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渡政府第十九次新闻发布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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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9日讯】(2008年9月29日 星期一)

☆ 本次新闻发布会问题导读:

1、 中共现在正在污蔑奶农,奶业市场正在黑社会化,过渡政府有何评论?

2、 中共大规模虐杀法轮功学员有目共睹,而国际媒体对此却以回避态度对待。过渡政府对此有何评论?

3、 面对中国社会的贪污腐败等现象,年轻一代又该何去何从?

4、 唐柏桥先生对后奥运时期民运有利形势的分析。

5、 请唐柏桥先生介绍一下在纽约法拉盛事件中为共作伥的刘醇逸、杨爱伦的来历以及下场?

6、 过渡政府是否应该设立一个奖项来鼓励民间维权抗暴,而不是等待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颁奖(如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的民运人士?

7、 中国过渡政府如何在中共现行体制内通过法律途径为婴儿和奶农提供帮助。

8、 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

9、 在中国民主和自由孰重孰轻?

伍凡先生开场综述:各位网友、媒体记者、全国乡亲父老你们好!中国过渡政府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针对上周的局势,过渡政府发表了一系列表明我们的立场声明,在这里加以重申,并就此接受大家提问。之后,针对湖南吉首事件和毒奶粉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我们的战略性指导方针。

9月26日,中国过渡政府发表《和平精确摧毁有限中共目标》的声明。在2008年初过渡政府颁布的《全国维权抗暴指导方针和操作细则》中,提出了集中各地区反共及维权抗暴力量,以和平方式摧毁中共主要目标,既各级党委书记等。从而达到使共党政权群龙无首,导致机构瘫痪,达成不战而击垮暴政的目的。2008年9月24日,湖南吉首民众举义再起,此次维权集会将目标就集中在中共吉首市委书记、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徐克勤身上,为和平精确摧毁有限中共目标做了典范。较之上月的和平示威方式有了显着进步,就此我们建议吉首民众口号鲜明的直指罪魁徐克勤!以口号为旗帜,引导群众激情汇集、形成合力,有力打击“七寸”目标。

对此声明有三点建议:1. 打横幅,使用简单明确的口号。如吉首民众可打出横幅:“徐克勤,还我血汗钱!”等,将目标直指中共党委书记,此举将形成重大压力迫使其或者解决民众问题或者离开党委书记职位。各地维权民众亦可采用此举,如贴标语、喊口号等,皆针对中共党委书记个人。 2. 内部瓦解中共警察、武警等暴力机器。中共使用警察、武警等暴力机器对付民众,这实际是中共利用群众斗群众之举,因此我们不要上中共的当。维权民众可通过打横幅、喊口号的方式表达“我们和警察无怨无仇”,就是找党委书记解决问题,从而瓦解中共通过暴力镇压民众的做法。 3. 以各种方式规劝中共一把手、党委书记离开岗位,以避免成为民众和平摧毁的目标。在社会变革中,中共各级党委书记是非常危险的目标,或成为民众和平摧毁的目标,或成为中共替罪羊被抛出来,或成为未来中国政府首先调查处理的对象,除非自动离职,否则很难善终。希望各地维权民众能够因地制宜予以采用。

自9月6日新西兰总理爆料“三鹿质量问题”以来已历经二十余日,百姓通过毒奶粉事件已经从共党炮制的“奥运强国迷梦”中痛醒!中国奶制品已经受到包括华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自发抵制。在欧盟、韩国、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乃至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奶制品信誉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直接打击了国内食品工业。这种趋势正在殃及到其他类型的中国出口食品,使其在很多国家受到抵制。后奥运时期中国的国际形象更是因此而急转直下、一日千里。

从湖南吉首维权民众两度奋起抗暴,足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共当局对这点心知肚明。以胡温为首的中央一再指责国务院和地方官员“麻木不仁 ”,而官员们则人心惶惶,更害怕随时丢官。中央对地方的问责正在由形式走向实质性实施。说明中共面对维权抗暴、毒奶粉等事件已经无计可施、束手无策。

由于去年胡温防止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失误,尤其是防止经济过热,对民间企业实行一刀切政策,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出口减少。造成全国很多地方相当一部分工人收入骤减,甚至失业,正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度日。更造成了中国经济、金融、股市、房市的衰退。这个责任现在居然被中共推给布什总统和美国的高官。在天津举行达沃斯论坛上中共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会上这样讲:我们前一天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是错的。说从美国学来的银行改革、金融改革现在发现是误入歧途。这话寓意何在呢?共党自己做错了决定,现在竟要把责任推给美国,美国自然不会理他。实际这是对共党内部高层人士讲的,也是讲给中国百姓听的。“你们不要怪我(胡温),现在的局面是美国人造成的!”这简直荒唐至极!所以这里特别的指出,中国过渡政府再次严正批评你们因不懂经济和玩忽职守导致大陆经济衰退、公众财产贬值,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完全由共产党负责!

当此时局,中国过渡政府号召民众联合起来针对中共恶党以及各级党委书记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我们号召工人罢工。 可效仿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组织起独立工会。面对共产党,要理直气壮、大声喊出我们维权的声音!由于罢工起因主要由经济问题导致,我们可以首先提出经济要求,之后才是政治诉求,如“反饥饿!要饭吃!反独裁!”等。类似2002年辽阳、大庆维权罢工那样,下岗职工组织起来抗议、游行、示威。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发展到目前这种状况,共产党已经不可信任了,它无视生命、枉顾百姓死活,从毒奶粉事件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所以,现在无论工人、市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护合法权益是十分必要的!建立独立工会有组织的控诉奶粉厂商、有组织的争取失业救济金,现在就是绝佳时机。抗暴和示威游行要有一些内部秘密小组来运作,并全面指导抗暴运动,从而走上组织化的对抗共产党独裁统治的道路!

二.我们号召学生罢课。罢课起因基于:大学完全产业化,以盈利为根本目的,教育脱离社会现实。造成学子多年寒窗苦读却不能学以致用,反而人浮于事,成为社会闲人。全国大学生几乎 30%毕业既失业,每年近百万人。而且学历欺诈泛滥,名为大专,结果发中专文凭欺诈学生和家长。即便是有了真文凭也难以就业,这不仅仅是地方学校的普遍现象,包括南京炮兵学院对地方生也是如此。收取地方学生的高额学费,名义上进了炮兵学院,但无军籍,毕业文凭也不被承认。类似的事例近年屡见不鲜且愈演愈烈,几乎囊括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的学费一路攀昇,校、生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激化。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幼儿园到中学的义务教育,甚至有的国家大学都是免费的。宪法虽然规定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但共产党向来违宪,所以根本就没实行过。因此家长们要和学生联合,现在要以罢课的方式抗议校方唯利是图欺骗的行为。达到改善教育现状、维护学生、家长的合法权益的目的。

三.我们号召消费者罢市。 罢市直接源自毒奶粉事件。现在众多毒食品横行中国,毒害百姓,民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百姓有权抗议市场销售有毒食品。中国过渡政府认为:当今华夏大地万毒丛生,而万毒之源就是中共!因为所有奶粉厂家都由党支部或党委领导,生产中的事情都是党委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负责!连婴儿奶粉、历史悠久且行销世界的上海大白兔奶糖都有毒了!我们还能吃什么?还能相信共党么 ?老百姓难道不应该罢市么?不应该示威游行吗?不应该喊出“我们要干净食品,我们要卫生食品,我们不要吃有毒食品!”的口号吗?以罢市的方式来向共产党施加压力,才能加快改变共产党独裁专制,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百姓才能有幸福安康的太平日子过。

最后,让我们回顾历史。从1946年开始,共产党在国统区发动罢课、罢市、罢工,来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我们现在要以共之道还之共身。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胡温、江泽民等共党集团,在今天也同样是非常合适的。现在中国社会形势仿佛又回到六十年前,老百姓同样要求得到生活保障、健康保障、职业保障,要饭吃、反饥饿、反独裁。因此,我们在这里号召全国百姓起来,为了你们的今天更为了子孙万代,挺身而出参加“三罢”。

唐柏桥先生补充综述:

今天着重从另一个侧面谈吉首事件的接续发展,现在事件还在进展之中。作为过渡政府我们有责任帮助吉首民众维权,使他们的诉求能够最终得以实现。期待吉首能成为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一块试验田,产出成功模式进而推广全国,同时也可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后,将对温家宝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进行评论。接着讲,胡佳很可能会得诺贝尔和平奖,如果得奖意义何在?我们应如何去看待?对中国民主维权又会有何种推动?就以上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最后,就如何推广民主维权发表自己的看法。

中国的所谓“独立知识份子”(以下简称独知)对伪政府总理温家宝素来无反感,甚至爱戴。今天我就从世界经济论坛上温的讲话谈起,揭露家宝的真面目。世界经济论坛(也称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全球经济界领军人物和政界首脑彼此交流、宣传理念的平台,可谓“经济联合国”。今年温家宝借在天津举办之机,顺便宣传中共经济和政治理念。如果您对中国实情和经济不了解,很有可能被他冠冕堂皇的说辞所骗。他罗列的一系列指标、数据竟使西方对中国不甚了了的人们为之感动。但这些话在有识之士听来却更为心痛。如“30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人们能够自由地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试问身为中共伪政府总理的温家宝,1949年中国经济为何没有崩溃?濒临崩溃却是中共建政29年后的1978年?濒临崩溃的根源又何在?大言不惭的家宝没有明言,实际就在于中共的统治!而且没有代表中共为它的倒行逆施所带来的这些灾难表示丝毫的歉意!反而对造成经济崩溃的亡羊补牢当作盖世神功来自吹自擂。不谈经济崩溃成因,只讲对其的补救,无视因,强调果。这是对百姓智慧的侮辱,赤裸裸的欺骗,滑天下之大稽。足见温家宝其人!但更使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高调指出中共正在“努力造就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和谐。”如此无耻的揭百姓疮疤,温的伪善暴露无遗。被镇压的藏胞、被打压的维权人士、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胡佳们、杨佳母亲、吉首抗暴民众、官商勾结的受害者、强迫拆迁户、因卖血而患爱滋病的患者、失地农民、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上亿股民……有谁心情舒畅?!难道面对此史无前例的民怨沸腾,温家宝你就真的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么?绝望之声已遍布神州,甚至宁愿同归于尽。这就是你所说的“心情舒畅”么?这不是刻意羞辱国人又是什么?!在伤口上撒盐,使苦难中煎熬的大众雪上加霜,是集大恶之成的共党一贯厚颜无耻的流氓作为!温家宝还不反省更待何时?

再有,讲话中还提及政治改革,称“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那么这一“政治改革”具体内容如何?温家宝已经在前不久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披露了,未来30年中国政治改革要使党政机构更加协调……加强党的核心领导…… 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等,连人大改革都未提及。可见共党的所谓“政治改革”实质就是机构改革!又一次证明共党是绝对不会真正搞民主的,应该放弃对包括胡温在内中共的一切幻想。中共自我定义的“民主”,实际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公开欺骗和挑衅!更有甚者,9月25日他居然在联大讲话时向国际政要喊 话:“想想那些骨瘦如柴的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儿童,我们还有什么分歧不能搁置,什么障碍不能超越?”那么当此共克时难之际,为何不能搁置与民众的政治分歧、 超越意识形态的障碍,本着同情心释放高智晟、胡佳们,并以爱心给予包容呢?如此为人处世又怎会被人信服?更不配做泱泱大国的总理!世界没有忘记胡佳们,而胡温们必遭万世唾弃!

所以,我们要想推动历史,让中国向着民主方向前进。就必须看清胡温们的邪恶本质,并且彻底揭露、打倒他们。改良还是革命?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百年问题,现在也还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人们。然而,每一个致力于中国民主的人都必须明白:不要对中共当局的任何人有所“迷恋”或手下留情。我们要用最小代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千军结束共党暴政!只要提起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那么我们必将以一当万、势不可挡。胡佳的榜样足可佐证这点。但如果我们反对中共,同时拥护胡温,就是自相矛盾。试想,难道你温家宝不知道胡佳现在身陷囹圄?难道镇压西藏同胞时温家宝会不清楚?难道“六四”发生当时你温家宝不知真相?事实上他难辞其咎!

韩国人会因无缘参加光州起义而感到懊悔。正如电影《华丽的休假》所描述的:参加这次运动的市民、老师、学生、退伍军人为了争取民主不惜牺牲生命战斗到底。是他们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壮举激活了韩国国民的民族精神,才能在后来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翻军事独裁,实现国家民主。今天中华民族为何没有这种精神?就是因为中共把中国人的“脊梁骨”打断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艰难中站起来。

我们再回过头看吉首事件。吉首地处湘西,全称湘西苗族自治州。湘西百年以来民风极为剽悍,因此在全国非法集资损害百姓利益的情况下吉首率先站了出来。我曾经写过《告湖南同胞书》,当时提出来我们湖南人要敢为天下先。我希望这次湖南民众能带好这个头,让维权抗暴星火燎原。我从小喝湘江水长大,太了解湖南人的性格了。湖南有千千万万个杨佳,只是挺身而出的时机还未到!

吉首与国内其他维权运动的本质区别在于,有一批知识份子在中间发挥作用。一场没有独知介入的民主运动,只能被称为是群众运动。它的优势在于法不责众,当局不知道从何下手。政府处理的方法要么是血腥镇压,要么编造谎言(如贵州瓮安)给自己寻台阶下。它的劣势在于不能提出诉求,有的仅仅是一股怨气。一旦独知介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目标明确,并能靠自己的知识、经验来进行运作,最后会成就运动。今天的吉首就有一批独知在运作,所以才会出现一系列戏剧性的场面。我希望更多有识之士能介入民主运动。时不待我,切莫错过绝佳的历史机遇期而抱憾终生。

正当那些文人骚客犹豫不决之时,胡佳夫妇却用行动给了他们当头棒喝,胡佳夫妇也很可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倘若他们真的获得诺贝尔奖时,中华民族 14亿同胞会做何感想?世界范围内我们这些团体要团结起来支持胡佳。有文章说胡佳会得奖是因为他做了利他的事,这是片面的。胡佳的所为可用四个字来概括: 坚守良知。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他也要维护了自己的人权,当我们遇到困难时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很正常的。中共行事毫无良知(如爱滋病的事情),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凭良心做事犹如登天,等于为难自己。胡佳本着良心所做的任何事都必然遭致中共的刁难。去年胡佳写了《奥运前的中国真相》,在欧洲议会上为中国的人权发表讲话,为高智晟发声。那时中国风声鹤唳、鸦雀无声。中共冒天下之大不讳,把胡佳抓进监狱。却造就胡佳成为中国反对派运动和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使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在当代的真实写照。不仅因为他坚守良知,更重要的是他坚持自己做人的尊严。为什么我会把尊严放到良知之前呢?因为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长期迫害下同胞普遍缺失做人的尊严。毒奶粉伤害了千家万户,但大多数人却选择了沉默。有一个地方的市民出来游行、向中共当局表示抗议么?显然,中华民族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荡然无存。而胡佳的行为重拾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他坚持不懈、至死不渝的进行着自己的“战斗”,是我们反对派之楷模。他可能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将大大推动中国的维权运动。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支持胡佳的运动,我希望能有100万人加入,让我们在这个星期创造一个奇迹!

以下是回答问题时间:

问题一. 中国过渡政府对中共污蔑奶农投毒和奶市场正黑社会化有何评论?

唐柏桥先生:在当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共以奶农作三鹿奶粉事件的替罪羊,妄图掩盖毒食品在中国泛滥成灾的残酷现实。三鹿奶粉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企业,旗下大型养牛场有二十几家,小型的不计其数。如果添加三聚氰胺是个别奶农或养牛场刻意为之,那又如何解释其他二十多个品牌奶粉中也有该毒呢?难道全国奶农、养牛场都不约而同的加了相同比例的三聚氰胺?毫无疑问,污蔑奶农是三鹿奶粉公司的脱罪行为,他们越是积极就越说明此地无银三百两。具体讲,比如早在三月份,卫生部、质检局、河北省政府、新西兰与荷兰的公司就已经知道奶粉有毒,并在网上有爆料时就去和三鹿奶粉商谈该事。但三鹿却在全国各地收买记者不要报导相关新闻,还私下收买官员,希望帮助隐瞒真相。最后,还是良心未泯的新西兰记者通知自己的总理 ,他直接指责河北省政府,但河北省政府还在继续隐瞒。无奈下, 8月6号只得直接指责中共中央。但是从8月6号到9月11号,还是压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的责任已经跟奶农无关了,责任完全在中共。上至胡温,下至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任何一个中共的知情者及领导人都有责任。胡温能不知情吗?河北省委书记和负责食品质量安全的李克强能不知情吗?卫生部部长高强能不知情吗? 那么你们现在对老百姓作何交待?温家宝还伪善的说:要是对百姓负责……企业需要有道德……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更是大言不惭。其中有一个主席问他,身为企业家需要具备那些特点才能做得更好时。他说:第一要用创新精神,没有创新精神就没有生命力了,企业就不能发展……说的似乎也有道理。但接下来的话就令人欲呕无物了,他说企业家必须有道德操守。那你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你就不需要道德操守吗? 你明明知道那三鹿奶粉里有毒,却袖手旁观还眼看着中国老百姓、婴儿在喝,你道德良心何在? 还大言不惭的教训别人要有道德操守,可事实证明最缺德的非你温家宝莫属。相信你也不是天生就缺德的,甚至我不清楚他在1989年以前是不是有德之人。但我至少知道他在1989年以后出卖了学生,出卖了赵紫阳,出卖了党内主张通过民主、法制解决学生跟政府矛盾的那股力量。可见他没有良心,现在更没资格谈良心。所以今天提到奶农的事情,奶农其实就是替罪羊。共党首脑们只靠推脱责任就得到免责,而奶农相比他们实在是很委屈。

问题二. 中共大规模虐杀法轮功学员有目共睹,而国际媒体对此事却以回避态度对待。过渡政府对此有何评论?

唐柏桥先生:关于活摘器官西方为何鲜有报导?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共从中作梗。中共素来视法轮功为头号敌人,它正在向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全方位渗透,很多媒体顾及自身利益,为了能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业务,都选择了“自律”,其中还包括一些曾经反共的华文媒体。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甚至以前民运人士办的媒体,如多维网,都跟中共有经济联系。这也是温家宝在全球经济论坛上能大言不惭的原因,他知道底下的人都被中共收买了或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有一句含沙射影的话:“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牵涉到你们每个人的利益,只有中国经济发展了你们才会受益。”换句话说就是:给中共添麻烦,你们都无钱可赚。这就是此言的另一层涵义。

第二、据我了解个别西方媒体,如自由亚洲电台,很愿意报导,但有碍于技术原因。从新闻专业角度来看,他们认为所掌握的数据,没法经过双重确证(double check),所以他们就不敢轻易报导。这一点可以理解,并不代表他们也都被收买了。言下之意我们还需做更多工作,比如向媒体提供充分的、强有力的证据,足以尽数表达冤情,让媒体报导时全无后顾之忧。否则媒体将会面对来自各方的问责,如被追究、被起诉,甚至被认为不客观……媒体都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有些事情明明知道真相,但要报导时不得不有所顾忌。

我相信这是存在的,因为中共之邪恶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总是永远估计不足。所以有人跟我说中共干了什么坏事,我首先相信他,然后再去求证,求证后我再去传播,我不会首先否定他。过去我就不是这样,甚至听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我都将信将疑。后来我听多了,很多人跟我成了朋友,很多都是高学历的,甚至拿了好几个学位。跟他们交往多年从未说过谎,怎么可能独在揭露迫害真相上撒谎呢?所以,我就慢慢相信他们所言都是事实。

问题三. 面对中国社会的贪污腐败等现象,年轻一代人又该何去何从?

唐柏桥先生:在谈这个问题之前还是要向大家郑重推荐,根据历史事件拍摄的韩国电影《华丽的休假》(或《华丽的假期》)。他以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为背景,也许您能从中会受到启发,作为有理想的青年,在历史的非常时期如何作才能维护自身尊严的同时推动历史进步?结合当前的现实,在以下几个方面或许更适合年轻人有所作为。第一,网络起义。在网上有很多有识之士在各个论坛上持之以恒的发帖揭露真相,唤醒大众。对中共的抨击、讽刺多如牛毛。如果您能参与其间,也会有所成就。第二,学生运动。民主运动没有学生作先锋就难有朝气,更难掀高潮。现在的中国民主运动需要学生们的参与。参与时可选择一个普遍的诉 求,如针对三鹿事件要求卫生部长下台,或在时机成熟时直接要求胡锦涛下台。一如当年的光州民众高呼“全斗焕下台!打倒军人统治!大韩民国万岁!光州万岁!”。我们也要喊出自己的口号“中华民族万岁!”。因为中共附体中国,所以打五星旗、唱伪国歌、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伪国号就是自己陷入中共“爱党就是爱国”的愚民陷阱。我们要设计自己的旗帜,也可用中华民国国旗以示和中共的区别。虽然共党较之韩国独裁者恶毒万倍,但挺身救国是民族生存的唯一出路,我们又岂能坐以待毙?被中共欺压的人又何止亿计?由此我们就更不该妄自菲薄。用如短信般的现代通讯工具,以温和的表达方式传播消息,择吉日发起以“抗议三鹿奶粉事件,呼唤食品安全”为题的全国同步大游行又未尝不可?到那时中共就不敢镇压了。当然,前提是要由具备个人道德感召力、社会活动经验丰富的独知出面暗中协调、组织运作。自古天道酬勤,而国内“民运人士”在吉首事件中却不作为,在下着实不敢恭维。跪久了也不敢站起来,不仅不能促成民主运动,更令人感到可悲!

问题四. 唐柏桥对后奥运时期民运有利形势的分析。

唐柏桥先生:我对未来的形势发展始终是抱有乐观的态度的。原因不仅在于经济因素,更在于八九年后帮助共党压制百姓、而后又合伙搜刮民财的三大精英联盟——政治精英(中共官僚)、经济精英(官商暴发户)和最无耻的知识精英(无德犬儒),正不可挽回的走向解体!近年知识精英开始逐渐脱离邪恶轴心,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与中共分道扬镳。从何清涟到焦国标俨然形成一个独立群体,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规模与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在博客中撰文的水平已经与传统民运人士不相伯仲。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因素,此次才是良心发现。共党教育产业化使学校变为营利单位,知识精英们自然从中渔利不少,但由于近来大陆经济下滑,股市、楼市低迷,使他们也蒙受了经济损失,投资付之东流。实际上他们都是太子党圈钱的牺牲品,共党只不过是将钱暂时给他们,以后再圈走而已,整个就是骗局。既然已经明白就不要再为共党卖命了。只要知识份子与中共离心离德,共党就成了纸老虎。希望觉醒的知识份子联合起来投向我们一方,其中也包括温家宝。我们奉劝温家宝在必要之时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同时希望中共的各级官僚认真思量权衡,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相信你们是有这样的智慧的,在明年即将到来的民主高潮中,弃暗投明站到对人民有利的一边,哪怕只是不作为。

问题五. 请唐柏桥先生介绍一下在纽约法拉盛事件中为共作伥的刘醇逸、杨爱伦的来历以及下场?

唐柏桥:他们俩都来自台湾。刘醇逸七年前(约32岁左右)出于意外当选纽约市议员。当时五个在海外的颇具影响的侨社领袖同场竞选,彼此间竞争激烈。刘在当中是无名鼠辈,但是年轻的他英文较好,而另外五个侨社领袖都较之年长。且纽约华裔间共和党主席与民主党主席鹬蚌相争、相持不下,所以刘醇逸不过是渔翁得利,杨也只不过是刘的秘书。刘是法律硕士,杨则学历平平。在素养、能力、见识上更是平庸。她当了多年秘书,自然经常接触社区,加之刘的帮助,特别是中共暗中扶植,她才能当上议员。

中共经常收买在西方的华人政客,以他们为桥梁影响西方主流社会。这次法拉盛事件正是他们以丑恶表演报答共党主子的大好机会,刘、杨又岂敢错过?他们伺机跳出并互为唱和,极尽为共作伥、颠倒黑白、包庇凶徒、诬陷正信之能事,滑天下之大稽、登万丑之巅峰。所以,我们才站出来成立罢免委员会,使杨爱伦最后落选。试想,如果没有我们的努力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她是在任议员,而且对手孟邵文又非常年轻的,资历尚浅。孟邵文没想到自己会当选,而杨爱伦则自以为稳操胜券,还摆了庆功宴,结果却一败涂地(以800多票的劣势)。 刘醇逸现在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之前过于轻视正义力量的威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坚持不懈的精神可谓以一当十。刘醇逸和杨爱伦太不了解法轮功,且轻视正义、唯利是图,必将咎由自取。最终的下场自然可想而知。

问题六. 过渡政府是否应该设立一个奖项来鼓励民间维权抗暴,而不是等待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颁奖(如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的民运人士?

唐柏桥:您的建议很好,但是由于目前过渡政府的财力、物力非常有限,我们只能设一些荣誉性奖项。虽然在物质奖励方面无法与诺贝尔奖相比,但我们会考虑和接受您的建议,并进一步讨论。但是您的一个观点——认为等待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颁奖(如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的民运人士是不合适的——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这是对西方人的偏见,甚至有点中伤。按理说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应该比较了解。然而,由于中国人长期被共党洗脑,对中国很多事情的了解,包括对共党的了解未见其比西方人更透彻。举例:当年有个匈牙利作者写了一本《毛泽东传》和一本《江青传》。我当时以八十年代后期的眼光看,比任何一个中国人写得都精彩。因为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资料,他们看得比我们多,看问题的角度也自然与我们不同,能立足全方位。所以我们看事情一定要客观。再如,以前有个人编了一本书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些西方人著作中的观点就很有见地,因为他们掌握的资讯比较全面,且立场也比较客观。所以,《时代》周刊当年评选百年时代风云人物,中国只王维林一人当选,连毛泽东、孙中山都落选了。我认为他们是慧眼识英雄。虽然人们对王维林的个人资料不甚了了,不知其是何许人也。但在89“6.4” 中以身拦坦克的他,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振奋了国人士气,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他代表的是非暴力勇气,是一种比铁血勇气更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同时更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时代》周刊的观点就体现了独到之妙,倘若这次胡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认为也是这种独到之妙做出的最佳选择。如 果由过渡政府来评选,我们经过考察,定会选择胡佳。所以你的评论我不是很同意,当然,同时也有一批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作出很多误判,这也情有可原。

问题七. 中国过渡政府如何在中共现行体制内通过法律途径为婴儿和奶农提供帮助?

唐柏桥: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您的观点是对的。不过我想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你的观点,我们有必要探讨如何在中共现行的体制内通过法律途径为三鹿奶粉受害者讨还公道。此举在共党倒台之前势在必行,我们不能等到它垮台之后再做,那对老百姓就太不公平了。这其中也大有可为,如国内有大批维权律师, 其中有些可能愿意免费为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中共不能阻止他们。还包括通过上街游行,表达自己的愿望,给中共施加强大的压力,让它知难而退,对那些受害者作出一些让步。这些都是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做到的事。但要想在现有体制的范围内真正达成让绝大多数受害者受到赔偿、权利得到维护,我想是不现实的。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河北省政府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要求有关部门下令河北律师不能为三鹿奶粉受害者充当法律代理人。在中共现体制内居然出现如此的荒唐事,足见体制内维权之艰钜,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所以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早结束这个独裁政体,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体。

我相信只要民主社会被建立,释放全部政治犯,维权律师获得接案自主权,司法独立不受干涉。那时,所有三鹿奶粉的受害者都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得到赔偿。他们因为吃三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毒害,得了胆结石肾结石,只要有医生的证明,在好的体制下任何一个法官都可以要求三鹿公司给予赔偿。然而在现体制下,有哪一个法官敢判呢?没有一个!不是那些法官不懂法律,是他们不敢。一旦凭良知做了,那全国上千万的受害者都要求三鹿公司赔偿,都要求政府赔偿,那共产党不就垮了吗?所以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

问题八. 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

唐柏桥:我不是算命先生,不知道中共明天倒还是后天倒。但我是主修政治学的,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简单的分析一下。结论是它来日无多(不超过5年)。 也许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如:第一:他会在什么状态下结束?会在全民共同面对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得不到解决之时,那就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像三鹿奶粉就有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第二:突发性事件(如贵州瓮安、胡佳被迫害等)。这些事件经过媒体的“发酵”,掀起一场全民运动。第三,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如巴基斯坦)。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和国际大环境联系紧密。在中共对百姓如此残酷的压迫下,将失去国际大环境对它的支撑,中国的事情有时候一下也难以改变。我相信这样的契机很快就将到来。第四,中国的反对派力量日渐壮大。维权人士的力量越来越大,共产党压不下去。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力量,并可以与中共抗衡。总之,在5年之内这些任何一个方面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都可以形成。任何一个方面的形成都会造成共党的灭亡。共产党灭亡之后,中国到底要向何处走,这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问题九. 在中国民主和自由孰重孰轻?

伍凡先生:首先,自由当然比民主更重要,追求自由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裴多菲就有诗云:若为自由故,两者(爱情与生命)皆可抛,可见人类自古就追求自由。共产党迫害百姓是有史以来最甚者,人民没有自由,用所谓“人民民主”来压制自由。它的专制掌控一切:经济权、政治权、经营权、信息权等。媒体、网络以及建立政党等所有的自由都被封锁,却要造一个“人民民主”的虚伪假象。他们的信条是:民主可以象征性给一点,但是自由绝不给人民。所以我认为自由比民主更重要,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尤其是要得到信息的自由,才能够调动人们所有的热情,并能人尽其才。

其次,我们才来讨论走什么样的民主模式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多种民主模式并存,但是自由只有一种,尊重人权就是自由,这个自由比民主更重要。我认为当前中国百姓首先要得到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网络自由权、结社自由权……。有了这些权利以后你再去谈民主才有价值,如果没有这些自由民主就空架子,就没有根基,就像共产党以假民主欺世盗名那样。

唐柏桥先生:我同意伍凡先生的观点,民主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一种服务器,最终的目的在于使老百姓更自由、更幸福,社会更公平。民主并非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主要在于用民主法制保障我们的人权和自由,以确保人类的幸福和公正。我们做事的中心也就是公平、幸福、自由、人权。孰重孰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人认为公平最重要,有些人认为民主最重要,有些人认为人权最重要,有人认为幸福最重要,当然幸福跟自由它又有某种交叉关系。总而言之,我认为自由是本。没有自由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人权,更谈不上公平。所以自由是最重要。但是不能因为重要就不去追求民主,这会误导人。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比如在香港自由度就很大,主要媒体有言论自由,但它却不民主。在英属时期,参与政治的都是社会的精英,平民不能参与,只有被统治的份。现在依然是小圈子民主,这样长此以往是不公平的。虽然有自由,但公平和公益始终不能最终实现,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因为一个正常社会不仅要有充分的自由,更需要公平。比如在美国,就比较自由,也比较公平。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区分,可以将全世界划分为几类国家。从自由和民主这个角度来分,一种叫无自由不民主国家,如中国;一种是半自由半民主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它们有一定程度的选举,因为半自由,所以民主也是半民主;还有一种叫无自由有民主国家,如一些东欧国家。它们有一定程度的选举,民主方面一应俱全。但选举等制度都控制在一个集团的手里,是一个民主的架构但是却无自由;还有一种叫不民主自由国家,可以在任何场合做任何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自由。但这是一种有选择的自由,对政府没有伤害的事情可以放任。以上全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所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民主是为自由服务的,一个社会自由同时也必定民主。我们不能把民主凌驾于自由之上,也不能仅仅为了自由而不实行民主。

伍凡:感谢各位网友、媒体记者、乡亲父老莅临中国过渡政府新闻发布会。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再见!

中国过渡政府

20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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