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大学校址变迁中的制度惯性

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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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8日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学合并热引发的问题之一:多校区分散造成专制统治困难。针对这一问题,某些学校的解决办法是选择新校址,将分散的校区集中起来,以便加强控制。对此,本文拟从制度的视角透视大学合并与校址变迁的本质因素。

贵州大学准备迁往贵阳金阳新区。赞成者认为,贵州大学合并以后,校区增加而且分散和相隔遥远,所以选择新校区,将分散的校区集中,有利于管理。这种看似合理的想法反映出中国专制传统对当今中国大学的影响:思想统一优于思想分裂。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企图用长城防止外族入侵和禁锢国民的思想,秦之后的许多朝代也不断维修长城,却从未成功阻止外族入侵。长城没有使中原避免蒙古人的进攻,也挡不住大清的铁骑,更经不起充满武士精神的日本人的侵略。也许当初有人责怪历朝历代为何不在中日边界修筑铜墙铁壁,使中国人免遭日本人蹂躏。长城象征着中国政府对外怀柔对内刚强的统治手段。制度惯性使权力者总是希望用一种思想去控制所有的国民。在权力者滥施暴力的淫威之下,不同个性的中国人始终被挤压在一个狭窄的生活空间。这种习惯于集中控制的制度传统在大学中的突出表现是:统一校区统一思想。

统一校区表面上的目的是为了管理方便,实则是为了加强控制。如果统一校区真的有利于管理,欧美许多大学分校都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否则各自分散的学校不利于管理。美国人不如中国人智慧,居然允许地方分权制度。中国人如此热衷于统一,难怪秦始皇因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而倍受今天渴望专制的中国人羡慕。

统一校区便于管理意味着分散校区就不易管理。这与真正的大学管理事实不相符合。

贵州大学校方决定迁校址的理由是:现有的七八个校区相隔很远,管理成本高,将其集中在一个地方可降低成本,方便管理,资源分享。政府和学校一小部分当权者赞同这一决策。我非常反对这种错误的行为。老子曾经说过国家不宜过大,主张小国寡民。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学校,随着规模扩大,权力应该下移,可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形成官僚体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规模扩大,应该采取分权和松散式的管理,或联盟式的管理。中国高校合并热早已暴露出许多弊病。贵州大学赶在合并热退烧时期,却又不幸遇到了迁徙热。政府移民到乡村,因为乡村山清水秀、气候宜人。但是乡村缺乏可供城市人享受的医疗服务、教育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和生活用品服务,所以原来在城市里和其他市郊的重要服务机构也必须迁徙。如果学校不迁徙,分散的校区确实为传统的官僚主义统治制度带来麻烦,集中校区才能继续推行上行下效的单向式的高压管束,维持封闭式的金字塔结构。这也是当年秦始皇下令将不同地方的长城连成一片和之后的历朝历代几乎都在修复和增修长城的真正动机。事实上万里长城并不牢固,它挡不住外族的入侵,却挡住了中国人的视野,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清朝康西皇帝认为长城一点用处都没有。可是至今有人还很崇拜秦始皇。当初他强令百姓修筑长城,不知花费多少人力和物力,而今长城变成了伟大的象征。那位曾经红极一时却不再露面的董歌星经常在各种重要晚会上吟唱着“长城长……..”的时候,不知有几个中国人在反思传统的悲哀和人性的邪恶。历史总喜欢开人类的玩笑,人类却常常将玩笑视为国宝、视为千年文明的象征。

今天的中国人更加功利主义。修筑环球长城虽是一句玩笑话,不过只要公开招标,投标者肯定蜂拥而来。规模过大的校区仍然不分散,或将分散的校区集中,本质上是“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作祟,与修筑环球长城防止太空人偷袭是一样的。对于政治投机分子和商人来讲,学校迁徙对本地文化有何影响无关大局,重要的是学校迁徙带来许多商机。有人招标,就有人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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