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找读者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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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1日讯】(BBC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舒非)古时形容一个人学识渊博,称之为“学富五车”,即所读过的书足有五辆牛车所装的那么多。

不过严格而言,当年的大学者所读的“书”,其实并不是书,而是一条一条的竹简,上面的字也是一个一个用人手刻上去的。一大捆沉甸甸的竹简,上面可能还没有两三千字。以此推算,五辆大车的竹简,加起来的字数,大概还及不上今天一个书架子上的书,实际上也没什么了不起。

造一本“书”如此艰难,难怪古文如此简洁,因为要写了百万字的鸿文,找谁来给你一字一字刻到竹简上面去?

直至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书(可以算得上是“书”了)的重量大大减轻,又可以用笔来写,书的生产容易了好多,但还是“手抄本”一本一本地抄。如此又过了千多年,宋朝毕升发明了活版印刷,地球上书的出版才进入了“工业化”阶段.

但这种“工业化”还是得用人手一页一页地印,一本一本地用线装钉,产量自然极为有限,书的价格自然也绝对不“大众化”,文化也只是上层阶级的专利,对普罗大众来说肯定是“奢侈品”。

据台湾资深出版人郝明义的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两千多年间,才总共出版十五到十八万种出版物;而从民国成立后的1912至1949年,一共十万种;到今天,华文社会两岸三地每年所出新书总和是多少?年出十九万种新书–一年的出版量便已超过民国前的两千年!

太多的选择?

可惜的是,“太多的书,太少的时间”,书出得再多(将来肯定更多),我们的时间却还跟古人一样,只有二十四小时。

更糟的是,这二十四小时里,我们能看书的时间比古人更少–因为我们的时间要分配给更多的其它事情(也许是比读书更重要更吸引更过瘾的事情)。

这么多的书,这么多便宜(再贵的书也贵不到哪里去)的书,这么多容易买到的书,实在是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福气。问题是,人生苦短,时间宝贵,怎样利用我们有限的时间去看到我们想看的书?

好比我以前是到小小的菜市场买菜,一目了然,心中有数;现在是到巨型超市去,货物数以十万计,看都无法看得过来,不知从何选起。因而人们读书都眼角甚高,不是合乎自己爱好口味的,几乎都不屑一顾。买书的一百数十块钱事少,花时间来读一本烂书的损失大也。

这不单是读者的难题,也是写作人和出版人的难题。

作者呕心沥血写成了稿,编辑和制作人员花尽心思把这些文字印成了书,最大的目的,自然是把书送到读者手里,让作者感情和智慧的结晶和读者分享,要是书不能到达“知音”的手里,再好的文字,再动人的信息、再深奥的智慧、再珍贵的知讯,都将会毫无意义。

出书易 畅销难

自从有了计算机桌上出版系统之后,出书一下子变得轻而易举起来。只要懂文字输入法和一点计算机排版技术,和花得起一两万块港币的印刷费,几乎人人都可以出一本书。这跟二三十年前非得出版社赏识或花上一大笔钱才能出到一本书比较,现时的写作人无疑幸福得多。

这种业余出版者的出品,不能说没有佳品,问题是,即便这书里头有张爱玲或村上春树的才华,也难以得到读者的青睐。

因为这些书没有专业出版社的加工、包装、推广和发行网络,几乎不可能让读者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存在。


特别是在香港,商铺租金奇昂,空间宝贵,要得到书店在每周涌现的千百计新书中看到、看好、愿意进货和放在一个较为显眼的位置上,正是谈何容易。要是间间书店都对一本书摇头,就等于把这本书判了死刑,只有待在仓库或出版者家中发霉的份儿。就是有幸进了书店,可是两个星期下来卖不了两三本,那么对不起,请让位给新来的书试试看–你现在占的位子,还不是挤掉别人的位子来的?让别人挤下退书回到货仓,同样也永不超生。明白了这一点,便可知一本书在香港要成功(即使卖掉可怜的两千本),是何等的困难,要悄没声息地蒸发掉,又是何等的容易。

假如你想信自己有成为村上春树或丹布朗的潜质,我给你的第一个劝告是–找一家好的出版社,否则就干脆别出书,把作品放到网上让人免费看,希望能成为第二本《蛋白质女孩》吧。(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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