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伏尔泰
“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相反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无所不包的统一体。中国人成了人类。他们感到自己在其它民族之外，超然于他们之上，其它民族虽然在现实上并不臣属于中国，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观念，这些民族都是臣属于他们的。” ——谢林
“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魏礼贤、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一事实：在这里，我们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
“魏礼贤的工作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是魏礼贤全力投入的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 ——荣格
来到欧洲的孔子
还记得第一位出现在罗浮宫里的中国人沈福宗吗？1684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带沈福宗去凡尔赛宫觐见了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们献上了殷铎泽、柏应理等人编著的拉丁文《四书》，并要求太阳王在巴黎出版。这就是包含了《论语》、《大学》、《中庸》在内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时，书中对太阳王的致谢词是这样开始的：“今天，从远东，来了一位君子，他出自中华帝王的皇家血统，人们称他孔夫子——被所有中国人一致尊奉为他们国家史上最有智慧的伦理学与政治学老师和圣贤。”
这本书的准备工作跨越了一百年，包含许多人的心血。一个世纪之前，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已将《论语》粗略地译成拉丁文。随后，法国人、葡萄牙人、热那亚人、西西里人、比利时人和奥地利人，至少有17位耶稣会士参与了翻译及导读的工作。为了让欧洲人——尤其为了让罗马教廷——理解儒家哲学不是无神论，更不是什么异端，欧洲传教士倾全力以赴之。
沈福宗在凡尔赛宫展示的中国文化和他献上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让太阳王十分欣喜。他下令打开新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所有的喷泉。花园中尽情喷洒的壮丽喷泉庆祝着这东方古国文明的来临，欢庆着古国的圣人和稀有的象形文字一起来到了法兰西。和众人蜂拥而上围观来自中国的海之女神号一样，在众喷泉的欢呼声中，这幸存的古国文明进入了欧罗巴的文化首都，进入了太阳王的宫殿。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出版业的中心，《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现在文物荟萃的巴黎，书页上画着高大的孔子揖立在又似庙宇又似图书馆的建筑物前方。和希腊哲人截然不同的东方圣哲形象出现在欧洲人眼前。这时，欧洲刚刚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年战争，欧洲人对冗长的宗教纷争深感倦怠。对他们来说，这延续了五千年而不消亡的古老文明有许多自己可以学习的地方。
就如文艺复兴时出土的希腊罗马古籍成为欧洲学者钻研的对象，现在，孔丘要求自省，重视伦理和秩序的东方哲学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哲学家孔子》中包含了《四书》的译介（独缺被视为与神学抵触的《孟子》），以及《孔子传》、《周易六十四卦及其意义》、《中华帝国年表》。这本由耶稣会士精心编纂的书籍为欧洲人开启了一扇进入中国传统儒道哲学的天窗。这本书大受欢迎，同年在巴黎再版。就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在神秘的东方，西方人发现了一个高度成熟的古老文明。对于任何有智慧的航海探险家来说，这一发现都有如来到了一片藏满了钻石矿的新大陆。
从这里开始了涵盖器物、文化、哲学、生活，长达一百年的欧洲中国热。
中华帝国印象
从明朝时来到北京的利玛窦起，散布在中国的传教士孜孜不倦地写出了丰富的笔记及手稿。这些手稿在18世纪时编辑成三部大部头丛书，成为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中华帝国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其中，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编著、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志》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阵风潮，和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相映成趣。书中优美的铜版画、如同百科全书一般丰富的内容脍炙人口。在此前后，欧洲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与此同时，更多耶稣会士带回来的手稿被藏入了教堂藏书室，封藏在时间之中。
下面是出现在这些书稿中的中国形象。
他们穿的衣服像我们古代的样式，有长裙和不满折子，胸上有一道边用来系在左侧，袖子又宽又大，在外衣上他们按照各自的需要穿袈裟和长袍，形式像我们穿的，只是袖子更大，王室血统和被授以官职的人，服装跟其他绅士不一样。
这条大道上不断有驮马往来，载负商货以及其它东西，但大多数却是骡子。大路很宽，20人并排骑行，谁也不妨碍谁，而且铺以大石头，据说其它省的大道情况也相同。 ——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1585
䜩和新年节庆盛宴连续三日，他们在这三天日夜看戏，人们都陶醉在笑剧中，三天中，城门关闭。因为人们大吃大喝，有时失去控制。 ——无名氏，16世纪
皇帝亲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图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就像在北京时的惯例一样，他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为他们的皇帝是从天而降的，他们的目光中充满异常的喜悦。为一睹圣容，他们不惜远涉跑来此地，因为对他们来讲，皇帝亲临此地是从不曾有过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兴臣民赤诚的表露，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们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 ——南怀仁《鞑靼旅行记》，1682
官员们的府邸神秘莫测。必须穿过几重院落才能到达他们接见下属和会晤朋友之地。他们出巡时排场很大。以总督（这是主管两个省的官员）为例，若无至少百人随行，他是从不动身的。随行人员互不相扰，各司其职。一部分人穿着专门的号衣，举着各种牌子在总督前面开道，有时还有大队士兵步行跟随总督左右，总督乘坐一顶由六至八人用肩抬着的宽大的金黄色轿子高高在上行进于整个队列中间。这种队列往往占据整条街道。百姓们出于恭敬而止步肃立两侧，直至队列通过。 ——马若瑟神父，1699
我们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溪中满是大石，都是雨天从岩壁上剥落下来的。山崖上点点茅屋散布，间杂着零星耕地，仿佛中国瓷器或其它工艺品人物山水画再现。许多欧洲人或许会以为这些都是幻想，其实一切都是真的。 ——约翰贝尔，1719－22
光的交易Commerce of Light
在海之女神号船舱中，除了瓷器、丝绸、漆金家具之外，还有来自康熙大帝的四十九册中国典籍。正如伏尔泰所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风俗论》）
17、18世纪的欧洲人不能否认，在器物、制度、人伦道德和文明的悠久上，中国远远领先欧洲。不知不觉中，欧洲贵族的生活发生了一种变化。他们穿上来自中国的丝绸，手持精致的瓷杯喝中国茶，壁炉台上是一尊青花瓷，瓶肚上手绘的彩画中，穿一身长袍的中国文人坐在山林水畔，叫人神往。
随着中国典籍大量的出版，欧洲人对中国的迷恋上升到了对其文明内涵的探索。从王宫贵族到所有欧洲的文人，从天生叛逆的伏尔泰到堪称全才的莱布尼兹，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这古国文明的典册，有如探入一个宝库、一个待解的谜团。一本接一本介绍中国风土民情、图文并茂的书相继出版，加上汗牛充栋的中国古籍译介，掀起了欧洲人浓厚的好奇心。在耶稣会士的耕耘下，中国文明的精神逐一展现。孔子、老子，这些欧洲人从来没听过的东方圣人现身，说出来欧洲人从来没听过、更没想过的奇妙话语。一道全新的地平线展现在欧罗巴前方。
欧洲人摊开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不确定该如何对待这些远远超出自己想像的、神话一般的故事。伏羲、神农，这些从名字到长相都这么陌生的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真实还是虚构？面对一个如此古老、和自己如此不同的文明，欧洲人的欧洲中心意识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不少固守欧洲中心论的人嘲讽中国的种种，怀疑这些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然而在这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相信多元化文明的欧洲文人看见了中华帝国的美德。对这些人来说，这优异的古文明打开她的宝藏，向他们展现了一个东西方文明彼此融会的历史契机。
以犀利的文笔，伏尔泰提醒他的同胞：这些中国典册在两三千年前欧洲人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写下来了。“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稳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风俗论》）
莱布尼兹的说法更传神，他把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交流称为“光的交换”：“我觉得它是如今最伟大的事业，不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福音的传播，更有利于人类的幸福，有利于我们欧洲与中国的科学与技艺的成长。这就像文明之光的交换，能在短时间内让我们掌握他们奋斗几千年才掌握的技能，也让他们学会我们的技艺，丰富双方的文化宝库。这都是超出人们想像的光辉伟业。”
一生负笈奔走、在各地播下知识的种子的莱布尼兹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以最大的热情，他深入中国的文化与哲学内涵，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
中国人的天：有神论vs无神论
在欧洲传教士大力翻译中国经典的背后，事实上，暗藏着波涛汹涌的暗流。《哲学家孔子》初步形成书稿是在1667年。为了讨论如何因应罗马教廷对中国祭祖及祭孔礼仪的误解，长达40天的广州会议在广州耶稣会院紧急召开。这个会议的背景是持续了两个世纪、影响深远的中国礼仪之争。
同样是天主教，耶稣会士Jesuits遵循利玛窦的传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的祭祖，并深明中国人信天敬神的精神。然而道明会（Dominican）和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s）会士视中国人祭祖为偶像崇拜，并宣称中国是一个不信仰神灵的无神论国家。他们向罗马教庭提出报告，教廷展开了调查。
为了向教廷说明中国人所相信的天道以及祭拜祖先和基督教精神不相违背，在广州会议上，以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简略的《四书》翻译为基础，柏应理等人重新校对和注释《四书》。这就是后来掀起欧洲人对中国哲学强烈兴趣的《哲学家孔子》。在之后的百年中，耶稣会士铆足了劲从汉语翻译了所有中国的重要典籍。可以这么说，各国耶稣会士戮力翻成拉丁文的一册册中国典籍负有一个使命：为了消弭教廷的误会，以保证基督教能够在中国继续播下种子。然而在同时，这些典籍的翻译巩固了中国文明敬天信神的声誉，更把这虔敬的古国文明之光向远方传去，一直传入了信奉基督教的欧罗巴。
下面是欧洲传教士翻译中国典籍的成果。在18世纪初，《四书》已被全部译成欧洲文字。利玛窦最早译朱熹注的《四书》；殷铎泽与郭纳爵合译了《论语》、《大学》，后者取名《中国的智慧》，殷铎泽并翻译《中庸》；蒋友仁译《孟子》（未完成）。
第一个将《五经》译为拉丁语的是金尼阁。雷孝思译《易经》；马若瑟选译《书经》、《诗经》；孙璋翻译《礼记》；宋君荣译《诗经》、《书经》。卫方济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基础，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合译为拉丁文《中国六大经典》。
回顾这一长串名字，我们是否认出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为乾隆设计大水法的蒋友仁；和白晋一起乘坐海之女神号来到中国，初见南方美丽的水景，偏爱文学的马若瑟；冒着生命危险到蛮荒之地勘测地形，对绘制《皇舆全览图》贡献极大的雷孝思。许多年过去了，这些来自太阳王的使者善用他们在中华帝国的每一天，把天赐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这些从象形文字移植入拉丁文的厚厚的书页是他们如两头燃烧的蜡烛一般，在夜里一笔一笔磨出来的。同时，这个浩大的工程中注入了他们迫切的心情。
到17世纪中，中国已有二十多万基督徒。为了能够为这些信徒（以及所有中国人）敬天祭祖的传统做有力的辩护，这些耶稣会士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可以这么说：为了证实这些古国人民不是什么偶像崇拜者，更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也为了传教士能把基督的种子植入这些古国人民心中，这些传教士不惜付出所有。
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在这些译成拉丁文的经典中，最受欢迎的是老子的《道德经》。从16世纪起，《道德经》被译成了拉丁、法、德等17种欧洲文字，共约一千多种版本。在译入外语的世界经典之中，《圣经》发行量第一，《道德经》第二。同时，到了1720年，路易十四生前努力扩展的国王图书馆已拥有超过一千卷中文书。
“可以说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可以界定的名就不是永远不变的名。”
“一个好的旅行者没有固定的计划，也不想抵达什么地方。”
“神秘不可测而又奥妙不可知，这是通向所有奇妙的一扇门。”
当李聃玄而又玄的句子映入欧洲人的心灵，我们可以想见，对这些习惯于柏拉图式思辨风格的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比寻常的文化遭遇。确实，发现了老子和孔子，也就是说，发现了中国哲学儒道两大家泉源的欧洲人，他们心灵受到的震撼犹如在地球上发现了另一块坚实的大陆一般。就像所有的新大陆，这一块大陆把他们引入一个无限辽阔的空间。
来自中国的典籍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这是传教士昼夜辛劳结出的果实。然而要使这古国文明的精神在欧洲发酵，还得借助欧洲本土人士的接引。历史的安排何等巧妙：当时欧洲最具才华和个性的两位知识份子自愿扮演了这接引的角色。以最大的热情，他们挑起了这一出东西方文化交会大戏的大梁。于是，这出在太阳王世纪盛大登场的文化史喜剧就有了动人的风采。@#
责任编辑：李婧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