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复辟事件时国会被解散，孙中山为了维护宪制，号召国会议员南下组织国民政府，讨伐北洋政府。民国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分裂的中国再度统一，首都仍然定在南京，我被改名回北平特别市。
内忧暂时解除，外患的侵略却与时俱增。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在苏联的胁迫下与中共合作以抗日，是为“国共合作”；次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我随即被他们占领，蒋中正宣布应战，八年抗战就此展开。四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与日本分属对立的阵营。
风中残烛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正当人们欢欣鼓舞，认为好不容易终于盼到和平，可以重建家园了，羽翼已丰的中共却在苏联的扶持下发动内战，夺取政权。一九四九年，我落入中共的手中，直到今日。即使是百年光阴，原本在我的生命长河里，也根本不算回事，但这段短短五十余年的时间，却让我备感煎熬、度日如年。我的各个方面遭受着无法弥补的摧残与破坏，尤其是我的身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环境，是连以“病入膏肓”、“命在旦夕”来形容都不为过的。
北京的物质身体
也许人们会对城市的身体感到好奇，我是由人所造，人类的创造物当然也会拥有跟人体一样的身体结构。我们不妨用人体构造来做比喻：人的身体有骨头、肌肉、血管、内脏器官等组织，其实城市也有类似功能的组织——城市的格局像人的骨架、一栋栋的建筑就是肌肉组织、道路网络则如血管系统、资源经其流通，就好像血液藉由血管运送一样；上下水道系统类似内分泌、各种基础设施和公部门等同人的内脏，等等，不一而足。
你们常说“女大十八变”，城市虽然没有性别，但也曾经历过几番变化，我也不例外。只是城市的生命周期普遍都比人类还长，所以人们无法观察到我们的变化。我可以就我的印象所及，稍微描述一下我在各个时期的模样，让你们了解，其实城市也跟人类一样，会成长、成熟，乃至衰老的。
吾从众的童年
我在出生时的身体状况是标准的，因为我是周召公的领地，他与周公共同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是周王室的左右手。周公营建洛阳，也是由召公先到当地去“相宅”，一起合作完成的。他也是周朝礼乐制度的奠基者，而周礼中对城市的规模与格局有着详细的规定，作为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周召公当然会严格遵守体制。按照《周礼．考工记》，我属于次于王级的公级城市，身体方正，每边长七里，正中央有个内城，是领主的居处以及朝廷的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不再遵守制度，城市的规模也因各个势力的消长而开始出现差异。强国的首都逐渐成为区域性中心，我也不例外，因为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而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虽然燕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的一国，但我仍拥有壮丽的“高台榭、美宫室”，建立在高高的夯土台（六～七公尺）上。站在宫殿上可以俯瞰全城、远眺城外，除了休闲赏景的功用，最主要的还是作为军事与政治的侦防之用。
惨淡少年时
秦灭燕后，将我用以自保的城墙和一切防御性设施全部拆除，为方便控制，在我面前修了一条驰道（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直通秦的首都咸阳。秦朝虽然没有大肆破坏城内建筑，却也没有进行建设。战争对城市的破坏，就好像人生病一样。我生了场病，元气大伤，却得不到营养的补给，是以苍白虚弱。
惨淡的日子持续到进入汉朝，经过文景二帝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后，才逐渐摆脱，平平淡淡的度过两汉数百年的岁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战火绵延不止，城市被数度围攻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情形，有的城市就此消失，也是常有的事。我跟其他城市一样遍体鳞伤，挣扎的度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战乱岁月。
这段期间唯一值得高兴的是，佛教逐渐流传开来，建寺盖庙的风气逐渐兴起，我也蒙受佛法的泽被，城内多了些高立的佛教建筑，使我的轮廓线添加了一丝祥和宁静的色彩，稍微平衡一下这个时代的杀戾与暴力之气。暮鼓晨钟，安慰着人们的心灵，也鼓舞着我的求生意志。
黑夜过去了，我幸运地活下来，迎接盛世天朝的到来。在唐朝我是幽州府的治所，由于唐朝国威远播，各方皆来臣服，边境和平无争，我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是长城内外货物的集散交易中心。我没和其他城市比较过，但我知道，自己逐渐累积的财富与权势是很可观的，可能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不为过。这可以从坐镇幽州的安禄山，胆敢只凭地方之力，就掀起全国性的叛乱战争，即可见一斑。（待续）◇
转载 新纪元1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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