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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47)

《共產主義黑皮書》:大規模殺戮的邏輯

作者: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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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29日訊】知識分子是又一個淪為大恐怖受害者的社會群體。關於他們,現在有比較豐富的資料可得。作為19世紀中葉以來被公認的社會群體,大多數俄羅斯知識分子一直是反抗暴政和心智約束(intellectual constraint)的中心。這一事實說明了他們先前在1922年和1928至1931年的清洗中為何受害。到了1937年3月和4月,一場惡毒的報刊宣傳運動痛斥經濟、歷史和文學中的「路線偏差」。各門學問和各領域創新都成為攻擊的目標。政治的、教條式的藉口往往用來掩蓋個人的野心或爭鬥。例如,在歷史領域,米哈伊爾.伯克洛夫斯基(Mikhail Pokrovsky,已死於1932年)所有的追隨者都遭到逮捕。教師和教授特別容易受害,因為他們的授課很容易被狂熱的告密者所利用。大學、研究機構和學者都大幅減少,尤其是在白俄羅斯(105名學者中有87人被當作「波蘭間諜」逮捕)和烏克蘭。在後一個共和國,1933年發生了首場針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清洗。當時有數千名烏克蘭知識分子被捕,因其「把烏克蘭科學院、舍甫琴科研究所、農業學院、烏克蘭馬列主義研究所,以及教育、農業和司法人民委員部,改造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避風港」(1933年6月22日帕維爾‧波斯特舍夫發表的演說)。因此,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完成了一項其實在四年前就已開始的行動。

所有與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或國防哪怕有一丁點兒關係的學術領域,也受到波及。航空工業的主要人物,特別是著名航空工程師安德烈.圖波列夫(Andrei Tupolev)和蘇聯首個太空計劃的創始人之一謝爾蓋.科羅廖夫(Sergei Korolev),都被逮捕並送往NKVD各研究中心。它們類似於索爾仁尼琴在《第一圈》(First Circle)中所描述的那些研究中心。普爾科沃(Pulkovo)大型天文台的29位天文學家中,就有27人被捕。國民經濟各總部幾乎所有的統計學家,都在完成1937年1月的人口普查後被捕。這次人口普查,因「嚴重違反統計學基本程序和違反政府命令」,被宣布無效。無數語言學家也遭到逮捕。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家尼古拉.馬爾(Nikolai Marr)的理論。而馬爾獲得了斯大林的官方支持。被捕的還有數百名生物學家。他們反對「官方」生物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江湖騙術。其他受害者包括:醫學遺傳學研究所所長所羅門.萊維特(Solomon Levit)教授;穀類研究所所長尼古拉.圖萊科夫(Nikolai Tulaikov);植物學家亞納塔(A.Yanata);列寧農業科學研究院院長、院士尼古拉.瓦維洛夫(Nikolai Vavilov),他於1940年8月6日被捕,1943年1月26日死於獄中。

由於被控捍衛敵對的外來觀點,以及偏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界線,作家、出版商、戲劇導演和記者,都在葉若夫時期付出了慘重代價。作家工會約2,000名成員被逮捕、放逐到集中營或被處決。最著名的受害者包括:《紅色騎兵軍》和《敖德薩故事集》(Odessa Tales)的作者伊扎克.巴別爾,他於1940年1月27日被槍決;作家鮑里斯.皮利尼亞克(Boris Pilnyak)、尤里.阿廖沙(Yury Olesha)、潘捷列伊蒙.羅曼諾夫(Panteleimon Romanov);詩人尼古拉.克留耶夫(Nikolai Klyuev)、尼古拉.扎博洛茨基(Nikolai Zabolotsky)、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1938年12月26日死於西伯利亞一中轉營)、古爾根.麻亞里(Gurgen Maari)和提齊安.塔比澤(Titsian Tabidze)。許多音樂家也被捕,包括作曲家安德烈.日爾亞耶夫(Andrei Zhelyaev)和指揮米科拉澤(E.Mikoladze)。劇院的名人也一樣,如大導演弗謝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1938年初,其劇院被以「與蘇聯藝術不相干」為由關閉。由於拒絕公開懺悔,梅耶荷德於1939年6月被捕,遭受酷刑,並於1940年2月2日被處決。

在這些年間,當局尋求「徹底肅清」(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最後剩下的神職人員。1937年1月的人口普查顯示,儘管受到壓力,約70%的人口在被問道「你是信徒嗎?」時,仍給予肯定的回答。從此,蘇聯領導人著手對教會發動第三場且具決定性的攻勢。1937年4月,馬林科夫(Malenkov)發便條給斯大林,暗指關於宗教組織的立法過時了,並提議廢除1929年4月8日的法令。「這項法令」,他提到,「為教會和邪教最活躍的部分創建整個有組織的、敵對蘇維埃政權的個人網路,提供了法律依據。」他總結說:「到了了斷所有神職人員組織和教階體制(ecclesiastical hierarchy)的時候了。」數千名神父和幾乎所有主教被發配到集中營。這一次,絕大多數人都被處決。1936年仍活躍的2萬座教堂和清真寺中,1941年初仍舉行宗教儀式的已不足1,000座。1941年初,所有宗教經官方註冊的神職人員數量,已從1936年的逾24,000人下降至5,665人,其中一半以上來自波羅的海地區、波蘭、摩爾達維亞和烏克蘭西部。而所有這些地區都於1939至1941年被納入蘇聯。

由這些信息,或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大恐怖是在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下,由黨內最高層發起和領導的一場政治行動。

而且,大恐怖實現了它的兩個主要目標。第一個是建立由年輕幹部組成的民事和軍事官僚機構。這些幹部是在上世紀30年代嚴格的斯大林主義精神下成長起來的。這些官員,正如卡岡諾維奇在黨的十七大上所言,「會毫無異議地接受斯大林同志分派給他們的任何任務」。在30年代末之前,政府各管理部門是舊政權下培養的「資產階級專業人員」與布爾什維克幹部組成的大雜燴。這些幹部中很多人在內戰期間接受過在職培訓,且相當無能。每個機構都試圖保持某種職業精神和行政邏輯,並且對來自中央的意識形態唯意志論和命令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這一點尤其表現在1935年核查所有黨員身分證的運動中。當時地方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消極抵抗。這一點也明顯體現在統計員拒絕把1937年1月人口普查的數字「弄得光鮮」,使之迎合斯大林的願望。斯大林認識到,相當一部分幹部,無論是否是共產黨幹部,都不願盲從聽命於中央。他的目標就是,用更順從其意願的人,取代這些官員。

大恐怖的第二個目標是完成肅清「社會危險分子」的任務。該群體在當時成員持續增長。正如《刑法典》所指出的,任何個人,若「犯有敵對社會或對社會有危險的行為,或者與犯罪環境(criminal milieu)或犯罪記錄有關」,都可能被劃為「社會危險分子」。因此,任何人,若其社會群體的稱謂包含前綴「ex-(前)」,都是「具有社會危險性的」,如前富農、前犯罪分子、前沙皇時期公務員、前孟什維克黨成員、前社會革命黨人等等。所有這些類別都必須在大恐怖期間予以消滅,因為正如斯大林1937年2月至3月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所宣稱的,「我們離社會主義越近,垂死社會階級的殘餘勢力就越是反撲。」

此次演講中,斯大林強調了這一觀點:蘇聯──唯一一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被敵國四面包圍。據斯大林所稱,與蘇聯接壤的國家──芬蘭、波羅的海諸國、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日本等國,在法國和英國的協助下,正派遣「大批間諜和顛覆分子」,執行破壞該社會主義工程的任務。作為一個獨特而神聖的國家,蘇聯有著不可侵犯的邊界。它們是打擊無時不在的敵人之鬥爭的前線。在此背景下,搜捕間諜(即任何與外部世界聯繫的人,無論聯繫可能有多麼脆弱)顯示出極大的重要性。消滅潛在和虛構的「第五縱隊隊員」,處於大恐怖的核心地位。

以上列出的受害者的龐大類別──幹部和專業人員、社會危險分子和外來分子以及間諜,都彰顯出大恐怖大規模殺戮的邏輯。大恐怖在兩年內導致近70萬人喪生。#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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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30 2: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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