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1月18日訊】題記：今天，從白樺當年的這些詩句，我還是可以讀到一種東西——那就是，在政治正確之上，還有永恆的人性。
1：半個世紀的那冊小詩
近來，常有人談起當年的一部詩集——《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讓我驚異於半世紀前那本薄薄的、印數只有兩三千的小冊子，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還有這麼多人記得。
文革五十周年前夕，朱學勤來漢講學，主題是「七二零事件」，鑒於我是本地人，大體瞭解那個事件的基本過程和發生背景，便邀我同台對談。開講之前，我們交換了一些各自的資訊和看法，我說，文革結束之後，官方對這一事件的敘說與結論，是政治的，不是歷史的。我說，據我所知，文革爆發後，第一階段中受到整肅與打壓的大部分知識份子、包括胡風集團成員、右派分子、白專分子直至喜愛文藝的工人、職員、大中小學教師，以及大多數武漢市的原住民，都是站在省市委、軍區以及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的對立面的。我談到一些人，其中提到詩人白樺和他在「七二零事件」前後，反對暴力鎮壓而寫下的一批詩歌。這些詩歌在「七二零事件」剛剛結束之際結集出版，詩集名為《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朱學勤說，他七十年代初也讀到過這本詩集，當年，這本詩集從湖北輾轉流傳到河南，一個鄭州大學的女大學生受迫害躲到蘭考，悄悄帶著一本《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朱學勤當年僅十七歲，在蘭考鄉間的油燈下誦讀那些滾燙的詩句，內心如受電擊。將近五十年過去了，他還不能忘懷其中的疊句，曾對台下的學生脫口吟誦——「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
在其後一段時間中，又有幾個外地友人——包括遠在海外的詩人高伐林，跟我談起這本詩集。
據我所知，這是文革中，由群眾組織自行出版的唯一一本個人詩集，也是唯一一本直接書寫文革的詩集。作者當時還是一名摘帽右派兼反革命黑幫分子。
我給白樺打了電話，告知他許多友人對此事的關注和各種評價，想問問他是否已經寫過這關於這本詩集的文字，我發現白樺先生突然很虛弱了，聽、說都很困難，後來，他的話愈加含混不清，不忍打擾，再三祝福之後掛了電話。心裡充滿悵惘與傷感。一個才思敏捷，言談優雅的人，也有被歲月銷蝕的一刻。我又查看了數年前他送給我的四卷本《白樺文集》，沒有文字提及此事。
第二天，我給他發了郵件，郵件中有這樣一段話：「最近我到西安講座，一位朋友也說起您當年的那本詩集，和您在文革中的境遇。我沒想到，當年那本薄薄的詩集，時隔近半個世紀，還有這麼多人記得。由於多年來當局對文革的單方面表述，許多文革的真相沒能得以澄清或正確解讀，而後人又會以當局的尺度與語言來解讀當年的那些波譎雲詭的歷史，對歷史的真相造成扭曲與誤讀。我本想對那個過程做一些說明，但是總覺得還沒有得到您的認可，這樣有些唐突與不妥。但是不做說明，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又在悄悄流轉。您身體欠安，本不該這樣的情形下來說這個複雜的話題。但又希望您能知道這個情況。特來信告知，想聽聽您的意見。如您願意就當年的情況做一些說明，我想是對歷史的一種擔當與責任，如您因為身體原因，我可以就我所知道的將這個過程寫下了，交您過目訂正補充。」
但一直沒有得到回復。直到近日，再次跟白樺先生通話，問及此事，他說，他已經一兩年沒有打開過電腦了。
我想，無論如何，趁白樺先生健在，我該把這段歷史寫下來了。
2：那個波譎雲詭的亂世
想讀懂白樺的那本詩集，先說一下那段歷史。
1967年，文革的第二年，是整個文革史中最動盪、最慘烈、也最戲劇化的一年。
1965年11月底，姚文元發表《評海瑞罷官》，經過半年多的輿論發酵，1966年6月1日，毛澤東親自批准聶元梓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一場以「文化」命名的社會運動正式揭開帷幕，到1967年初夏的一年之中，這場運動宛如一部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大戲，不斷呈現著各種出人意料的大戲碼。一開始，人們都認為這只是建國以來所有政治運動的一次延續——如「思想改造運動」、批電影《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反右傾、四清……文革開始的第一階段，也就是1966年6月1日到1966年10月，文革的模式果然也就是人們所料想的那樣，只是規模更加浩大，來勢更加兇猛，手段更加殘暴。一大批黨內外的知識份子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文藝黑線人物」，「反革命黑幫」……文化、藝術、科技、宣傳、教育領域的頭面人物，幾乎被各級政府悉數拋出，成為運動初期的鬥爭對象，到了1966年夏天，以紅二代青少年為先鋒的正統革命力量，又對傳統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敵特叛國民黨殘渣餘孽資本家和一切在舊政權中工作過的人員發起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運動，對那些早已失去了反抗能力更無反抗意志的人們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羞辱與鎮壓，與此同時，還把矛頭對準他們的後代，把一大批「新社會生，紅旗下長」的青少年打成「黑五類」、「狗崽子」、「資產階級孝子賢孫」……在這個「紅色恐怖之夏」，難以數計的人們被折磨致死或被迫自殺，更多的人經受了不可平復的精神與肉體傷害。
1966年5月，黨內文化人鄧拓、吳晗、廖沫沙被命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店『三家村』」之後，全國興起了一股大抓「三家村」狂潮，上至中央機關，下至鄉村小學，怎麼也要湊齊三個人，演一齣「搗毀『三家村』黑店」的大戲。當時身在武漢軍區勝利文工團的白樺，作曲家高如星，劇作家S，剛好湊齊了一個「三家村」，成為審查批鬥對象。這一由劉少奇主持工作的階段，後來被毛澤東命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期。
1966年10月3日，風雲突變，《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明確指出：「廣大的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同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是現階段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鬥爭的集中表現……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與此同時，一貫提倡階級路線的最高當局，開始大力抨擊反動腐朽的封建主義血統論，讓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少年感到了革命之門正在向他們敞開。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頂帽子，就這樣戴在了前一階段各級政權負責人頭上，他們的子弟和歷年來的擁戴者變成了「保爹保媽派」和「保皇派」，政治的和道義的光環瞬間消失。
以這篇社論為標誌，原來那種以各級官僚集團為主導、以傳統階級鬥爭理念與方式展開的文革第一階段結束，文革戰車兀然變軌，駛入以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方向，這種突變，用林彪那句有些拗口的話來說，就是「革那些革過命的人的命」。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從未有過的驚天大逆轉。
這一根導火索，不光翻轉了前一階段運動中的正反角色，也引爆了中共執政十七年來積壓下來的各類矛盾，由此開始了一次猛烈的社會大撕裂、大衝撞、大搏殺。
一種共和國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力量——各種各樣的造反派組織橫空出世。他們帶著各自的背景、經歷、觀念與利益訴求呼嘯而出，擇山而踞，一時間全國城鄉飄揚起成千上萬五花八門的造反大旗。
用官方多年的政治色譜來看，這支隊伍的成分複雜，動機不純——紅色、粉色、灰色甚至還有一定比例的黑色——各色人等紛紛出籠，他們總體來說屬於社會序列的中下層，以普通平民及中小知識份子為主，很多甚至是十七年中的異類。從「親不親，階級分」突變為「親不親，路線分」的時刻，這些被壓制多年的人群，獲得了參與社會運動的可能性——這裡說的所謂「路線」，其實可以簡化為「觀點」，所以應該說「親不親，觀點分」更準確。這使很大一部分被正統階級劃分標準置於不利地位的人，得到了一次重生的機會。
一些運動前期擁護各級政府的群眾，基於對偉大領袖的崇拜與信任，基於對一種嶄新革命理論的認同，也逐漸投入到這支造反大軍中來。於是，維繫了多年的社會層級就這樣土崩瓦解了。從1966年10月開始，矛頭向上、以走資派為敵的文革第二階段運動，一路高歌猛進勢如破竹。
到了1967年1月，新年伊始，正如人民日報那篇著名的元旦社論所預言：「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
以得到毛澤東讚揚的上海文匯報奪權為發端，全國性奪權運動迅猛展開，並很快獲得了遊戲般的勝利。滿城都刷著「一切權利歸農會」的標語，各類文藝演出中唱著這首歌——造反者雙手叉腰，站在寫著這行字的大橫幅下，一派豪邁又歡樂的景象。走資派認罪了，保守派潰散了，各級政府機關廠礦企業的大權也奪過來了，文革發展到至此，似乎已經接近尾聲，許多人想起了《列寧在十月》中那一句臺詞——布爾什維克沖進冬宮，對臨時政府的部長們說：「你們的使命結束了，從現在起，直到永遠——」
奪權運動過程中及完成後，很多造反派組織因為政治理念、鬥爭策略及權力分配，發生了巨大分歧，互相之間幹了起來。
武漢地區形成以「鋼工總」、「鋼九一三」、「鋼二司」為主的「鋼派」，和以「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為首的「新派」。兩派的分歧主要在對待「走資派」「保守派」的態度上，前者要「追窮寇」痛打落水狗，後者要「講策略」團結大多數。
借此良機，一部分潰散的保守派在各級領導的支持下重新集結，也打出了造反旗號，參與到奪權中來。
為了排除幹擾，保障新生紅色政權的順利建立，最高當局出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決定中說：「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那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毛澤東在這裡說的「右派」，已經不是1957年「向黨進攻」的右派，而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說的「左派」，當然是指造反派，但是，在認定誰是左派的問題上，軍隊往往有著自己的標準。軍隊的傾向與表態，又造成各個群眾組織更大的對立。
接著又出台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簡稱為「三支兩軍」。這一決定的核心是軍管，由此開始了長達數年的「軍政府」時期。
軍隊崇尚權威與秩序的本性，決定了它和毛澤東支左的意圖要發生衝突，在它的眼裡，那些循規蹈矩從來就站在政府一邊的人們當然是左派，他們一直是紅色政權最忠誠的支持者，其中大多數出身貧苦，根正苗紅。複轉軍人、基層幹部、勞動模範、黨團員占的比例很大。另一方面，中國革命的性質，又決定了軍隊和地方的血緣關係，大多數政府的官員，都是脫下了軍裝的軍人，許多人還曾是現任部隊負責人的上級或戰友。
文革由此進入了一個各行其是方向不明九曲十八彎的複雜路徑，這個階段複雜到毛澤東本人也常常四顧茫然無法掌控，所以我們就看到，他常常會走出一些匪夷所思章法大亂的棋來。
在毛澤東明確指示要支援的造反派組織中，軍隊天然地選擇了溫和的「新派」，這樣就輕易地將這兩大造反派群體分化了。
原「新華工」宣傳部負責人張建華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支左指揮部成立半個月後的（1967年）2月18日，軍區即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嚴正聲明》，對湖北、武漢的文化大革命公開表明了支持「新派」反對「鋼派」的立場。該聲明說《長江日報》二月八日發表的《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即武漢「鋼派」的「2.8聲明」）「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是與《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所指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的大方向背道而馳的」，「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劃的，是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當時我們「新派」正在和「鋼派」就「2.8聲明」進行大辯論，武漢部隊《2.18嚴正聲明》的發表使我們「新派」大受鼓舞，因此熱烈歡迎解放軍的聲明。為了表達我們對軍隊的支持和感謝，20日下午，我代表紅司（新華工）帶文藝宣傳隊《輕騎兵》到獨立師作了慰問演出。
由此開始，鋼派和軍隊的關係迅速惡化。三月中旬，軍區一舉抓捕了數百個鋼工總各級頭目並發佈通告說：「武漢地區工人總部成立以來，在少數反革命分子操縱下，與湖北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互相勾結，幹盡了壞事……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若干規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要求，特宣佈從即日起，『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一律解散。」
緊接著，軍區開始重新扶植前一階段已經潰散的保守派組織。漸漸的，曾為得到軍區支持而歡欣鼓舞的新派，發現自己也像鋼派那樣走上了末路。
正在此時，四月二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其中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將，便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果打擊革命小將，便是打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勾結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將的某些缺點、錯誤不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全盤否定革命小將的大方向，甚至操縱已垮臺的保守組織進行翻案活動、把一些革命小將重新打成‘反革命’。他們這樣做，就是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否定前階段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對於這股逆流，我們必須堅決回擊，徹底粉碎！」
四月六日，中央軍委發佈經毛主席親自批示的《中央軍委命令》，再次強調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同時強調「要防止趙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趙永夫，原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1967年2月，曾對革命群眾組織進行了開槍鎮壓。）或思想很右的人來主持支左工作。」兩文一出，數月來被打得七零八落的鋼派組織紛紛重新豎旗再次集結，向軍區發起猛攻，矛頭直指當時的司令員陳再道。嘗到了唇亡齒寒兔死狐悲滋味的新派，也再次與鋼派聯合起來，結成同一個戰壕的戰友。
3：從撕裂到仇殺
武漢老城區最繁華的遊樂場所民眾樂園（當時改名人民文化園），成了武漢造反派的大本營，一排排視窗伸出了各種名目的戰旗，廣播喇叭，文藝演出，辯論演講，傳單大字報，各類最高指示最新消息，造反派的重頭文章……像節日廟會一樣熱鬧非凡夜以繼日。
民眾樂園附近都是城區老市民，他們一直是造反派的天然盟友，這些人中，多是從前的小業主、小職員、小商家、手藝人、獨立勞動者或會計、教員、洋行職工、餐飲、茶樓、貨行從業人員，與那支突然進佔並掌管了這個他們世代居住地的北方軍人，有著天然的疏離感。這些一盤散沙的市民，大多沒有參加什麼組織，其中一些人連個單位都沒有，他們自稱是「不在組織的人」，他們呼嘯而來，禦風而去，是文革中一支獨特的影子部隊。他們也給自己起了一個名號，叫「鋼八司」——鋼派的鋼，八小時以外鬧革命。沒有旗幟，沒有袖標，沒有辦公室，也沒有頭頭，但卻有著極強的組織力，傳播力和戰鬥力。整個武鬥中他們傷亡的人數不少，因為都是散兵游勇沒名沒姓，被記載下來的不多。
如雨後春筍，民眾樂園這樣的據點越來越多，遍佈武漢三鎮。造反派武鬥不行，但是宣傳群眾，動員群眾，娛樂群眾都比對手要高出好多。
但是，這樣的狂歡很快就淹沒在一片血腥中了。
從1967年5月開始，武鬥升級——在這裡用「圍剿」一詞可能更加準確，因為被武鬥的一方既無武鬥的實力，也無武鬥的準備。周密準備的圍剿在一個個片區或單位有步驟展開，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指揮專業的百萬雄師一路勢如破竹。造反派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投降的，逃亡的，死傷的……唯有含淚高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6月15日晚，百萬雄師佔領了離民眾樂園不遠處的漢口水塔，這座建於清末的建築，約十層樓高，是當年可以俯瞰大漢口的制高點，兼有供水，消防，火情瞭望三大功能。它臨街的一長溜高牆，是文革中大武漢最著名的資訊發佈地，白樺的許多抗暴詩篇，都是在這裡首發，然後迅即傳播到四面八方甚至全國各地。
6月17日，策劃已久的圍剿民眾樂園一役正式打響，圍剿進行了整整一天，各造反派組織傷亡數百（有記錄的死亡人數56人。）這次強攻，首次使用了「六六粉」、硫酸、硝酸和汽油彈。我在長篇小說《迷冬》中曾寫到這一情節。一位武大的教授來郵件告訴我，她丈夫當年就被人潑了硫酸。
6月18日，武鬥第二天，我和一批同學從武昌趕過去看慘案現場，中山大道最繁華的那一段，已經認不出來，特別是那滿街的瓦礫觸目驚心，有的地方都不能插腳。路人說，那是周邊的民眾看不過去，激憤之下上房揭瓦阻擊圍剿者，許多人揭的都是自家的瓦。
文革結束多年後，記者採訪當年百萬雄師一號頭俞文斌後寫到：（1967年春夏之際）軍區派人找到了武漢機械局原武裝部副部長俞文斌，要他組織一隻隊伍與造反派抗衡。開始俞並未答應，但經不起軍區的勸說和利誘，最終還是答應了……「他們就這樣逼我走上了這條路……軍區派了兩個便衣跟隨我，名為幫助我協助我，實為逼我走上前臺……當時百萬雄師得到了武漢市人武部的大力支持。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庭對我是積極支持的。我看老紅軍、老幹部都支持我的工作，我就答應當『紅武兵』的一把手了」。百萬雄師是一個由武漢軍區直接組織指揮的准軍事組織，軍區除專門指派兩名軍人「貼身警衛」並協助俞文斌工作外，還指派了聯絡員負責百萬雄師與市人武部、省軍區、武漢軍區聯繫。俞文斌說：這兩個人「一是聯絡，將我們的情況上傳下達，我們組織與市人武部、省軍區、武漢軍區聯繫都是通過他們兩人。二是對我進行重點保衛。他們不穿軍裝，穿便衣，與我同吃同住，24小時形影不離」。（《武漢「七二零」事件四十周年—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
除了偶爾刷一刷大標語，百萬雄師基本不搞文鬥，乾脆俐落地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全體武鬥人員統一著裝：藤條帽，藍工裝，一人多高的鋼管鐵矛。出行一律乘坐大卡車，很少單獨或小分隊活動。為了提高百萬雄師的戰鬥力，部隊派專人指導各基層組織的訓練，以辦「毛主席著作學習班」的名義抽調百萬雄師各分站的骨幹分子集中在江漢公園、二.七區委、中山公園、漢陽鐵中、汽運四站、汽運六站等地進行軍事訓練。
在後勤保障及物質供應方面，軍區指示市一商局、二商業局大力支持。用俞文斌的話來說：「要什麼給什麼，大量供應。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我們一要，送都送不贏。當時的武器除武裝部保管的槍械外還有大量的長矛、匕首，極個別的人還有日本人的馬刀。」……用百萬雄師原武漢公安頭頭汪仕奇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是皮影戲中的玩偶，後面有人提線指揮，當然要按照他們的指示辦」。（《武漢「七二零」事件四十周年—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
大本營被定點清除後，圍剿者愈戰愈勇，一個慘案接一個慘案。當初被軍區定為左派的新派，也一日日陷於絕境。那些文革初期受迫害者，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傾向造反派的老幹部也一日日恐慌起來。實力最強大的新華工制訂了「文攻武守」的政策，校園裡一派壯懷激烈的備戰景象。
4：何帆帶來了三個人
七月的一天，我的發小、在新華工附中念書的何帆來找我。說有件事，敢不敢幹？我問什麼事？他說，勝利文工團有三個人，搞創作的，因為同情造反派，反對軍區和百萬雄師，處境很危險，要來新華工避一避，需要人掩護照顧一下。我答應了。
何帆是我的宿舍鄰居，也是初中校友，比我高一屆，清秀文靜，有些靦腆。在校文工團的時候，我們就非常要好，一起讀書，寫詩，作曲，玩樂器，一起郊遊，聊天，看電影……課餘時間幾乎形影不離。他母親是一個助產士，是個虔誠的基督徒，1957年劃為極右，送去勞改了，他父親是一個化工工程師，四十年代末，與幾個朋友合夥開了一家藥店，1949年後被定為資本家，受他母親的牽連，發配到遠郊一個化工廠。我認識何帆的時候，他幾乎總是一個人，一日三餐都在學校食堂吃飯，那時候大饑荒還沒有過去，食堂的飯菜又少又難吃，終於吃出肝炎來。有時他吃完食堂後，拿著一隻空飯盆敲敲打打就來我家了，我母親問他，吃了沒有？他只憨憨一笑，母親便留他再吃點。
從小孤獨的生活，讓他變得敏感又聰慧，很早就顯現出文學與音樂方面的才華，但這樣的家庭背景，考音院附中，進劇團，都是不可能的。初中畢業，他考入華工附中，又進了校文工團，在那裡，他暗戀一個跟他學揚琴的女生，那女生也喜歡他，有過一些隱秘的往來，那是他懂事以來最幸福的一段時光，常常會跟我講述那些讓他陶醉的小細節，給我看偷偷給她寫的小詩。文革一開始，他的名字被寫在黑板上，那是班上出身「黑五類」同學的名單，他跟那個女生的故事就戛然而止了，這對他的傷害很大，很長時間緩不過氣來。1966年10月之後，批判血統論了，他才又看到一點生活的希望。12月初，我大串聯回家之後，他來找我，說想組建一個文藝宣傳隊。他太寂寞，太孤獨，太熱愛文藝。我同意了，於是就有了一支叫「紅魯藝」的中學生文藝宣傳隊。文革三十周年時，徐友漁約我寫一篇關於文革的回憶錄，就有了長散文《紅魯藝》，後來又有了長篇小說《迷冬》，裡面就有了一個以白樺等人為原型的人物——宮克以及他的那些抗暴詩歌。
「紅魯藝」的成員，大多出身於這個城市的灰色階層，知識份子家庭的居多，也有一些舊時軍政人員、被打倒的學術權威、藝術家和工商業者的子女。這支宣傳隊是獨立的，因為文革前期受壓受迫害，觀點上傾向於溫和新派，但不參與任何派別活動，像電影《聶耳》中的那個浪跡江湖的歌舞班或一個抱團取暖抵禦時代風雨的同仁劇社。
這樣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鋼新兩派對立，我們不得不撤出鋼派掌權的湖北藝術學院，新華工聽說，來人帶我們進駐他們那裡，派來指導員，還在宣傳隊發展了一批「新華工紅衛兵」，我和何帆都因家庭問題不能加入，因此也不再擔任宣傳隊負責人。隨著武鬥升級，演出日漸稀少，宣傳隊實際上處於休眠狀態，很多隊員也就返回家中。
此刻，何帆這個文雅內向的人，突然煥發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熱情與勇氣。
何帆說，這幾個人很重要，不能出問題，儘量待在房裡，也不要去食堂吃飯。然後他告訴了我這三個人的身份：詩人白樺，作曲家高如星，劇作家S，運動初期都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殘酷迫害，後來站到了造反派一邊，特別是白樺，寫了不少反抗軍區暴力鎮壓的詩歌，影響很大，現在處境最危險，前不久還被被抓過。
三個人中，白樺、高如星我很熟悉，五十年代就看過白樺編劇的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其中同名主題歌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歌曲之一，還有根據他的同名小說《神秘的旅伴》改編的電影，及裡面的主題歌《緬桂花開十裡香》，都是我少年時代非常癡迷的。當然，白樺的詩我更熟悉。高如星的歌，我當年也知道不少，最熟悉的當然是《九九豔陽天》，此外還有《汾河流水嘩啦啦》、《藏胞歌唱解放軍》——特別是那首歌唱友誼歌唱生活的抒情歌曲《航標兵之歌》，有點憂鬱又有點豪邁，更是我們進入青春期之後非常喜愛的一首歌：「年輕的航標兵用生命的火花，點燃了永不熄滅的霞光……」S這個人沒聽說過他的名字，提到他的一部電影時，我說也看過的。能接待並掩護這樣的三個人，讓我特別興奮。
在華工校園東北角一幢僻靜的學生宿舍裡，我們找了一間房，一樓，走廊盡頭，緊挨側門，萬一有動靜，多一條通道，窗後是一片小樹林，穿過小樹林就是喻家山，翻過山就是農村了。廁所，盥洗間就在隔壁。那時，學生們要就進入大學區各幢大樓準備迎戰來犯者，要就回家逍遙去了，整棟宿舍沒什麼人，屋裡有四張木制高低床，他們一人一張，下面睡人，上面放生活用品。我和何帆睡另一張的上下鋪。領來五套蚊帳涼席，掛好鋪好，便由何帆去接人了。
當時，武漢市造反派控制的地盤幾乎喪失殆盡，只剩下武昌東郊的幾所高校，其中人數最多、地盤最大、實力最強的新華工，便被稱為「解放區」，不斷有各路落難英雄前來投奔或避難。一時間校園裡各色人等都有，很難說沒有對立派混進來探子，不過這些人員都集中在大學部的教學區和宿舍區，華工附中偏安一隅，很清靜，何帆在這裡生活了三年，人熟地盤熟。
我在寢室裡守候良久，聽見走道上有聲音，出門一看，暗影中何帆領了三個穿便裝的男人走過來了，他們各自都帶了一個小小的旅行包，看樣子是做了長期準備的。進屋後，何帆將白樺、高如星、S一一介紹給我。那時候，在我的眼裡，白樺和高如星已是中年人了，S稍顯老一些，後來熟了，知道他們幾個年齡都只相差一兩歲，最大的S也不到四十歲。白樺儒雅，說話慢條斯理，清晰準確，高如星剛毅，有股子男人氣，開始話不多，熟了以後啥都敢講，也很幽默，S比較寡言，所以至今已沒有太多印象。
他們都很客氣，大約何帆一路上也談了我們的情況，他們說了一些感謝的話，說要向革命小將學習，我從來沒把自己當個小將，聽著有些怪怪的，便說我對他們很熟悉，談了一些我讀過、看過或聽過的作品。我說我家還有1955、1956年的《詩選》，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年度選本，說了其中白樺的幾首短詩。白樺很是吃驚一個中學生，居然會保存著十多年前的那些詩選。我又說起他的長詩《孔雀》和《熱芭人的歌》，他說那都是1956年前後寫的，包括我說到的兩部電影。那年，我18歲，他36歲。
一段紅色恐怖中的避難生活，就以這樣輕鬆的方式開始了。我們自始至終都沒有提到白樺的右派問題，倒是高如星，後來的日子裡，自己主動談起當年的一些情感事件，說得很開心也很放肆。
開始幾天，他們一日三餐，都由我和何帆去食堂給他們打來，天氣熱，洗洗涮涮就在廁所或盥洗間解決，需要什麼其他的生活用品就由我們去代買。
有時大家也談談運動，時局和外面的各種動態，但大多時候在談文學，談音樂，談往事，談自己的青春歲月和那些難忘的戀情。白樺說，五十年代中期，他和電影演員王蓓戀愛的時候，一個在昆明，一個在上海，熬不過相思之苦，常常在週末騎了一輛摩托直奔軍用機場，找一架飛上海的，連人帶車一起上去，到了上海，騎上摩托就直奔與王蓓約會之處。高如星也是一個情種，灑脫且孤傲，一生受女人追逐摯愛，在八一廠的時候，那個演《白毛女》的女演員已經紅遍天下，走到哪被寵到哪。一次有個活動，她一進來，一干男女都如潮水一般湧去，唯獨他一個人原位不動，低頭看自己的書。此舉當然令她不悅，事後問人，知道是個作曲的。這樣的高冷，反倒激起了她的熱情，最後終於弄出動靜來了。
高如星出身於晉西北一個乾涸貧困的山村，從小放羊，在各種民歌戲曲聲中長大，不但會唱，還學會了幾樣樂器。十四歲那年，跟一個八路軍的劇社走了，從此走上了他的藝術之路。一個從未受過正規音樂教育與訓練的苦孩子，是如何迅速成長為一個難得的音樂天才，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謎。一直到很多年後，從白樺的一篇文章《朋友高如星》中得到一些瞭解，知道了他桀驁不馴天馬行空的個性是是如何生成的。
白樺在文章中寫到：「高如星這個放羊娃的自我發現是1953年，解放軍歌舞團訪問蘇聯和東歐各國之時。因為蘇聯和東歐各國畢竟地處歐洲，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深厚的音樂傳統。黃土高原上的故鄉和眼前的莫斯科、布達佩斯、布拉格、華沙、布加勒斯特……形成的強烈對比，使這個放羊娃目瞪口呆之後就欣喜若狂起來。
毫不誇張地說，他的感受比別人要深刻一百倍！他像海綿吸水一樣，從異國的音樂、美術、建築、戲劇……語言和生活習慣中，得到了海洋一樣遼闊的啟示。一年不到，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可以說，他在一年裡得到東西比許多留學生五年得到的還要多。他不僅學會了俄文，也多少懂得一些其它東歐國家的語言。特別是與音樂相關的理論、知識，好像這一切本來就屬於他，後來不過遺忘了而已。現在，模糊的都清晰了，淺淡的都鮮明瞭。
他深深地迷醉於柴可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斯美塔那、鮑羅延、裡姆斯基—科薩科夫、蕭邦、魯賓斯坦、蕭斯塔科維奇、德沃夏克、艾奈斯庫……更何況在當時的蘇聯和東歐，還可以間接地接觸到西歐的經典作曲家的作品。正因為他的眼睛、耳朵和全部思維活動集中在西洋音樂的海洋裡，對於當時的蘇聯和東歐人民的政治經濟生活所知甚少。
高如星回國之後，和一些東歐留學生開始往來。往後的幾年，東歐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社會事件，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只能從黨的檔與報紙廣播中瞭解這一切，但是高如星有了獨特的資訊來源。多年以後，的文革中，他和高如星第二次被監禁。勞改期間，他倆偶爾會有私下接觸的機會，高如星給白樺說了一些當年往事：
「……他談到從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留學生向他透露的東歐普遍的思想波動，和東歐發生過的一些政治事件，同時也委婉地說出自己對中國正在進行中的運動的懷疑。當他談到發生在東歐的那些難以想像的片段時，嗓音壓得很低很低，我甚至嚇得索索發抖。對於他過去那些被人們廣為傳說的感情事件，也一五一十、毫不保留地向我詳細地敘說了一遍，甚至還談到性……」
1967年的夏天，酷熱之極，印象中，白天陽光炫目，世界似乎隨時都會燃燒起來，夜裡濕熱沉悶，粘滯的空氣讓人喘不過氣來，還有蚊子。他們三人常常就待在蚊帳裡，各自讀著書報材料或寫東西。高如星有時會小聲哼哼一些旋律，一聽就知道他在寫曲子。便問，老高在幹嗎呢？作曲啊？高如星說，寫首歌，寫完了唱給你們聽聽，提提意見。這首曲子很快就寫完了，名字叫《武漢關的鐘聲》，是一首抒情獨唱歌曲，內容大致是歌唱這個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在文革中煥發出新的青春。他們三個作為軍區文工團首批被打倒的「三家村」成員，基本態度當然是反對省市委和軍區對群眾實施鎮壓的（對S我不太瞭解，權且這麼說），所以這首歌應該是獻給抗暴民眾的。白樺也常在蚊帳裡寫東西，有時候還會拿出一疊稿子在那兒清理。
5：血腥中，一個詩的季節
1967年春夏開始，武漢進入了一個詩歌的季節。
血腥，死亡，離別，動盪，苦難，抗爭，獻身的渴望，青春的迷惘，還有憤怒與悲傷……澆灌出一片特殊的文革詩歌之花。這些詩，不論內容，情緒，還是文采與韻律，都和一年之前《鬼見愁》《造反歌》一類豪壯又粗鄙的偽民歌體大不一樣了。其中許多篇章詩句，時隔半世紀，許多過來人還能背誦。尤其是有幾首落款為「一兵」「解放軍一戰士」詩，因為作者的特殊身份，更因為詩歌本身的魅力——歐式長句，第一人稱，款款柔情，一詠三歎盪氣迴腸，充滿人性色彩的敘說方式，打動了無數人。這些詩歌用一種最原始的方式傳播著，抄成大字報貼在街頭校園，然後又有無數的轉抄轉貼，直至出現在數百數千公里之外某個人的日記本上。其中傳播最
廣的是一首名為《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
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
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
我真想摟著你們的肩膀，
像地下時期那樣小聲而嚴肅地喊一聲：「同志們！」
當年，我們讀主席的書是在寒夜的油燈下，
今天，你們卻在燦爛的陽光下唱著語錄歌前進。
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
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
冰凍的泥土上我們肩靠著肩，
手指上套著手榴彈的絲弦；
我們當年的理想就是你們今天為之戰鬥的一切，
為了這，我們咬著牙推上槍膛裡的子彈。
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
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
我們從北方走向南方，
走向綠茵茵的邊疆，
每一步都有戰鬥，都流了血，
和今天的你們完全一樣。
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
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
我絕不隱瞞對你們的偏愛，
就像我從不掩飾對修正主義叛徒的憎恨。
同志們，戰友們，弟弟妹妹們！
我們是毛澤東大家庭的骨肉親人。
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
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
腦袋裡從沒有恐懼和怯懦，
征途上一直是勝利和前進。
因為我們是天才統帥毛澤東的隊伍，
他今天依然指揮著我們和你們。
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
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
如果你們給我一個袖章，
我和你們的步伐一樣齊整，
我願意和你們一起高呼：「打倒……」
「打倒那些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
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
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
「支持左派廣大群眾。」
這是最高統帥的命令，
任何形式的違抗都是犯罪！
我們廣大指戰員不折不扣地執行！
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
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
一小撮企圖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路的死硬派，
就像妄圖阻止大江東去的狂人！
他們將被洪流淹沒，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定會全勝！
我也曾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
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
當我站在你們佇列中的時候，
我這個老兵，又是新兵，
同志們，戰友們，弟弟妹妹們！
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在揮手，號召我們前進！
（1967）5.8
今天的人們，已經無法理解這樣一些充滿荒謬可笑詞句的詩，如何能打動那麼多的年輕人，以至半個世紀不能忘懷。要知道，在那個龐然大物的軍隊及其操縱下的保守派組織，只用鐵矛說話的時刻，他們中間有一個穿軍裝的人，向你表達了一種決然不同的情義——讚美與關愛，以革命的名義，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名義。而且這些話語，說得又是如此溫暖如此深情。
鎮壓最殘酷的時候，武漢華農附中的一位叫吳克強的同學寫過一首詩——《放開我，媽媽！》：
面對著百匪的大規模屠殺，媽媽怕我到學校去被百匪殺害，拉住我。我說：
放開我，媽媽！
別為孩兒擔驚受怕。
我們的戰友遍天下，
百匪的長矛、匕首算得了啥？
我不願做繞梁呢喃的乳燕，
終日徘徊在屋簷下；
我要到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學游泳，
去迎接暴風雨的沖刷！
放開我，媽媽！
你可還記得哥哥和爸爸，
為了取得抗日鬥爭的勝利，
二十年前，爸爸犧牲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屠刀下，
人民政權的奠基石呵，
灑滿了革命烈士晶瑩的血花！
而今天，在兩個階級決戰的關鍵時刻，
哥哥高舉工人戰鬥隊的大旗，
卻慘死在陳再道之流的長矛、匕首下，
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他的生命迸射出了光輝的火花！
想一想吧，媽媽，
活著的人應該幹些啥？
難道父兄的鮮血能夠白流？
難道能夠讓武老譚把革命造反派任意屠殺？
難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要捍衛？
難道能讓資產階級重新統治我們的國家？
革命者從來不在困難面前低頭；
陳再道之流的長矛、匕首和水龍，
又怎能使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懼怕！
我走了，媽媽！
請您轉告隔壁的蘇蒙蔽和馬大哈，
叫他們別再為陳再道賣命，
五元錢的賄賂就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叫他們轉告「百萬雄師」的操縱者，
人類的罪犯絕然逃不脫歷史的懲罰！
劊子手的痙攣，
顯示出病入豪膏的虛弱，
魔鬼的瘋狂，
只是死神到來前的最後掙扎，
光輝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革命造反派永遠也殺不絕、壓不垮！
再見吧，媽媽！
我們的最高統帥毛主席催令我整裝速發，
階級鬥爭的疆場，任我馳騁，
門庭梨院怎能橫槍躍馬？
等著我們勝利的捷報吧！
讓我們歡聚在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下，
不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
兒誓做千秋雄鬼永不還家！
這位落款為「一兵」的作者又寫了一首應和的詩《孩子，去吧！》：
轉抄者按：一位解放軍戰士帶給我們一首激動人心的詩篇，他對我們說：「這是一個人要我帶給你們的。」說完他就轉身走了。
孩子，去吧！
我是一個糊塗的媽媽，
小小的雀籠怎能鎖得住羽翼豐滿的小鳥！
低低的羊欄怎能關得住四蹄翻飛的駿馬！
胡蘭子也有戀女的親娘，
董存瑞也有疼兒的媽媽，
如果革命的媽媽都像我，
我們世世代代都要在死亡線上掙紮。
孩子，去吧！
我是一個糊塗的媽媽，
我總擔心你年齡太小，
總把你當成是天真的娃娃!
你爸爸參軍時還不滿十三歲，
可爺爺奶奶都沒有強留他，
我在日寇的鐵蹄下傳遞情報的時候，
也不過你這樣大。
孩子，去吧！
我是一個糊塗的媽媽，
在大決戰的前夜，
你的崗位不在明亮的綠窗下；
你們的戰鬥隊在齊步前進，
媽媽注視著你們的背影，
媽媽期待著你們的勝利,
媽媽傾著聽你們戰鬥的歌聲。
孩子，去吧！
我是一個糊塗的媽媽，
在林祥謙就義的地方，
是懦夫才害怕屠殺；
帶上紅彤彤的寶書，
怕什麼長矛,鋼叉，
百匪就像春天的冰山，
正在強勁的東風中溶化。
孩子，去吧！
我是一個糊塗的媽媽，
當春潮澎湃的時候，
你就是其中一朵明亮的浪花；
在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血戰中，
我獻出心愛的小伢，
我將感到驕傲，孩子！
因為我是一個戰士的媽媽。
6：孕育在震驚世界的「七二零事件」中
整個相處中，我們大家都默守一個規矩，不探問關於這次避難的由來與相關人事。所以至今我也不清楚，這次行動是新華工的組織安排，還是某個人的私下策劃。他們挑選了附中的何帆，何帆又邀約了我，而我們兩個都不是新華工的組織中人。白樺他們三個也從未說過此事的來龍去脈。
數日的相處，我們發現了互相之間的許多相同相通之處，於是許多可能的隔膜——年齡、身份、經歷、聲名以及恐怖年代常有的戒備或猜忌都很快消散了，或許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不知是怎樣的緣起，我們終於和白樺聊起那些署名「一兵」、「解放軍一戰士」的詩，沒想到白樺很直率地說，是他寫的。他說，因為安全的原因，那些詩一寫完就交給別人了，大都沒留底稿，這幾天正在憑記憶重新記錄下來。說著就把一摞稿紙給我們看。裡面有很多都是熟悉的，也有從未讀過的。
讀完後我提出來，應該把它們印成小冊子，永遠保存下去。何帆也非常贊同這個想法。白樺顯然有些意外，但看他的神情，也是很願意的。
那正是武漢時局最血腥的時刻，一場圍剿接著一場圍剿，幾乎每天都有血案的消息傳來，連一向實力雄厚又能把握分寸的新華工也開始遭難了，7月15日這一天下午，一千多師生進城遊行歸途中，路過漢口市中心武漢電車公司時，早已埋伏好的百萬雄師武鬥人員，手持各種冷兵器從裡面沖出來，將七八個小時沒吃沒喝也沒有任何武器的遊行者殺死了6人，殺傷數十。
我們沒曾想過，這樣嚴酷的時刻，新華工隨時都會被攻陷，這些詩歌、甚至我們的行徑都會成為罪證，我們被一種正義的熱情感動著，鼓舞著。也沒有想到勝利會來的如此突然，不久之後武漢軍區及百萬雄師一夜崩潰。當然，更沒有想到，不到一年，白樺再次罹難，開始了長達7年的隔離審查和監督勞改生涯。這些詩歌終於成為他新的罪證，從此銷聲匿跡不再被提及。
白樺同意後，何帆即去找了新華工相關機構，談了我們的設想，對方很爽快地答應了，同意提供印刷紙張，其餘由我們自行處理。那年月，有了紙，其餘就好辦了。為寫這篇文章，我在網上搜索相關資訊，茫茫網海之中，終於找到了前面提及的新華工宣傳部負責人張建華的一段文字：「在主持《毛主席詩詞組歌演出團》期間，我還參與了由著名詩人白樺創作的《迎著長矛散發的傳單》和由我院舒先緒同學主編的新華工抗暴文藝專輯《火炬頌》兩本詩集的編輯和出版工作。」他這樣說，或許是何帆將詩稿給他看過，或許是他代表組織批了紙張。
整個編輯，排版，校對，都是由我和何帆兩人完成的。所以張建華可能並不熟悉，才把詩集名字中的「鐵矛」寫成了「長矛」。
詩集籌備之時，形勢更加兇險。張建華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為了防止百萬雄師對我院的進攻，我們試製了土「手榴彈」、炸藥、無線遙控地雷（在6月27日的試製過程中，我院還有兩人在配製炸藥時不幸傷亡，他們是：附屬工廠的黃其萬師傅，208班的皮向東同學）、用卡車改裝了一部「裝甲車」，並在我院周邊作好了充分的防禦佈署（在我院的各條道路上均安放了無線遙控的地雷，在東西二個操場安放了地雷引爆的氧氣瓶，全部地雷都由南一樓進行無線遙控。如果百萬雄師攻打華工，他們一進入我院周邊就將遭遇地雷的殺傷）。為瞭解決通訊方面的問題，我們架設了電臺。電臺一方面用於監聽軍區和百萬雄師的通訊聯絡及他們發起進攻的相關情報，另一方面，在危急時刻可以用於向中央和外界求援並通過廣播疏散我院人員。」「此前不久，這部電臺就監聽到軍區獨立師在一次武鬥中對百萬雄師下達的一系列作戰指令。」
三位避難者漸漸適應了這種生活。他們自從1966年6月起，就被勝利文工團單獨關押，一直到1967年3月才獲得自由，接著兩派衝突愈烈，武鬥頻繁，其間還被百萬雄師抓捕過一次。我想和他們文革開始以來所經歷的一切相比，這種「身體軟禁，思想自由」的生活可能要快樂得多。
一天晚上，校廣播站通知，露天電影場將放映批判電影《武訓傳》。這部電影我已看過，我告訴白樺，王蓓在裡面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丫頭小桃，女主角，趙丹演男主角武訓。白樺說他知道這部片子，但一直沒有看過。於是執意要看。那時，儘管白樺的詩幾乎是盡人皆知，但幾乎沒人見過他的尊容，加之天黑，估計沒有問題。我去弄了兩隻小馬紮，這是學生們人手一隻的物件，趁著夜色潛入電影場一片人海。白樺說，他已經有一年多沒見到王蓓了。結婚十多年，總是聚少離多。我想，如其說他是來看電影，不如說是來看妻子。整場電影，他沉默著，一動不動。
詩集的事正在進行，震驚世界也載入史冊的「七二零」事件爆發。這個事件超出了我們所有人的想像力。在此之前我們已聽說，毛澤東到武漢了，要來解決武漢的問題。他派來的特使謝富治也在早幾天來過新華工，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肯定了新華工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確的，給人黑暗即將過去，勝利就要來臨的時刻，一個軍區，一個獨立師，一個聲名狼藉的群眾組織就這樣兵變了，而且就在偉大領袖住所一箭之遙的地方，迫使毛澤東倉皇出逃……太不可思議了。
第二天清晨，滿城肅殺，關門閉戶，道路以目。只有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的上千輛卡車在大街上呼嘯梭巡……這些，在白樺的詩中都有描述。第二天晚上，新華工得到通知，學校即將遭到進攻，於是下令，除了武裝人員，所有人一律撤出校園。我記不太清白樺一行是在什麼時候離開新華工的，也不知道他們去向了何處。
新華工的正門通往市區主幹道，想必已經被封鎖或設下埋伏。司令部命令一律從喻家山後面的小路撤出。我和何帆穿過後面的小樹林向山腳走去，小路大路已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其中大部分是新華工教職員工和他們的家眷，扶老攜幼摩肩接踵，在暗夜中魚貫前行。那天沒有月亮，好在有螢火蟲照明，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多的螢火蟲，密密麻麻佈滿了山林與田野，映襯出一溜溜悄無聲息的人影。這數以萬計的人群最後散失何處，不得而知。
我和何帆時而小路時而湖畔默默走著，想著此生還有這樣一次難得的遭際，就像老人們說的日本人打進來時跑反的故事，竟有一種浪漫之感。
回了城，已是天光大亮。一路上遭到幾次盤查，找了個說辭，兩個文文靜靜的學生，沒有任何組織標識，沒太為難就放行了。我們先到何帆的家，一進門，就發現兩個閑雲野鶴天馬行空的人，頓時已和外面的世界了無瓜葛了。這才想起來，當初挑了我們來幹這件事是多麼高明的決策。兩人毫無睡意，談到那本詩集，看這陣勢，怕很難出版了。
關於「七二零事件」的頭三天，張建華在當年的日記中是這樣寫的，讓我對這一事件有了更詳盡的瞭解：
7.20天氣：晴
暴亂和恐怖的一天
今天在武漢發生了空前的騷亂和恐怖事件。
前天上午，周總理、謝富治副總理、王力同志、于立金同志在軍區召集了師以上幹部會議。會上，周總理對武漢問題作了表態（說了六點）。當天晚上十點左右，獨立師開始騷亂起來，幾百名解放軍戰士在沒有軍紀約束的情況下大喊大叫起來，高呼「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百萬雄師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等口號。
從昨天10點到今天下午五點，幾百輛卡車滿載著百萬雄師和解放軍戰士在大街上示威，一些解放軍戰士打著百萬雄師的大旗，佩帶著百萬雄師的袖章，大叫著「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的口號。每輛卡車上都架著機槍，有些戰士還把槍交給百萬雄師的人，有些解放軍戰士竟然拿著百萬雄師的長矛，他們衣服敞開著，軍帽斜戴著，有人說他們和「土匪」一個樣。
街上一片白色恐怖。
百萬雄師的車又過來了，一輛、兩輛……三十輛、四十輛……
獨立師的車過來了，戰士們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車以波浪式方式前進，兩邊的群眾為了躲避而紛紛奔跑躲閃。
百萬雄師的車又過來了，喏，一百輛，兩百輛，四百輛……
消防車來了，像一群怪獸，刺耳的警報聲使恐怖的氣氛更加強烈。
大街上的大標語都是百萬雄師的，什麼「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獨立師是支左的模範」等。
獨立師的「特急呼籲」出來了，遍街都是。
人們都在議論著：「獨立師今天終於撕下了支左的面紗，公然亮相支保了，他們原來不敢喊的口號今天終於喊出來了」，有人驚奇地問：「解放軍為什麼也會打人了?」，有人則憤懣地說：「陳再道真的該打倒!」
街上傳說很多。說水院（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疏散了，武大（武漢大學）疏散了。說什麼「江青、陳伯達來漢了，要接見百萬雄師」，「周總理來漢了，王力已被開除出中央文革小組」……
呀，開槍了，一槍、兩槍，一共開了九槍。一個軍人毫不隱諱地掏出手槍，在光天化日下，啪、啪、啪又連開了幾槍。……
今天是反革命暴亂的一天，白色恐怖的一天。
7月21日，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繼續出動近千輛卡車、消防車、裝甲車進行全副武裝遊行。遊行中他們包圍「新湖大」、數次沖進「新湖大」校園，並強行抓走了「新湖大」臨委會成員張維榮、謝邦柱、彭勳及各兵團主要負責人20餘人，抓走「紅八月」群眾和教工家屬、革命群眾208人。大字報被撕毀，民兵訓練的槍枝彈藥被搶走，人事檔案材料遭到破壞，宿舍裡的東西被洗劫一空。水院、湖藝、武醫、新一中、二中、三十四中、韶山中學、漢劇院等也遭到同樣的命運。紅旗中學則被百萬雄師放火燒成廢墟。
晚上，武鍋「百萬雄師3.18」和獨立師等數百名人沖進武漢軍區第三招待所，圍攻、毆打、綁架《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記者，將材料搶劫一空。
7月22日，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的瘋狂行動仍在繼續。和昨天一樣，街上一片恐怖氣氛。
恐怖遊行的車輛猛增至1500輛左右，除郊區的農民外，來自黃石市的五萬多農民也參加了遊行。
這天，百萬雄師在「新一冶業大」、工人新村等大肆逮捕，鋼「9.13」和「新一冶」成員，兩百多人被抓走，「三十三街坊」的負責人全部被抓。之後又包圍了新一冶一中，二十一中等也受到衝擊。
從上午九點開始，滿載百萬雄師武鬥人員的車輛一批接一批地向我院方向開來，並在校大門對面的關山百萬雄師據點集中。
下午四點，「紅司」司令部召開緊急會議，綜合組介紹了當時形勢，認為百萬雄師已實現了對我院的包圍，很可能在當晚發起像昨天攻擊「新湖大」一樣的事情。於是，司令部當即決定在校師生員工全部撤離學校，並就撤離方向、地點及相關事宜進行了具體討論和佈置。
晚八點，撤離開始了。同學們按大隊（系、部）為單位向學校背後的俞家山進行撤離。
同學們在撤離中雖有些緊張甚至慌亂，但總的情況尚好，撤離進行的比較順利。可教師和員工們的撤離就顯得麻煩了，一些老教授、老工人說什麼也不願走，而小孩則嚇得直哭，亂跑亂叫。
此時，百萬雄師不斷從關山據點向我院南一樓、南三舍、南一舍射擊，一陣陣劃破夜空的淒厲槍聲更增添了撤離現場的驚慌、恐怖的氣氛。武衛隊的同學們費了好大的勁，一戶一戶地動員，做工作，直到晚九點左右員工及家屬才由武衛隊護送到達預定的地點。
我沒有在撤離的隊伍中，我決定留下來和堅守崗位的院廣播台的同學們在一起。
我當時真是思緒萬千。全院師生員工上萬人為避百萬雄師的刀槍而撤離這樣的事，發生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今天真是不可思議，但事實就是這樣。
全市造反派就剩下新華工了，而新華工現在也在撤離。
從「七二零」當天起，軍隊和百萬雄師連續三天大規模武裝遊行示威，讓人感覺天下從此就是他們的了。
沒想到，這次兵變只持續了三天。23日淩晨，軍區負責人被電招進京軟禁起來，一支支野戰部隊從各方趕來，部署在武漢周邊，原獨立師的管轄權被接管，當天早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謝富治、王力勝利返京的消息，人民日報刊登同條消息並配發中央領導與首都群眾到機場迎接的圖片。25日，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歡迎中央代表團勝利歸來。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表《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信中寫道：「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抗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反對中央、反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竟然採用法西斯的野蠻手段，圍攻、綁架、毆打中央代表。這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造成的嚴重政治事件……」
許多年後，這個事件有了另一種解讀。不過，歷史常常有好幾副面孔。
7：一部用詩寫成的「七二零事件」小史
在這樣戲劇性結局中，我們再一次見到了白樺和高如星。那是新華工校園裡，一片沸騰的的歡慶之海中。讓我們意外的是，他們都穿上了挺括英武的綠軍裝，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他們穿軍裝的樣子。他們在校園裡自由地走著，在歡慶的人群中和大家一樣臉上洋溢著灑脫與快樂的微笑，再也不怕有誰會認出他們來，再也不需要像鼴鼠一樣成天躲藏在那間走道盡頭的陰濕房間裡了。
我們都來不及問那一段日子他們是怎麼過的，就直接談到詩集了。沒想到從風雲突變到乾坤翻轉的這七八天中，白樺又寫下了七首詩，這樣就成就了一本更加完整的詩集——從反抗，鎮壓，再反抗，屠殺，兵變到勝利。原來只準備出一個油印小冊子，現在我們決定要出一本正兒八經的詩集，鉛印的。
記憶中，新華工為此專門批了200元經費，作為辦公、交通和其他應急支出，鋼工總的朋友聯繫了武漢印刷廠義務印刷裝訂，湖北藝術學院美術專業的一個學生設計了封面。於是這部詩集的出版發行單位就變成了三個：紅司（新華工）宣傳部，鋼工總宣傳部，新湖大紅八月公社。何帆為詩集寫了序言，第一次公開了作者名字，並介紹了白樺文革開始以來的經歷。白樺寫了後記。這一切都在8月1日之前完成了。這是革命時期的效率。
武漢印刷廠在漢口，新華工在武昌東郊，相隔二十多公里。八月初，正是武漢極端高溫時期，我們就這樣東西兩端來回奔波著。那時很多工廠都已停工，接下任務的排字工時來時不來，到了校對階段，我們常常只好自己去那一排排字架上找來換下，好在詩集字數不多，自己也能湊合一下。十多天后，詩集誕生，詩集名是何帆起的——《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兩個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這樣悄沒聲地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這本詩集收錄了白樺的18首詩，寫作時間從1967年5月8日至7月29日。除了前面提到的《我也曾有你們這樣的青春》、《孩子，去吧》，其中還有一些這樣的篇章或段落：
《「七二零」紀實》
今天，武漢沒有白天，
只有漆黑的夜晚；
雖然天空像往日一樣藍，
長江上有輪船。
有風，有光，有雲，
但誰也不覺得這是個白天。
革命群眾的心收縮著，
憤怒壓在心裡，像壓在槍膛裡的子彈。
沒有歌聲，沒有歡樂，沒有議論，
一萬個疑問埋藏在革命群眾的心間……
滿街的汽車像沖出森林的狼群，
一片反動的吼叫和狂喊。
暴徒們銜著鋼刀，舞動著步槍，
搖著手銬和鐵鍊；
敵人妄想用武力要脅黨中央和毛主席，
就像一群螳螂企圖去動搖泰山。
毛主席派來的親人在哪裡？
武漢三鎮都在探問他們的安全。
……
《用殊死的戰鬥去迎接黎明》
……
烏雲低低的壓著武漢三鎮，
血洗工廠，學校，屠殺學生，工人，
綁架毛主席派來的代表，
毆打中央首長——我們的親人，
他們像成群的瘋狗，
睜著血紅的眼到處咬人！
這就是白色恐怖，
這就是資產階級專政！
……
1967年7月21日
《銀灰色的戰艦
——向東海艦隊過境部隊的戰友們致敬》
……
灰色的戰艦，駛進了長江，
停泊在烏雲密佈的武漢；
逆風吹動著你們的紅旗，
惡浪拍打著你們的船舷。
你們排著整齊的戰鬥佇列，
巍然屹立在大江邊。
在腥風血雨的夜裡，
千萬雙眼睛隨著你們的炮塔旋轉。
在關鍵的時刻你們發言了！
每一個字都像一顆炮彈；
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你們說出了全軍廣大戰友的心願。
1967年7月22日
《「七•二六」大遊行抒情》
滿臉汗水參合著眼淚，
喊著，叫著，如癡如醉；
所有的紅旗下都是我的戰友，
我參加了每一個戰鬥隊。
我跳到許多輛汽車上，
在許多杆紅旗下歌唱；
從新華工到「九•一三」
我還曾高高地站在鋼二司的車頂上。
我的左臂戴著「紅八月」，
右臂上戴著鋼工總的袖章。
你們曾讀過和轉抄過我的一些詩歌，
那時天還沒有亮；
那還是恐怖的夜晚，
我還不能走近你們的身旁
像今天這樣肩並著肩，
臂膀靠著臂膀。
我們都經歷了很多痛苦，
日日夜夜的悲憤、緊張；
但那些算得了什麼呢！
一切都在今天得到了補償。
當我們馳過長江大橋|，
馳過血淚斑斑的漢陽；
我們怎能忘記已經永別了的戰友，
那些鋼鐵的革命闖將。
六渡橋啊六渡橋！
昨天百匪的屠場；
人民文化園啊人民文化園！
今天成了歡樂的海洋。
……
1967年7月23日夜
毋庸諱言，這些語言，蓋滿了那個時代的印記。後世讀者一定會訝異，白樺會使用這樣的語言？
那個時代，所有的人都在同一面旗幟下，尊崇著同一個領袖，說著同一種語言……但是，各自都在表達著不同的意思，這就是古今中外未曾有過的一個時代，一個全然與外面世界隔絕的時代，一個徹底清洗了傳統的時代，一個紅色語詞灌滿了人們每一根毛細血管的時代，一個所有的宮廷內幕都被遮罩的時代，一個歷史與領袖都被重新裝飾過的時代……有多少人能夠逃脫這樣的變異呢？我也這樣寫過，無數的人都這樣寫過。
今天，從白樺當年的這些詩句，我還是可以讀到一種東西——那就是從大歷史的視角來看，在政治正確之上，還有永恆的人性。
我們在第一時間將樣書送給了白樺。那時，他已經回到漢口租界區勝利文工團的駐地，在一幢西式的小洋樓上，有他和高如星各自一小套很漂亮的房間。從一年前的反革命黑幫，到不久前隱姓埋名的避難者，再到三大組織聯合出版個人詩集的抗暴詩人。革命，讓半生多難的白樺獲得了一種新的社會身份。那一段時間，他成為武漢群眾，特別是思想文化界及各造反派組織最受歡迎的人。而這本詩集，讓他的聲譽到達了頂峰。文化界老前輩，評論家姜弘先生至今還記得，當年徐遲，姚雪垠拿到這本詩集的時候，大感意外，徐遲豎起大拇指說：「了不起，獨一份！」
此後數月，是白樺、高如星真正的蜜月期——自由、愛妻、詩歌，讚譽，歡樂的聚會與嚴肅的討論……像夢一樣，都來到了。
他們住所不遠，是武漢市有名的百年老店小桃園雞湯館，有時到了吃飯時間，這兩個有工資的單身漢，就會請我們去吃上一頓。白樺的妻子王蓓和高如星的妻子王雲霞，我們也是那一段時間見到的。王蓓我幾乎看過她所有的電影——《武訓傳》、《馬蘭花》、《飛刀華》、《大浪淘沙》、《聶耳》……她不是那種一眼就看出漂亮的女演員，但一眼就可以看出她的純淨與質樸，漸漸就看出美了。
王雲霞的電影不多，大多也不是重要角色。少年時看過她的《洞簫橫吹》和《糧食》，後來知道，1963年，她演了一部叫《紅河激浪》的片子，寫陝北根據地的，被人將此片與「利用小說反黨」的《劉志丹》掛到一起了，王雲霞剛好又受命給時任副總理的習仲勳送過劇本，習被關押了，她也被內控了。她和高如星相識相戀的時候，兩人都是「內控分子」，所以，她對高如星的執著情愛至死不渝。一段漫長的阻隔和血腥的暴虐之後，這個夏天突然就變得如此美好。但是這一出浪漫迷人的《仲夏夜之夢》，真的是以月來計算的。
8：短短的浪漫，長長的苦難
縱觀中國紅色革命史，「七二零事件」這樣明火執仗規模浩大的「叛亂」前所未有，對於一絲反對的聲音都不能容忍的最高領袖來說，無疑是一次十惡不赦的逆天之舉。文革一年來，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內的一大批黨政軍高官，打誰倒誰，毫無還手之力，低頭認罪受盡淩辱也未必能獲赦免。所以，許多參與這次事件的人都陷於絕望之中——檢討的，請罪的，逃匿的，倒戈的……數日前的萬裡雄風化作煙雲。
這些參與者其實沒有一絲絲想推翻誰的惡念，他們只是因為委屈而憤怒——從戰爭年代以來，他們就是這個政權最忠實的追隨者、奉獻者與犧牲者，也是這個黨及最高領袖堅貞的愛戴者和崇拜者，他們受不了最高當局拋棄他們，而去寵愛那一批在他們眼裡的社會垃圾。他們是親兒子失寵的痛楚。他們從不反對文革，只希望像從前許許多多的運動，或者像文革初期那樣搞文革……但是，只要偉大領袖堅持這樣做，他們會服從，會把那些苦楚咽下去，並很快做一個領袖喜愛並信任的人，他們會比那些烏七八糟思想複雜的對手們做得更好。
許多人猜測，這次會有一大批人人頭落地，這是一次殺雞儆猴最好機會，然後，文革平緩落幕。
不久，毛澤東發出最新最高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群眾組織裡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群眾組織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有些人當了保守派，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有人說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變的嘛。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極少數人的立場是難變的，大多數人是可以變的。」
很多人覺得這段話，有一種從「大亂走向大治」的意思了。一種新的社會格局基本落定，文化大革命完成了一次新的階級重組和社會身份排序，這將會解放一批人，遏制一批人，給予一批人，剝奪一批人……而這一切，是那些文革前十七年受損受壓受迫害的人非常樂意見到的。
人們已經看到，一個新的世界像一輪紅日在遠方的地平線上杲杲東升。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文革的進程發生了一連串最具政治智慧的人也看得目瞪口呆的事變：那位「七二零事件」後，返京時受到近乎國家元首待遇的王力，在一個多月之後突然被捕，一同被捕的還有關鋒和戚本禹。這三個人可以說是毛澤東發動文革以來最得力也最有才華的幹將，他們對毛的熱愛與忠誠，一直延續到毛死後數十年，直到他們自己也死了——儘管他們後半輩子幾乎都是在監獄中渡過的。緊接著，軍中三位為毛的文革立下汗馬功勞的老資格將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被打倒。毛澤東沒有急於處理「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禍首」，卻對王、關、戚發了脾氣，指責他們「毀我長城」，而一年前，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文革綱領性檔《五•一六通知》中早已明確指出了軍隊的問題：「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
作為這一次「反革命叛亂」的最高負責人陳再道，在「王關戚」、「楊余傅」事件之後，漸漸沒有了他的資訊。林彪事件之後，他出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中南海的權力遊戲》一文中寫道：「因1967年‘七二零’事件被打倒的陳再道，‘文革’後期在福州對韓先楚說：老韓哪，咱們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說到這裡，那淚水都快要下來了。」他的這一腔衷情，領袖又何以不知呢？
作為一介書生，毛澤東靠軍隊起家，他對軍隊的倚重、管控與忌憚，是他一生最大的功課。在這樣一種血濃於水的親緣情感與烏托邦理想之間，他選擇了前者。他們是領袖權力真正的來源。「七二零事件」之後，毛對他們出人意料的寬宥，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文革親信作祭祀，大約因源於此。
他決定和軍隊修好，重建秩序。但此時的文革，已經不被駕馭了，那些被他從舊秩序中釋放出來的革命闖將們，經歷了大風大浪的鍛煉，付出了血的代價，已經不能停下繼續革命的腳步——那一切，正是毛教給他們的。
「七二零事件」成為文革一個詭異的拐點。
他老人家來武漢之前（1967年7月13日）對周恩來等人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三天的「七二零事件」讓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落空了。
由此開端，文革章法大亂，其後的戲路，更是跌宕起伏。直至九年之後，中國最高職位的三個領導人，在一年中一起去世。這場大戲倏然落幕。
1967年秋冬之際，白樺蜜月餘韻未盡時，再次罹難，這一次，又吞噬了他七年最好的時光。
高如星也緊隨其後，監禁，批鬥，刑訊中被打斷肋骨，引發肺部感染，1971年死於肺癌。他們兩個舊罪名上又添了新罪名——「反軍亂軍」，這是一項重罪。對於白樺來說，那本薄薄的小冊子，成為他鐵板釘釘的罪證。
我曾一直不解，那位S，此後卻無大癢。直到數十年後，讀到白樺《朋友高如星》一文，其中有這樣一段：「1967——1968年，有一段時間高如星為了我和別人的問題遠走北京上訪。今天想起來實在是可笑之至，來自全國的上訪者，竟然都以為北京有顆金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高如星在北京，和千千萬萬上訪者一起，沿著紅色宮牆竟日奔走，哪一扇門會真的為上訪者開啟呢？從他去北京那一天起，死神就悄悄跟著他了。同行者的陰影走到他的身邊，他的同行者S是一個危險的朋友。善良的人們啊！要牢記！虛偽的朋友往往就是死神的幫兇。北京上訪回來以後，高如星也就失去了自由。」
1968年夏天，面對各地愈加激烈的衝突，毛澤東對自己曾經大力支持的一派說了一句有邏輯語病的話：「現在是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接下來，清查「五一•六」，「北、決、揚」，「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這一系列在軍隊主導下的嚴酷運動，終於讓文革的三年動盪回到了傳統政治的軌道上。數以億計的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和工人階級與毛規劃的激進文革一起被拋棄。
白樺、高如星相繼落難，我和何帆先後插隊。我們把這個秘密帶到那地老天荒的地方。我們和白樺在往後的各種運動中都不再提及對方，一段往事被深深埋入歷史的塵埃中。
如今，白樺已經86歲高齡，重病纏身但思路清晰。在我寫到這裡的時候，我給他打了電話，告訴他我最近在寫這樣一篇文章。我說，歷史常常會有幾副面孔，我想把這一副面孔留給後世。他聲音虛弱，但還是給我提供了一些事件的時間或過程。談到高如星之死。白樺明確說了，是S害死了高如星，他是告密者。
9：何帆的序與白樺的後記，一個詩季的絕唱
何帆在湖北京山縣插隊多年，後進入縣劇團。恢復高考後念了中文系，學成進入省作協，當編輯，當副主編，寫詩，寫歌，寫劇本。1999年，像高如星一樣，也死於肺癌，時年51歲。白樺那本《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小書，是他一生編輯生涯的開始。
他的序是這樣寫的：
無論是詩，無論是歌，
都是炸彈和旗幟。
……
這是一束「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不是一集尋常的詩歌。
她是由一個飽受帶槍的劉鄧路線摧殘的解放軍戰士，在江城最嚴峻的日子裡。冒著生命危險，衝破重重封鎖，用一顆忠於毛主席，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赤誠之心所寫下的激昂戰歌。
她，是一枚枚投向陳再道的炸彈，是一面面在黑夜中迎接黎明的紅旗，是一張張宣告敵人死亡的通牒！……
這一切，從作者白樺同志的詩歌本身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說明。
在這裡，我們還要作一些必要的補充：
震驚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再道之流就以反革命的敏感性，預料到他們「小王朝」的覆滅。因而在軍內頑固地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以「打擊一大片」的救命術來轉移鬥爭大方向，妄圖達到「保護一小撮」、挽回自己垂危命運的目的。他們以「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為罪狀，把許多一般創作幹部打成了「黑幫」，進行了駭人聽聞的殘酷迫害。如白樺同志就被關押了九個月之久，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直至今年三月，他們才得到外出和閱讀中央文件的自由。從此，作者就用他的詩，在關鍵時刻鮮明地表了態——堅定不移地站在革命左派一邊，與陳再道血戰到底！……
然而戰鬥是艱難的，在陳再道爪牙的嚴密監控之下，在那些少數不許別人革命的「假洋鬼子」和「幫閒」們的圍攻中，作者不得不採取地下方式。這些作品大多是利用休息時間，在蚊帳內以代用符號文字寫成，然後輾轉而出的。（見後記）
這些散發著火藥味的「傳單」，幾乎每一篇都是在沸騰的現實生活激勵下，作者噙著熱淚急書而就的。因此有了強烈的戰鬥性和濃烈的生活氣息，一首首詩飛快地傳遍了揚子江畔……
這些詩的出現，使敵人大為恐慌。他們以反革命的嗅覺，猜測到詩作者可能是白樺同志，於是就加緊了對作者的圍攻，「警告」和監視。七月的一天，當作者和另一同志去營救一個在百匪屠刀下將遭殺害的革命幹部時，被百匪綁架了。陳再道的爪牙乘機唆使百匪對他們進行毆打和污辱，在匕首和長矛下進行了九小時的非法審訊。審訊的主要內容是：寫了些什麼「黑詩」？放了些什麼「毒」？……然而，百匪在這兩個「解放軍叛徒」身上終無一獲。
敵人的憎恨和惶遽，證實了這些詩歌的鮮明立場和戰鬥性。
在那些浴血奮戰的黑夜中，這些詩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戰鬥作用。
今天，我們在勝利的黎明，把這些曾經在鐵矛下散發的傳單收集起來，在紅旗下歌唱。讓她告誡我們的戰友，不要忘記那些剛剛過去的艱苦歷程！不要忘記那些倒在革命征途上的青年戰友！要奪取最後的勝利，還要繼續握緊筆和槍來！……
我們相信，當讀者讀完這些激情飽滿的詩以後，一定會和我們的想法一樣，這個被陳再道之流打成「黑幫」的人，是一個真正終於毛主席的解放軍戰士。
編者1967年8月
這一年，他十九歲，一年之前，他還在為自己的出身和那位他起名為「深雪」的女生離他而去痛不欲生，一年之後，他為白樺的詩集寫序。
詩集的封面沒有作者署名，但何帆已經在序言中公開了白樺的名字。
白樺為詩集寫了一篇簡短質樸的後記：
這些詩歌是在武漢最困難的時候、在軍內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嚴密封鎖下寫的。當時不能保留手稿，而且沒有辦法複印，轉抄。全是那些不相識的英勇的小將迎著鐵矛把這些詩張貼或散發出去的。有些詩稿剛剛遞給小將，他就被百匪捕殺了，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詩稿淹沒在小將的血泊中。但大部分詩歌都通過他們敏捷的手散發在烏雲密佈的武漢三鎮。
這些詩不是藝術品，是當時急迫間用來打擊敵人的武器，必然很粗糙。紅司（新華工）和鋼工總的戰友們認為可以收集起來複印一下，可能是由於這些詩從某些側面記錄了武漢革命造反派艱苦戰鬥的歷程。同時，也是廣大指戰員忠於毛主席、堅決支持左派革命群眾的佐證。
一個忠於毛主席的解放軍戰士 （1967年）8.1
1979年，白樺、高如星平反。白樺第三次穿上軍裝。高如星追悼會在北京隆重召開。專程前往的武漢軍區代表宣佈高如星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
當局把他們歸於受林彪四人幫迫害的知識份子一類。
一個新時代開始的時候，白樺以火山噴發的激情開始了新的創作——詩、文、影、劇，縱橫捭闔一路花開。
正當盛極之時，白樺第三次中箭落馬——他的電影《苦戀》惹怒了一批人，從剛剛給他平反的武漢軍區直到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全國掀起了鋪天蓋地的批判高潮，他又多了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的帽子，被迫檢討，電影禁演，封存至今。好在人們剛剛經歷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官方報刊電臺一邊大加撻伐，民眾的聲援也隨之洶湧而至，白樺說「我接到了雪片般的電報，都是支持我、聲援我的。後來我一天收的信有幾千封。」白樺說，這使他感到文革後與文革是大大不同了。「過去一個人挨批判，所有人都會離你遠一點，現在大家公開表示支持。而且署名，包括位址電話，單位班組，毫不含混。」一位內蒙古姑娘寫信給他說，倘若這次「在劫難逃」，真誠地邀請他到草原上的蒙古包來，她會給他準備一雙筷子。
在批《苦戀》的風頭上，白樺在一次筆會上說：「作為一個作家，是被人民拋棄掉呢？還是讓權勢者拋棄掉？在兩者發生矛盾的時候，我只能站在人民一邊。」
我想，縱觀一個人的一生命運，總是有某種內在的軌跡可尋，白樺也好，早逝的高如星也好，他們心中有一種東西，那就是對自由的嚮往——自由地感受，自由地愛恨，自由地表達，自由的地生活。而這些恰恰都是那個時代最危險的東西。
文革結束，當局對那段長達十多年錯綜複雜的歷史，做了一個決議，將萬千罪錯扔到那個叫「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簍子裡。為白樺高如星們的受難，找到了罪魁禍首。當初迫害他們的人，也成了反「林彪四人幫」的英雄。
我知道，《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這本小書，及那個年代的故事，依然還是不可說的。
當一件事成為不可說的時候，那這件事一定還有可說之處。
2016年9月12日修改於武漢
－－原載新世紀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