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现行政体的弊病
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
（英文原文为：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英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
中国现行政体已实行了半个多世纪，虽然还没有前苏联存续的时间长，但历时也不短了。与它先后建立的同类政体大多已作古了，剩下的屈指可数。个中原由，实在值得深思！如果说它在诞生的初期曾经生气勃勃，那么到了今天已尽呈衰败腐化之态。无论是它的党政体制，还是立法体制和司法体制，都是弊病丛生。尤其是它的司法体制，更是问题多多，民怨沸腾。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并建立起宪政民主政体，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出路的。
腐败与现行政制的关联
仅从一些公开见诸报端的案例，就不难了解腐败已经发展到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
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任职6年，竟贪污了1300多万元钱。
更有甚者，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仅用了4年时间就搜刮了1000多万元钱财，几乎是日进万金。在封建时代，形容官吏腐败，曾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而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还有更厉害的角色：辽宁省沈阳市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于1999年6月底率两名高官由港商陪同在澳门豪赌，一天之内就输掉了3600万港元（这些钱如果用来安置下岗职工，该能解决多少人的生活困难啊！）。马向东事发后，沈阳有七八名贪官因受贿巨大闻风外逃，13名高官被隔离审查。（详见1999年8月2日《羊城晚报》和1999年第9期《南风窗》杂志秦朔的文章“夏天：与钱有关的问题”）。
还是在这个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处的副处长杜福泰，一直被认为是“优秀检察官”；结果却于1999年7月2日在沈阳市东郊由他购置的一处豪华欧式别墅中，与他的情妇一道被几个劫财的初中生杀死。身后留下近百万家产（据计算：他1986年转业到检察院，至死时一共13年，开始时每月工资40多元，提为副处长后为860元，他这13年不吃不喝攒起来也不到7万元）。
原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主任（副厅级）金鉴培仅在1997年2月至1998年8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就贪污、挪用公款1．88亿余港元（合人民币1．9亿多元）用于个人赌博和炒作期指（难怪香港人普遍担心回归后大陆官员会把贪污腐败的恶习带到香港）。案发前，除归还4480万港币外，其余全部损失。
原湛江海关关长（副局级）曹秀康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43万元（据说远不止这些），并造成走私分子偷逃关税达4亿多元。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就是走私分子的保护伞，在他的支持和参与下，仅其子陈励生从1996年初到1998年9月，就走私汽车1900多辆，柴油43000多吨，偷逃税款1．9亿元。据已查实的情况，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涉及公职人员259人，其中局级干部16人，处级干部64人。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在任期间，利用职权为其妻子和儿子牟取钱物合人民币近700万元。宁波经济犯罪案件共涉及违法违纪人员76名，其中省部级1名，厅局级干部13名，县处级干部26名。这些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几亿元之多，如果分摊在宁波500多万人民的头上，平均每人200多元。
原河南省新乡市委书记祝友文任职期间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竟利用职权指使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截扣群众的举报信件200余封；还非法动用公安机关使用专政手段追查举报人。
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在贪污索贿被告发后，竟雇佣杀手杀人灭口，群众给他起名叫“蝎子书记”。（见1999年10月15日《周末》）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利用职权，通过批土地、工程、贷款等手段共收受他人现金、实物折合财产总计人民币1600多万元。
福建省政和县是全省最贫困的县份之一。这个县原县委书记丁仰甯却照样大收“红包”，因此被称为“红包书记”。“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是丁仰宁的当官信条。他在政和县任职仅两年多，就收受红包100多万元，成为这个贫困县的“百万富翁”。在丁的“红包丑闻”中，涉及党员干部200多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人，县处级10人，科局级90多人。从此案可以看出权力腐败已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2000年新年伊始，国内媒体又披露出惊人大案：中央派出由400人组成的专案组，于1月17日抵达福州，对厦门800亿人民币特大走私案进行调查取证。1999年8月，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就已率工作组进驻厦门，但涉案人数不断增多，级别愈来愈高。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及一批高官在逃。涉案官员已达160人。工作组规定，厦门处级以上官员暂时不得出境。（2000年1月27日《中国合作新报》头版）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利用职权大肆索贿受贿，采取向有关部门负责人批条子、打招呼、下指令等手段，通过为他人解决贷款、建筑工程项目、营业执照、赴港定居、汽车过户等问题，从1995年5月至1999年8月，先后90次收受、索取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544万余元、港币94万元、美金8万元，以及价值97万余元的高级手表、钻戒等贵重物品；此外还有161万余元不明来源的财产；且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情节恶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一个“三胡干部”（胡吃、胡吹、胡来），在刚刚过去的“三讲”运动中得到了“政治上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考评。老百姓说，像这样的“三讲”还不如不讲。（参见钟继轩：《胡长清，让我们悟出了什么？》，载2000年第5期《半月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人民政府主席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单独或与其情妇共同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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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即使在被揭露出来的腐败事件当中，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连“冰山之一角”都算不上。类似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
由于制度性的原因，造成不仅高中级官员贪污腐败，而且上行下效，基层干部也不示弱，腐败竟成风气。例如1998年长江大洪水中簰洲湾大堤决口，洪水过后，当地一些村干部多报倒光户（房屋全部倒塌户）数量，冒领救灾建房款。有的乡干部在县城买了新房，而有的倒光户竟然一分钱也没拿到。几十里长的大堤加固工程也被当地有来头的人瓜分掉了，县里往下发包每方土9.5元左右，经过层层盘剥，多数施工单位只能拿到每方5元多的工钱。“国家的政策为什么落不到实处？簰洲湾的情况说明，下层腐败已经像一种可怕的‘电脑病毒’，使那里维持社会运转的硬体—行政系统，不能支援软体—国这家政策的良好运行。”（见1999年8月15日《中国青年报》张金岭/文）
专栏作家余卫国在题为《五大仇敌》的文章中写道：“当前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五大仇敌，它们是自私、愚昧、懒惰、狡诈和腐败。”其中，“最大的敌人是腐败。一个不到6万人的国家特级贫困县，吃财政的就有5000多人，有小车100多辆，当地干部对世界最先进的‘小额贷款扶贫方式’不感兴趣，因为那样的钱要报细帐，且不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最热心的‘事业’就是打报告要扶贫款。仅3年中大宁县被查出的挤占挪用资金就达1000多万元。越有权越有钱就越能贷到扶贫款。至于在位掌权的大小官员。婚丧、生子、满月、周岁、十二岁、祝寿、开业、暖窑给人们发通知，敲诈财物的司空见惯。在这样的环境下，扶贫焉能不越扶越贫？”“大宁籍老干部、原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军工组组长范铭痛心地说：‘解放前没有一分钱的补贴，大宁还是有名的‘小金殿’呵！解放后，国家年年给，年年吃国家财政补贴，越吃越多，现在竟成了全国有名的‘特困县’了。”文章作者最后得出结论：“今日的中国确不需要急风暴雨，而是需要深入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否则，就不可能标本兼治；推进现代化，只是空发道德议论而已”。（1999年8月27日《南方周末》第13版）(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