世常识和普世公理中安身立命。任何一种专门理论，一旦脱离每一位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都能够感同身受的普世常识和普世公理，都必然要堕入既自欺欺人又祸国殃民的宗教怪圈和专制魔道之中。苏联社会主义的彻底覆灭，最为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如果说笔者还抱有一点希望的话，这一点希望就是于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重新轮回到1911年初步建立的以法治替代人治的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华民国初年的宪政民主社会里，俞梅荪的爷爷俞颂华以及同时代的蔡元培、梁启超、林纾、胡适、鲁迅、陈独秀、傅斯年们，尽可以在《晨报》、《时事新报》、《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等诸多报刊上大鸣大放地自由发言，根本用不着担心像俞梅荪的父亲俞彪文那样，遭遇引蛇出洞的阴谋和阳谋；也根本用不着担心像俞梅荪那样，“莫须有”地被牵涉进一场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的文字之狱。也许可以这样说，能不能够在新一轮的民权运动中，不折不扣地以人人平等的法治来替代权大于法的人治，正是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普世性现代制度的生命线。
－－源自《议报》16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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