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里，我大概算是和刘宾雁先生接触较早的人之一。为了铺垫后面我对刘宾雁报告文学的评论，也未能免俗地交待几笔我和刘宾雁的一些交往。1979年5月，黑龙江召开一个“青年创作会议”，需要找几个名家做贵宾，我建议找王蒙、刘宾雁、刘绍棠，因为他们三人当时刚被平反，名气比较大。但会议不相信能请来，我就自告奋勇去...

我小的时候常听老爸讲，他最敬佩的人是周恩来。老爸还很自豪地说：他曾亲眼见过周总理！那时老爸经常出差去北京，曾有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远远地见过周总理迎接外宾，然后，宾主上车飞快离去。虽然只是匆匆一瞥，老爸仍深感荣幸：他毕竟亲眼见过这位伟人。

最近，《新京报》主编杨斌和几个副主编被同时解职，引起海内外舆论大哗。《新京报》的上司是《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直属中宣部。1957年时，《光明日报》属民主党派，总编是储安平。储安平因提出“党天下”这个经典右派言论而获罪，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经济已经一改往日的积弱积...

台湾总统陈水扁发表元旦文告，宣示其两岸政策，以“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为两岸经贸关系重新定调。看上去，从李登辉时代的“戒急用忍”，到陈水扁时代前期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是“跨前一步”；现又调整到“积极管理，有效开放”，是“退后半步”。

我来自中国天津，乍听起来，天津是个很稳定的地方，想像中一定会觉得我们生活的十分平静。实际上，做为当地的老百姓来说，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这儿的企业被共产党的贪官污吏给搞败了，企业倒了，职工倒楣了，共产党的腰包倒是鼓了。下岗的职工吃不上饭、供不起孩子上学的比比皆是。试问一下，我们老百姓在工作中，付出的难道连温饱都不能满...

郭飞熊律师终于出狱了，从表面上看，太石村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了。这次事件显露出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整理，使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历程中发挥持续的影响力。

古人讲天人合一，之所以能合一，就是因为人间事物与和上天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对应不光是好的，不好的也有对应。

我曾在《党主专制与君主专制》一文中比较两种专制的特性时指出，比起君主专制来，中共的党主专制在许多方面变本加厉、与时俱进了。

2006年元旦，陈水扁发表新年祝词，悍然表示要在今年拟定“台湾新宪法”草案，明年举行“新宪公投”，“为台湾催生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此论一出，海内外舆论哗然。有的媒体称之为“黔驴技穷”，“饮鸩止渴”，可谓一语中的。

中国的外交，就象幼稚园中的小孩子一样，一会儿和你好，一会儿又和你不好，好的时候把玩具都送给你，不好的时候和你闹得不可开交。1962年中印在边界地区爆发了战争，2000年两国边境部队进入警戒状态。2006年则是中印友好年。虽然近年来中印之间建立了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两国之间的围绕水资源的矛盾，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记得中国也曾送过熊猫给美国等国家，当初送熊猫给他们时，大陆媒体通常都是在事成之后发个简短消息，从来没有大张旗鼓地炒作过。与以往不同，这次送台湾两只熊猫却弄得惊天动地，打连战登录大陆时起，以CCTV为首的大陆媒体为了向中南海献媚，也为了配合统战，不断地恶炒熊猫这个题材，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内，几只野兽成为中国明星。

美国和中国的“差距”(补充)

胡耀邦宣布给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创作自由，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

对周恩来的看法才是真正的分水岭

“中共邪党解体之际清毛邪”写到这里，还是把标题解释解释。所谓的“清毛邪”就是清理毛邪给人类社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所有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些邪恶的东西，那些邪恶的思维，那些邪恶的观念，那些邪恶的因素。

评周最难，难就难在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周死的时候，十里长街民众自发送行，万民悲泣的场面是史无前例的。那时谁要说周一个“不”字，老百姓能捶扁了你。

历史上把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称为“大跃进”年代。

中南海里面亦非风平浪静，天安门广场更是旋涡中心。

2006年1月10日 星期二 晴

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说得十分直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五十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作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中共及其地下势力，和各种亲共势力，一直以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就会四分五裂，就会产生军阀混战，就会民不聊生等等来吓唬老百姓，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胡说八道。苏联东欧巨变，哪一个国家产生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没有！除了俄罗斯因为听信西方几个幼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幼稚的书生意见，搞完全违反经济规律的“休克疗法”，使国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