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人物
在公开场合,班尼迪克·罗杰斯总是保持低调,但他发言的状态和私下的谈话,总能让人感到一种善良与平和。深入接触罗杰斯之后,发现他有着温和的性情,乐观的心态,以及水滴石穿般的毅力。他多年来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出入缅甸几十次,只为发掘缅甸人民经受的苦难,让世界听到那里人们的声音;他也不畏惧中共的强权政治,公开多次为法轮功修炼团体发声,揭露活摘器官真相。罗杰斯也有着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从1999年之前的官媒摄影记者,到关注维权人士、揭共产党真相的独立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杜斌被中共称为“专门挖政府伤疤的人”。他因此丢掉了《纽约时报》的工作,一度被非法拘禁,但他说,“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值。”在新著《长春饿殍战》面世之际,杜斌接受大纪元专访,畅谈心路历程。
从1999年之前的官媒摄影记者,到关注维权人士、揭共产党真相的独立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杜斌被中共称为“专门挖政府伤疤的人”。他因此丢掉了《纽约时报》的工作,一度被非法拘禁,但他说,“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值。”在新著《长春饿殍战》面世之际,杜斌接受大纪元专访,畅谈心路历程。
几度前往亚洲国家,环中国而行,过国门而不入。唯祖国,不得其入。遥望海天苍茫处的中国方向,心绪沉重如石。望穿秋水,唯有泪光闪闪。总是在起飞回北美的那一刻,赶紧默祷,为亲友,为同胞,为故国。何时拨乌云而见青天?飞越太平洋,故国,越来越遥远。故土,无尽的怀念。
冷风中,挥别故国,禁不住潸然泪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拒绝我的香港,竟成为我流亡生涯中,唯一能造访的一小块中国土地,尽管,它很不像中国。
有人权组织在美国加州商场发现了我参与制作的那种人造花,完全相同的产品,英文商标和美金标价也完全一致。包括美国ABC电视台、美国之音等媒体,做了专题报导。总部设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也发表了专项报告,题为“血染的人造花”(Blood Stained Flowers)。美国海关采取行动,查禁这类人造花。
恶势力无处不在,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我从内心恨透了这个无法无天的场所、这帮仗势欺人的恶霸。我寻思机会,要报复他们,让他们不得好过。
一位算命先生走上来,连声唤著:“绅士!绅士!”执意要为我算命。我漫不经心地说,如果你能说出我的过去,就让你算我的未来。他只说出两句话,便让我惊异。
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15)
然而,我的直觉更准确。面带微笑、神态淡定而极尽礼数的泓,她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迁。我不应该再介入或干扰她的生活。
这份爱情,没有因为与友谊的冲突而夭折,也没有因为空间与时间的阻隔而中断,反而愈益热烈、坚韧、刻骨铭心。于是,连老天爷也嫉妒了,他大发雷霆,让神州大地来了场狂风暴雨——八九民运、六四屠城,终于,将我与泓,生生隔离,隔绝于高墙内外!
狭小的监仓,连纵情悲伤的角落都没有。其他几个犯人,就坐在身边。写完,我把头伏在膝盖上,以装睡的样子,一任泪如雨注。
我活着,却被埋葬了,活埋。我不曾意料,在这样的铁石笼子、活死人墓里,前后会被活埋达两年半!这是死亡的体验,或者,对死亡滋味的尝试。不是死亡,胜似死亡;一种逼似死亡的状态,可称之为“准死亡”。连身体的变化,也逼真于死亡状态。活着的,已经不是肉体,只有灵魂。
我心下有数,因为天安门事件成为国际聚焦的大事件,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虽然把民运领袖关起来,但是否动用酷刑,他们一时还有所顾忌。
关押我的监仓,除我之外,还关有其他犯人,有时三个,有时四个。除我之外,他们均非政治犯,而是经济犯,而且都是出自公安系统的经济犯,即那些犯下贪污、受贿的公安干部。他们也是犯人,却负有监视我的任务。牢中有牢,这是双重的牢狱。
时年二十五岁的我,书生气十足,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因而,不仅没有逃亡,反而前往公安局,与当局“谈话”。尚铭记中国古语:好汉做事好汉当。其间,我继续辅导学生期末考试,有学生问我:“陈老师,你为什么不逃跑?听说吾尔开希都逃到香港了!”我半是幽默半是严肃地回答:“祖国的得失,就是我个人的得失。我愿意与祖国共进退。”
5月间达到高潮。每天游行人数,少则数千,多则十几万,有时达到数十万。珠江两岸,风云激荡;白云山下,旌旗招展。由广东省与香港民运界合作展示的一次大示威,称为“省港大游行”,那日,走上广州街头的游行人数达四十多万。游行队伍像潮水一般,淹没并席卷了广州的主要大街。行进在这样的洪流中,我欣慰地感叹:广州人并非商业动物,他们也渴望民主啊!
天安门事件”,国际上流行的这一定义,指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及其被中国政府镇压的结局。在中国民间,包括海外华人中,这一事件,被称为“八九民运”;又称“六四事件”或“六四屠杀”。中国官方,最先称这一事件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淡化地称之为“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
1986年,校园空气愈加活跃,多元化思潮冲击著年轻学子们充满理想与渴望的心。我和好友频繁举办各种形式的聚会。经春夏两季播种,到了秋天,推动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举办“同济大学文化潮”活动。项目之一,是邀请方励之、刘宾雁等文化名人来校演讲。
“政治体制改革”这六个字,在今日中国,随处可见,其涵义甚至被扭曲。但在1985年,这六个简单的中文字,尚从未在中国的媒体或书籍上出现过。上书胡耀邦,我成为最早提出这六个字的人之一。
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3)
出狱后,发现父亲变了。再也没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亲完全看穿了共产党的本质。他理解儿子,理解民主,对我的所思所为,不仅没有半点责备,而且毫无犹疑地,予以赞同和支持。
国经贸官员的流亡纪实:走出红尘(10)
这一切,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捆绑,批斗,毒打,这就是毛泽东为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设计的场景。毛泽东发动文革,原本出自他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却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大约在一九八八年,我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常驻的时候,一次使团活动,一位德国的外交官带着他九岁的女儿安妮娅和我聊天,他突然直接了当的问我:“您对世界末日这件事是怎样看的?”
我决定通过机要通道递送大法资料,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已无所畏惧。给中央、国务院所有领导人,所有机构,从政治局一直到各部委全面递材料,把所有师尊和法轮功的真实材料都递给他们,还包括全国的媒体等让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是怎么回事!这一亿修炼群体孰是孰非;那些捏造和诽谤来自何方;法轮功没有触犯中国的任何一条现行法律,特别是宪法。
我不由得驻足观看,寻找、识别我曾经短期工作、长期工作、过往和生活过的地方,罗马尼亚、俄罗斯、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布鲁塞尔、肯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香港……亲切熟悉,岁月像翻过去的日历一页一页又重现脑海,那是当外交官的生命历程,踌躇滿志,无限风光 ……
(shown)林昭和柏杨虽不能相提并论,但同样感动作了不少的中华儿女。林昭被害于4月29日,柏杨逝世于4月29日,这是一个绝妙的偶遇。假如柏杨生长于大陆,那麽《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和《柏杨版资治通鉴》就绝对不会现世,中国人就会更加不知反思,柏杨也绝对不会活过1968年的4月29日。假如林昭选择了移居美国,那麽灵岩山上就绝对不会有林昭墓,北大的校园里就连一根牛毛草也长不成……
关注人权的农场主到正义的省议员
2004年,高智晟向中共全国人大致公开信,其第一次从法律和律师的角度谈法轮功的问题。其先后三次上书给中共前领导人,揭露当局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呼吁当局停止灭绝人性的迫害。为此,高智晟及其家人遭到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所掌控的北京公安系统前所未有的疯狂的残酷迫害,其至今身陷囹圄,妻儿被迫逃亡美国。针此,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国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发表声明说:“高智晟将在被非法监禁、与他的家人被隔开的情况下度过又一个年头。中国政府仍然害怕高智晟充满激情所捍卫的自由——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还有被告人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力——这些都是建造一个稳定而繁荣的社会所必须有的。高智晟以及像高智晟一样的人们应该受到中国政府的颂扬,而不是遭到酷刑、监禁或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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