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8日讯】今(中华民国94)年为“抗战胜利60周年”。我中华民族受日本欺凌，始自公元1894 (清光绪20，民前18) 年之“甲午之战”；民国20年“918 事变”起，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我大华夏军民，忍辱抗日；直至民国26年“77事变”，激发我全民抗战；蒋委员长于7月17日发表〈庐山讲话〉：“…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宣示抗日决心。肇于国际局势混沌，我全民处于危殆存亡，独力坚奋抗日四年后，于30年12月9 日；珍珠港事变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次日，方正式对日、德、义宣战。迄34年8 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2日，日本于东京湾，美国之“米苏里号”军舰上，向同盟国签订降书；9月3日，我国宣告抗战胜利。14年间，四千万军民血洒大地；亿万万财产灰烬山河，于兹天日重光；万民额庆。
就史实而言，我国防部于民国44年5月9日宣布，订9月3日为“军人节”，砥砺全国军民，毋忘抗战血史。再就抗战时程而言，至迟应溯自民国20年之“918 事变”，是以再次强调，应为“抗战14年”；绝非“抗战8 年”。至于抗战胜利日，为8 月15日？9 月2 日？9月3日或9月9日？甚至有主张8 月21日，于湖南芷江，由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之我国代表萧毅肃中将，与日本请降代表—“日本陆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之洽降会谈，列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该日为“洽降会谈”，非日本投降日，绝不宜列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抗日血史，馨竹难书，自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会战始；继之民国22年初之长城抗战 (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我英勇将士整连、整营、甚至整团为国捐躯。民国26年813淞沪会战，即连中共史学家亦论定：“国民党官兵每小时之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及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牺牲之惨烈，举世空前。民国26年11月初，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之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当年于四行仓库向八百壮士献旗之女童军杨惠敏女士，其子朱复轰先生，本(94)年8月14日，于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大中至正”拱门外，噙泪细述其母之英勇事迹，闻者莫不动容。
自民国21年128淞沪会战起，至34年4月至6月之湘西会战止，14年间，国军发动大型会战24次，重要战斗1121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百30余万人；空军阵亡4千余人，损失飞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国军阵亡将领达206位，上将(含追晋)即有7位：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9军军长郝梦龄、145师师长饶国华、122师师长王铭章、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民众之损失，则遍地烽火狼烟，财物损失无法估算，死亡人数高逾四千万人，仅民国26年12月之“南京大屠杀”，即逾30万人。有朝一日，中国人必要求日本首相至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南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场所参拜，请李登辉先生陪祭，向我抗战14年间，被日本刽子手屠杀之炎黄同胞，致最深之哀悼，中、日间之民族大恨，或方能稍戢。
检视血史，吾人不能再沉沦于错舛之中，抗战胜利应属大中华全体中国人之荣光，近20年来，中共抗战史学之研究，已渐趋理性，肯定蒋委员长之领导抗战；今年，中共更全面扩大庆祝。然久于根深柢固之唯物辨证法理论基础下，其领导阶层，仍强调“抗战为中共所打”。沿袭唯物辨证法之“质变定律”：由量变而达至质变；由少数丕变为多数：再丕变为全部。例如中共为争黄埔正统，强调民国13年，国父系于“联俄容共”之基础下，创建“黄埔军校”；将“联俄容共”丕变为“联俄联共”。强调“国共合作”，凸显仅占极少数之共党黄埔师生之事迹，如黄埔一期时之代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等；亦凸显黄埔一期之学生徐向前、陈赓等人。事实上，黄埔军校毕业之共党学生仅占极少数，如黄埔一期为645人中之13％；黄埔二期更仅占449人中之10％ (详拙作《黄埔一期研究总成》、《黄埔二期研究总成》)。共党学生均系以个人身份考入；且必为国民党党员。演变至今，以去岁之“黄埔军校60周年校庆”为例，全球各地之黄埔师生，竟以至大陆为荣。中共军史必以黄埔史为本，其“黄埔军校同学会”光环闪耀，全球沐热；我中华民国之正宗“黄埔军校同学会”则“苟延残喘”，“怒潮不再，党旗偃息，被人遗弃的黄埔。”在台黄埔师生，亦以不同名义，齐赴大陆参访，直如朝贡：接受招待、参观游憩、与中共领导阶层握手言欢、合影留念，深受“统战”而不自知，尚洋洋自得。悲乎哉！月前，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峻拒赴香港参加中共举办之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并驳斥中共称其为“身体不适”之说。事实上，郝院长为不满中共诡言：“抗战为中共所打”；不反应其“回归历史真相”之呼吁。当今历史沉迷之时，真智如郝院长者，几稀矣！
以抗战战例而言，中共凸显民国26年9月，共军林彪之115师，于山西东北部，对日军第5师团21旅团之“平型关战斗”，及民国29年8月至12月，由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华北地区指挥，对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交通干线实施破坏之“百团大战”。该两次战斗，虽亦有战果，然“平型关战斗”仅为“突击战”；“百团大战”亦仅系“游击破坏战”，充其量，仅能列入1121次重要战斗中之两次。24次大型会战中，中共无任一部队；任一兵卒与役。连中共战史专家，亦常自究，为何中共抗日，仅两小战。为求其次，中共亦凸显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之“台儿庄会战”，何也？因李晚节不守，终投大陆，中共用以发挥统战之边际效应。此之所以中共不凸显阎锡山、白祟禧、薛岳、余汉谋、……等与李同为非黄埔军系之抗日名将也。
至于殉国将领，206位中，共军亦有1位：8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黄埔一期)，民国30年5月25日，于山西省辽县（中共改左权县），部队后撤时，指挥掩护部队作战而牺牲。少之极矣！
再就彰显殊勋之“青天白日勋章”而言，自民国18年5月15日颁行至今；76年以还，共颁授207座 (第207座为现任国防部长李杰)，因抗日功勋颁授者，达170座，其中青年党籍1位：19路军旅长翁照垣(日本士官学校毕)，民国21年淞沪会战获颁。29军团长，后任河北民军军区司令之王长江(保定军校毕)，民国22年3月，长城抗日战功获颁。王后于抗战初期，方成为共产党员。亦有5位文职人员，以军功获颁；另美军将领4位。207位中，受勋时，无一共军；林彪、彭德怀，功不及勋。以此而论，抗战绝非中共领导，无庸讳言。
至于国家至高荣勋之“国光勋章”，系于民国26年11月8日制定，迄今止，仅5位受勋。先总统蒋公，民国32年10月10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领导抗战，居功厥伟。其他4位为傅作义 (34.11.获颁)、周至柔 (39.8.14.)、俞大维 (54.2.4.)、何应钦 (69.3.14.)，亦皆已先获颁“青天白日勋章”。(详拙作《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人物志》)。
有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往者未已，来者难测；民族之耻，毋忘湔雪，为已开展之“大中华全体中国人之世纪”而齐心戮力。古云：“春秋之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臻于我炎黄子孙之“世界大同”。欣逢“中华民国抗战胜利60周年”甲子之庆，是为文，略表庆贺，籍之自勉矣！
94.9.9.于汐止昂舍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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