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败坏了国家信誉和有辱民族荣誉,真的还轮不到普通的平民百姓,一党独裁政府犯下的种种践踏人权的罪恶,已经无数次地辱没了民族荣誉,早就把国格败坏殆尽,最该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当一个野蛮制度捆绑住它的人民的双手、剥夺了他们用手投票的正当权利之时,大多数平民的反抗只能是用脚投票。东德人向往西德、朝鲜人向往南韩、大陆人向往香港台湾西方,所有独裁社会的人向往自由...
社会万象
近半个世纪下来﹐圣鱼已经不圣﹐缺乏伟大领袖的照料﹐顿成异类﹐甚至遭遇不幸。据香港《明报》7月19日的消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公布最新科研结果显示,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按﹕东湖在武汉三镇中的武昌)的部分鱼类因长期遭受污染,已开始出现“雄鱼雌化”的变异现象。
专制政治的规律是,它是一个恣意妄为的权力,它是一个不知道权力界限的政权。这意味着,如果这个政权不尊敬知识份子的言论自由权,工人的结社自由权, 这个政权就必然不会尊敬平头老百姓的财产权和生存权。
其实,责怪中国的富人为什么不交税,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是一个有意误导舆论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政府为什么不收富人的税?问题不是出在富人上,而是出在政府上。朱熔基当总理当了四年多,五年任期马上就要满了,现在才想起来富人没交税的问题。好比一个老师等到学年快结束了才责怪学生为什么不交作业。
国人几乎是本能地抓住这一丑闻幷将其上纲上线,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面把华尔街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理由充足且底气充沛。但,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美国总统布希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募款餐会中盛赞这次营救行动显示了美国的伟大精神,幷为此感谢上帝。他说:“人民为他们的生还祈祷,美国人花许多时间策划营救他们的最佳方法,他们提出计划,结果成功地救出了每一个人。” 以前中共老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受尽了老板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中国的工人有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又生活得如...
面临孤立的穆加贝因此转向东方寻求支援,他正在加强与其最老的同盟者-—中共的关系。当全世界都在谴责穆加贝的所作所为时,只有对异议人士同样心狠手毒的中国政府会理解他,仍然会为津巴布韦在“各方面取得的可喜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以为,中国人可以从日本学到很多东西,有些东西恐怕在西洋还不大学得到。现今一些中国人爱讲国情,以国情为理由拒绝改革,以国情为理由为存在的毛病辩护。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证。相同的条件未必引出相同的结果,面对同样的挑战人们可能作出不同的应对。
在中国大陆,资本家充其量只是中共手上的一张牌,而共产党又不是铁板一块,既然一边有人把你捧为座上宾,另一边就有人把你打成阶下囚,在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共官场,这些自以为"顺之者昌"的中国资本家们,却被中共玩于掌股之间,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暴发户下场,甚至成为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2002年5月20日,我写下一篇《农村孤儿的弱势命运》,在网上发表后又刊登在6月6日《南方周末》的“百姓纪事”中,题目被换成《孤儿的命运》。按编辑先生的说法,朱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弱势群体”已经被宣传部门明令禁止,农村问题也成了宣传禁区。
即使江泽民上下做了那样多努力﹐如果不在十六大退下﹐不管是毛泽东式的终身制﹐还是邓小平式的垂帘听政﹐感觉上他的“权威”性总不如毛﹑邓。仔细对照﹐原来有两样东西不如毛﹑邓﹐所以不能一言九鼎﹐使目前的权力交接变得扑朔迷离。
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的层出不穷,显然与中国人普遍沦丧的道德水平密不可分。在发动过六、七十年代政治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共产党当局,又发起了八、九十年代迄今的经济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如当年“打倒一切,保全自己”的信条一样,如今,“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又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准则。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表明税务部门懒惰﹐特别是贪污腐败﹐所以只向小市民征税而放过那些大富豪。朱镕基所做的﹐应该是整顿税收队伍﹐否则不可能改善税收的情况。就如在朱镕基的“最新指示”发出后﹐却传出要把追税的重点放在台商身上﹐引发台商的恐惧﹐因为“柿子拣软的吃”﹐台商知道他们又成了呆子而将面临各种敲诈和勒索。
嫁解放军在大陆可是有历史了。从当年白区奔向延安的女明星们个个投入八路军首长的怀抱,到五十年代中共夺取政权后,解放军各级军官的大换妻,到文化革命中连地富反坏右的女狗崽子都拼命争着嫁解放军,到七十年代高考前的嫁解放军热,有多少中华少女都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解放军官兵们。
以“大国之力”引渡不到赖昌星,无非是说中国的法制和实际中的执法不足以服人。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合法办事,没有门路不打通关系,困难重重;抑制犯罪靠杀鸡敬猴的“严打”;国家税收靠中央与地方的“谈判”;实现“爱国主义、振兴中华”,离不开干扰外电和“防火墙”等等,反应了国家政府的组织与管理在能力上的薄弱、在精神上的虚弱。
为了进行统战,吃掉台湾,江泽民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从默许台商包二奶到胁迫刘祯国父子出卖情报,从拉拢泛兰阵线孤立民进党到增设闽南语节目……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韩国的民族主义在对日本方面就有强烈表现﹐所以日本愿向韩国道歉而不把中国的假民族主义放在眼里。中共这次踢到韩国铁板上﹐如果还不知痛而无理蛮缠下去的话﹐只怕被韩国人算起老帐﹐从隋炀帝东征高丽到毛泽东抗美援朝所欠下朝鲜人民的血债﹐展现自古以来中国扩张主义的面目﹐以“中国老是被动挨打”的可怜相作为义和团式民族主义的借口怕就保不住了。
在流亡藏人中,嘉乐顿珠被认为是温和派,他力求以和平的方式,为西藏争取真正的自治。但是,在没有胡耀邦的今天,中国政府越发赤裸裸地以强压弱。笔者希望,嘉乐顿珠的奔走努力,不要“都丢到雅鲁藏布江去”。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除了更多地感受共产党政权的腐败之外,这个政权的专制、残暴并不一目了然。很多年前,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小平您好”的小横幅时,又有谁想到这个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会命令军队杀人呢?专制政权乔装打扮了,成了狼外婆,人们便觉得它和蔼可亲呢,却不知道狼要吃人。 难道当今中国三十岁的年轻人要当东郭先生?
内地工业事故频频,去年日均死亡近五十人,令人触目惊心。事故的原因很多,目前检讨的焦点更为倾向于人祸,包括金权勾结、腐败猖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但究其根源,应是当局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作祟。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性、德行和智力都靠不住,所以,这一帮主要的和跟从的应当说是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以德治国呀,三讲呀,将资本家拉进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呀什么的,不可能代表广大的利益,也不是什么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以及正常智力。
政府方面是不是有些弱智?为什么就是保护不好野生动物,而要花钱费力地去建立什么“快速扑灭机制”?众所周知,中国不仅已经有了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而且还建立了一整套保护野生动物的政策、法规。法律界人士说,现在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恐怕腐败就在其中发生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直有人批评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学生对中共有幻想,而最大的幻想莫过于以为共军不会向民众开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去简单地批判以为共军不会向民众开枪的幻想,而是如何使得共军不再向民众开枪。
韩国在世界杯赛对意大利一役,反败为胜,打进八强,展示逆境中突破的特性,也充份显示它走出金融风暴的力量,在于永不言败的拼劲,以及擅于总结失败的智慧。韩国的国力上升,成为亚洲最新的文化与经济典范。
我记得好像有人用过这个标题──《动物凶猛》──﹐不是一部小说的名字﹑就是一部电影的名字。现在﹐我想不起来了。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几天前我在外地的马路上遇到几个穿制服的人在对付一个老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词组。那是个来城里卖菜的农民﹐不懂城里的规章制度﹐错误地把他要卖的菜筐摆在了马路边上。于是﹐那几个穿制服的人从三轮摩托车上跳下来﹐踹断了...
中共违反国际公约和外交规则的做法由来以久,如文化大革命中让红卫兵小将火烧英国代办处,在中美军机擦撞事件中纵恿游行队伍砸美领馆的窗玻璃等,无一不是继承了昔日义和团的悠久传统,是老谱袭用罢了,只不过将扶清灭洋改成了扶共灭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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