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是誰導致了蘇聯解体?

程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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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蘇共內的保守派發動了反改革的政變,因回應者寥寥無几、又不敵葉利欽的挑戰而告失敗。這場政變充分暴露了蘇共保守派領導人的愚昧、無能和孤立,最終結束了蘇共的政治生命,繼而導致了蘇聯的解体和原蘇聯各共和國的獨立。作為共產主義陣營的發源地和中堅的蘇聯,頃刻之間突然分崩离析,號稱強大無比、党員達人口十分之一的蘇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對全世界來說,這确實是一場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紀性變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聯的解体和蘇共的崩潰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話語來說,就是有著“歷史必然性”。如果沒有一系列長期以來不斷積累的導致蘇聯解体的條件,葉利欽和蘇聯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兩撥千斤”,輕而易舉地戰胜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以及龐大的蘇聯党政軍特系統,并建立起一個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這种結局為什么是歷史之必然,在蘇聯解体這一歷史過程中應當獲得什么啟示?

誰是罪魁禍首?

蘇聯正式的政治演變起自戈爾巴喬夫推行的“開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經濟上的對外開放,而是國內政治上的“開放”,“改革”則是指經濟改革。

一种很典型的說法指戈爾巴喬夫是蘇聯解体、蘇共崩潰的罪魁禍首,認為是他有意要葬送蘇聯和蘇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說法,是批評他在政治改革問題上作了錯誤決策,不應當實行政治“開放”。還有一种說法則認為,蘇聯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經濟改革,所以必然失敗。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會發生那樣的結局。這兩种說法顯然都過于簡單化,忽略了導致蘇聯政治演變的諸多國內、國際因素,而且,也帶有很明顯的從各自立場出發的政治意涵。

蘇聯解体、蘇共垮台后,許多西方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認,雖然他們十分了解蘇聯体制的根本弱點,但他們當中几乎沒有人曾料到,一個昔日集權、強大的超級大國蘇聯,會在短短的几年內就徹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沒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個人,即卡特任總統時的國務卿布熱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經預言,蘇聯的制度可能拖不過二十世紀,但是他也無法解釋,為什么這會發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紀。令許多蘇聯問題專家感到慚愧的是,他們過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蘇聯所建立起來的种种理論,都只能說明為什么蘇聯會保持穩定,卻無法解釋為什么蘇聯維持不下去了。

确實,戈爾巴喬夫是蘇聯“開放”和“改革”的主導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爾巴喬夫推動“開放”和“改革”的呢?十年過去了,現在西方關于當年蘇聯解体原因的說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歷史、經濟學、社會各個領域的學者,各有各的觀察角度,其解釋也各有千秋。

結束冷戰卻導致蘇聯東歐陣營的瓦解

有的西方專家認為,在冷戰中与西方抗衡的失敗,是蘇聯轉而推動國內改革并默許東歐變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蘇聯軍方就很清楚地意識到,蘇聯的經濟已經無法支撐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產,因此軍方不可能在冷戰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勢,更不可能在冷戰中取胜。所以,軍方放棄了堅持冷戰這一目標,謀求与西方的緩和。

蘇聯東歐陣營在冷戰中的失敗是兩种制度較量的結果,實行計划經濟体制的蘇聯在抗衡中漸漸露出敗像的情況下,為了自救而放棄冷戰。失去了冷戰這個戰略目標,蘇聯東歐陣營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對蘇聯來說,原來在冷戰時期具有戰略价值的東歐國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這些國家日益落后的社會主義經濟和它們對蘇聯的依賴,也變成了蘇聯沉重的經濟包袱。結果,蘇聯改變了對東歐國家的一貫政策,開始鼓勵東歐國家的變革,而對東歐各國反對變革、依賴蘇聯支持保護的保守派則越來越冷淡。面對東歐國家一九八九年的變革浪潮,蘇聯采取了一种不干預的默許態度,于是東歐各國的共產党政權就撐不下去了,最后被?裗~下台。

東歐國家的共產党政權本來就是蘇聯處心積慮地扶植起來的。“二戰”期間,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頗有戰略眼光地培養了一批東歐各國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奪取政權的方案,准備戰后建立听命于蘇聯的政權。二戰后期,東歐各國相繼被蘇聯紅軍占領。蘇聯利用占領軍的地位和權勢,把以前培養的東歐各國的共產党人送回本國,或者是讓他們加入當地的自由派政權,進而取得控制權,或者是資助、支持東歐共產党人建立親蘇的政治團体和政党,打擊并逐漸取代本國的自由派勢力,最后在東歐各國如愿以償地先后建立了親蘇政權。

東歐各國戰前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制度,也有市民社會的傳統,老百姓對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戰結束時也從未發生過擁護共產党人的革命。這些國家的共產党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強加給東歐各國老百姓的,在東歐各國缺乏足夠的社會基礎。因此,在東歐各國曾屢屢發生民眾對共產党政權的大規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東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蘭,都發生過民眾的起義。當地的共產党政權每次都是在蘇聯的干預和援助下,把這些反抗殘酷鎮壓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蘇聯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東歐國家的共產党政權就無法獨自抗拒國內長期被壓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殘酷鎮壓民主運動。沒有了蘇聯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強力支持,哪個東歐共產党政權也承擔不起對抗國際社會的后果。這樣,東歐各國在國內普遍要求政治經濟變革的壓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道路。而東歐各國的政權相繼“易幟”,又反過來形成了對蘇聯政治改革的巨大促進和壓力,使蘇聯只能沿著民主化的方向不斷向前移動,蘇聯的解体和蘇共的崩潰實際上是這一過程不可避免的結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會主義

八十年代蘇聯的經濟狀況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學者往往只強調蘇聯計划經濟体系的僵化、過度發展國防工業、民用工業技術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蘇聯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費水平也是蘇聯經濟日益衰敗的重要原因。

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蘇聯就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由于政府無法再乞靈于廣泛的恐怖統治,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逐漸失去號召力、社會不滿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只有“花錢買穩定”,用高福利來邀買人心,換取老百姓的政治服從。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蘇聯民眾的生活水平就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商品供應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電視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費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儲蓄也不斷增加,那時蘇聯人的購買力就几乎相當于今天中國人的購買力。

但是,這种高福利雖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卻是蘇聯經濟的噩耗。因為,蘇聯低效率的經濟基礎實際上只能應付低收入、低消費,無力長期支撐這种高福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沒有競爭壓力,雖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卻并不會相應提高整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只不過促使更多的人轉移到輕松干淨的工作崗位上,造成白領崗位上大量冗員、工作紀律松懈,而藍領崗位卻嚴重缺員。所以,高福利時代越長,對蘇聯經濟實力的消耗也越厲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蘇聯已經債台高筑,再也供不起這樣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來越嚴重,通貨膨脹不斷上升,經濟增長停滯,經濟情況明顯惡化。

其實,在蘇聯實行重工業优先、低收入低消費政策的年代,經濟并沒有垮掉。只是因為從勃列日涅夫時代開始,連續實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經濟陷入絕境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想要既維持一個重工業、軍事工業為重心的經濟結构,又維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為了國內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歸路,那么,或早或晚,國力“透支”就必然導致經濟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統治的年代,“花錢買穩定”确實讓党和老百姓“皆大歡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擔心社會不穩定,老百姓有輕松舒适的物質生活。可是,一個隱藏在背后的結果是,這一時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魯曉夫時代留下的“老本”,還把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資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飯、又“吃”子孫飯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爾巴喬夫時代才真正顯現出來。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啞巴虧”,“命”里注定是個悲劇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雖然是個昏庸無能之輩,到了任期的后半段,連在蘇共代表大會上照著講稿念,都念得錯字連篇,可是他這個“媳婦”手中有“米”,輕輕松松地就把“家”維持下來了。戈爾巴喬夫這個“媳婦”倒是比前任們“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銀子”、做“好人”的机會全用光了,留給他的只是堆積如山的債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婦”再“巧”,沒有“米”也維持不住這個“家”。

在“苦頭”和“甜頭”之間的兩難選擇

八十年代,經濟危机隱然露頭之后,蘇聯社會中出現了一种對經濟改革的幻覺,認為只要推行市場化改革,就可以很快過上發達社會的富裕生活。從這种幻覺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對經濟改革的實用主義和机會主義態度。然而,當時在蘇聯卻很少有人提到,在蘇聯這种長期維持高福利、資源耗盡的背景下,推行經濟改革其實是一种自救行動,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減少資源消耗、防止經濟系統的進一步瓦解。這樣的經濟改革不會立竿見影地帶來“甜頭”,當然也很難讓已經相當高的社會主義福利再上一層樓;相反,經濟改革卻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給蘇聯民眾帶來“苦頭”。

社會主義國家或遲或早都得搞經濟改革,并不是因為市場經濟比社會主義經濟更有魅力,人們可以在兩個制度里任意挑一個更喜歡的,或者可以像點菜那樣,從兩种經濟制度里選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東西。其實,社會主義國家搞經濟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這种情況下,只剩下一個市場經濟可以選擇,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能夠代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只有市場經濟,走市場經濟的路實際上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而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有效的市場經濟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顧人們在社會主義体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部分老百姓來說,改造計划經濟、走上市場經濟的過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會被迫放棄很多在社會主義制度里得到保護的既得利益,會面臨激烈的競爭,很多人原來的社會經濟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當一段時期里,生活水平不會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來蘇聯東歐各國的經濟轉型過程都証明了這一點。

這种一代人為了經濟改革而付出沉重代价的過程,可以說是“父債子還”。換言之,第一代人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但并沒有嘗到社會主義高福利的“甜頭”;第二或第三代人雖然沒有政治自由,但是卻享受了社會主義高福利,無論比上一代還是下一代都過得輕松舒适,但把子孫們賴以生存發展的資源“吃”光“用”盡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幸運了,他們面臨著不得不擺脫社會主義的艱巨使命,不但再嘗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頭”,相反,還不得不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轉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頭”,自然,付出代价的這代人總是心有不甘的。

一般來說,蘇聯東歐國家的老百姓對改革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推行市場經濟,往往有兩种態度。一种是把社會主義制度當做“破衣爛履”,坦然棄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對市場化改革半心半意,對舊制度戀戀不舍,欲拒還迎。在東歐國家,由于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用刺刀輸入的,所以持前一种態度的人比較多。在蘇聯,則多數人持后一种態度,因為,親身經歷經濟轉型時代的人,多半屬于第二到第四代,他們一方面對社會主義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記憶和相當程度的怀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愿為了經濟改革的成功而指責父輩,這就決定了他們那种對市場化的實用主義和机會主義態度。

許多俄國和西方的專家們認為,戈爾巴喬夫對經濟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蘇聯的經濟始終不見起色。其實,就算他對經濟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蘇聯多年的高福利已經耗盡了資源,沒有條件實行給“甜頭”、沒“苦頭”的經濟改革,只能進行有“苦頭”、沒“甜頭”的改革。這樣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澤東才辦得到,他們既擁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揮動著專政的鐵拳,提出什么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認了。戈爾巴喬夫不過是個第四、第五代領導人,他的好几任前領導人早就已經沒法用共產主義理想號召老百姓,而改用“花錢買穩定”的政策了,這是蘇聯東歐國家領導人維持統治的最后一招,只要用上一個時期,就休想再號召老百姓為了党和國家“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不管戈爾巴喬夫對經濟改革是半心半意、還是全心全意,他面對經濟困境,都只能“擰緊螺絲”,即強化勞動紀律、提高工作定額、開源節流。換句話講,就是推行一种給“苦頭”、沒“甜頭”的改革。誰來支持這樣的經濟改革呢?其實,戈爾巴喬夫的前任安德羅波夫就試圖“擰緊螺絲”,各單位的負責人管不住自己的職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攔截行人、檢查身份,看是誰在工作時間跑去逛商店、買東西了,然后通知單位把人領回去,加強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爾巴喬夫也試過“擰緊螺絲”,發動“禁酒運動”,想減少酗酒現象,提高勞動效率,同樣也失敗了。

由此可見,就算戈爾巴喬夫再堅決一些,“擰緊螺絲”式的經濟改革也還是“曲高和寡”,不可能像有“甜頭”、沒“苦頭”的經濟改革那樣受歡迎。這樣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一九八八年戈爾巴喬夫決定推遲价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會主義國家,价格改革意味著消費品价格會大幅度上漲,戈爾巴喬夫手中沒有資源,無法在价格改革時給老百姓大量漲工資,也無法給企業大量財政補貼以平抑物价,因此,這樣的价格改革就只能是讓老百姓“受苦”,必然會引起強烈的社會反彈。

政治“開放”政策的党內“同路人”

戈爾巴喬夫在經濟改革方面雖不成功,但是他卻成功地推動了政治“開放”,促進了新聞自由,基本上結束了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壓迫,允許組織各种政治團体,實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選舉。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這場改革一定會遭到党內官僚体系的反對。戈爾巴喬夫自己就講過,“中央委員會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對我而且恨我”。他以蘇共總書記的身份發動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舉動,如果沒有各方面的支持聲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樣的政治勢力在支持戈爾巴喬夫呢?西方學者最近几年的研究發現,戈爾巴喬夫推動政治改革時,并沒有与任何有組織的社會團体或政治勢力建立同盟關系,換句話講,看上去,戈爾巴喬夫似乎是個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沒有什么強大而有組織的團体當他的后盾。

面對這樣一個“孤家寡人”,為什么組織完善、運轉良好、掌控一切的蘇聯党政官僚机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呢?蘇聯的各級官員在戈爾巴喬夫發動政治改革的時候,是什么態度呢?一些俄國和西方學者認為,在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的政治演變并不完全是一場以戈爾巴喬夫為一方、以反改革的龐大官僚隊伍為另一方的漫長的“拔河”,雖然在官僚机器內并沒有多少戈爾巴喬夫的堅定支持者,但卻有不少暗中准備擁抱市場民主制度的党內“叛逆者”。

通過研究大量的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文獻,學者們發現,在蘇聯出現政治經濟演變的時候,許多蘇聯的党政精英意識到,既然改革的大勢已成,恐怕就到了放棄“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時轉移到市場民主制度這條“船”上去的時候了,這樣,他們可能不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過得更好。所以,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僅不愿意站出來頑強地捍衛蘇聯的集權專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卻搖身一變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員,有些人則与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則是明哲保身、靜觀待變。

這些蘇聯官僚們觀察風向、做出“換船”決定的時間,大約是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間。這一時期正是蘇聯民主派日趨活躍的階段,官僚們的“騎牆”心態顯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發展的。到了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俄羅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進一步紛紛背离戈爾巴喬夫,而向葉利欽投誠,同時,大型國營企業的經理們也拒絕向蘇聯的中央政府納稅,而主動將稅收繳給俄羅斯共和國政府。蘇聯官僚們叛离蘇聯、倒向俄羅斯共和國的舉動,也是蘇聯瓦解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官僚們的做法并不是一個有組織的行動,而是他們各人自發的選擇。筆者將這种現象稱之為“棄船現象”。

電影“泰坦尼克”號描寫了沉船之前人性的种种善良与丑惡,無論是選擇坦然赴死、把生的机會留給別人,還是為了一線生机不擇手段,并沒有一個人想到要為挽救沉船奮斗到底的。如果一艘大船突然遇到船難時,乘客們的第一反應自然是盼望避免沉沒,寄希望于船員們;但是,如果船員們從船難的一開始就明白,沉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放棄了救船行動,那么乘客們也只能棄船而去,或者隨船赴難。

蘇聯也是“一艘龐大的船”,各級官僚就是它的“船員”。他們与“泰坦尼克”號船員的相同之處在于,都最了解“船況”,知道遇險的“船”還有沒有存活的希望;而蘇聯党政官僚与“泰坦尼克”號船員們最大的區別在于“職業倫理”不同。通常,船員、民航机乘務員都受過嚴格的職業倫理訓練,要求他們在机、船遇險時,讓乘客們先走,自己必須留到最后。而執政的蘇聯共產党官僚的“職業倫理”卻是不投机就爬不上去,几乎可以說,他們的個人政治生涯就是政治投机的過程,充滿了觀察政治風向、說空話假話、編造政績、逢迎上級、吹牛拍馬、打擊同志、壓制异己等等。他們中的多數并沒有多少信仰,惟一關心的是個人的權勢和地位,或許有時還會想到,要順便為老百姓辦一點事,以安慰良心。

盡管這些精英會天天唱“形勢大好”的高調,但他們并不是傻瓜,無時無刻不在觀察蘇聯共產党“這條大船”的狀況。一旦發現“這條大船”病入膏肓、政權体系的穩定性值得怀疑后,他們政治投机的本性就會引導他們立刻准備后路。蘇共政權要指望這樣一批精英,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捍衛党的利益而犧牲,無疑是緣木求魚。

在蘇聯民主化演進的過程中,蘇聯的許多党政官僚最關心的,不是如何与民主派作殊死斗爭,而是如何抓住“棄船”的良机,如何找到“救生艇”,怎樣在“新船”上把握机會恢复昔日之權勢。他們比“舊船”上的“乘客”先上“救生艇”,還“順手牽羊”,拿走“乘客”的部分財產,作為在“新船”上“發家的本錢”。

從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來看,蘇共官僚的“騎牆”態度和“換船”舉動當然是個有利因素,否則民主化可能中途夭折,民主派成員也會付出慘重的代价。但是,蘇共官僚的“換船”舉動,卻注定了會使轉型后的新制度帶上舊官僚的深深痕跡,人們最后會無可奈何地發現,新制度下的“新”精英中的大多數,還是那些舊精英、熟面孔。而這些舊精英“轉型”成為新精英的過程,恰恰就是腐敗的溫床。

蘇聯民間早期的獨立聲音

蘇共奪取政權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蘇共政權的瓦解卻不是因為別人用同樣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為它被自己的精英和老百姓拋棄了。但是,蘇聯的政治气候發展到讓蘇共党內精英都“動搖、叛變”,卻主要是民主派施加壓力的結果。而在蘇聯那樣集權專制的体制內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長起來的呢?這始終是人們很想了解的。蘇聯民主派的生長确實是一個曲折艱難的過程,但這并不是來自于少數人的一時衝動,而是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文化根源的。

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會范圍內實行的殘暴恐怖統治就漸漸削弱、最后消失了,共產党在經濟上實行了收買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則采取怀柔政策。這种情況下,出現了共產党政權和老百姓互相裝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共產党的意識形態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裝作信從的樣子,而共產党政權明知老百姓是在裝假,但卻以老百姓的這种假裝的信從為滿足,雙方誰也不去戳穿這層“窗戶紙”。

原捷克劇作家哈維爾曾經舉過一個所有蘇聯東歐國家的人都覺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的一個雜貨店里,挂著一幅政治標語:“全世界工人們,團結起來!”店員挂這幅標語,并不是因為他相信工人們團結起來對他的生意有幫助,而是希望用這幅標語向人們表明他的態度,他愿意服從共產党的規矩,免得招來麻煩。老百姓在极權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須習慣于在公開場合講政治方面的假話,也正是這樣的每日每時可以觀察得到的行動,“鞏固”著蘇聯共產党的政權。

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會出現對蘇聯共產党的挑戰,最初的這類挑戰不是突然爆發的有組織的反對党示威,而是源自人們內心的講真話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歡真誠、講真話的。可是在共產党体制里,人們卻不得不每天“戴著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說一些真話;同時,在教育孩子的時候,一方面要求他們維持誠實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會他們必須在政治問題上善于說假話,應付當局,但又不能對當局的政治宣傳信以為真,這實在是令家長們十分頭痛的家庭教育。

蘇聯的專制体制導致了“廚房政治文化”的出現,就是人們白天在工作場所說了一天假話后,晚上親朋好友圍在廚房的餐桌旁(蘇聯人多數家庭沒有專用的客廳,但廚房比較寬敞,成為親友見面說話聊天的地方),議論批評時政,把平時在公開場合壓在心底的真話講出來,但要小心不讓孩子參加。許多异議人士就是這樣形成共識的,而許多青少年也因為偷听廚房里父輩們的政治議論,而逐漸形成了与官方宣傳截然不同的觀念。

這种“在公開場合活在謊言中、而私下場合才回歸真正的自己”的社會生活方式,最令知識分子反感。所以,那些最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出于對社會的責任,必然想要尋找到一种方式,把他們私下場合討論的事實轉變為公開場合的誠實表達。這些知識分子往往是作家、詩人、記者,他們不見得是有政治目的的活動家,只是想要讓社會不至于被假話淹沒,讓深受人們歡迎的對真實現象的描述重見光明。

這樣的知識分子往往利用官方控制的非政治宣傳雜志,來發表一些描繪社會真相的作品,最早的此類作品講的都是關于斯大林時代的种种黑暗現象,而最敢于發表此類作品的是文學雜志《新世界》。從六十年代開始,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也陸續問世,在知識分子和部分民眾中廣為流傳,其內容也更大膽。從法律上講,這些活動都是蘇聯的憲法和法律允許的,但事實上蘇聯當局還設有許多違反憲法和法律的秘密管制規定,這些作品和出版物就通過挑戰這些規定,而呼吁當局回歸自己頒布的憲法和法律。

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主要出現在大、中型城市,它雖然只能在一小部分民眾中傳播,卻贏得了讀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而這种支持又鼓勵了知識分子進一步發出更多的獨立聲音。當然,這些知識分子所關心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關心的日常生活有相當大的距离,因此,這些知識分子和他們的聲音并沒有直接轉變成對老百姓的政治和社會動員,然而,其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

因為,被蘇聯共產党政權封鎖、掩蓋的許多真相,逐漸被披露出來,越來越多的民眾對蘇聯共產党的宣傳從怀疑變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識分子講的真話越多,敢講真話的人也就越多,真話就逐漸代替假話,講真話的人也越來越贏得社會的敬重,以至于連一些共產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會潮流,講上几句真話,想以此來提高自己的威信。蘇聯共產党的社會基礎就是這樣被它自己的謊言和知識分子的真話動搖了的,當然,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漫長過程。

与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几乎同時出現的,還有從六十、七十年代開始在青年人中出現的相對獨立的青年文化,包括流行音樂愛好者聚會、自發組織的体育俱樂部以及文學團体等等。這些活動的共同特征是,青年人不愿意重复官方宣傳的价值觀,也不想充當共青團的附庸,而要尋求自己的獨立存在,表現自己的獨立的社會价值。在這樣的相對獨立的青年文化中熏陶、成長的青年一代,成了擁護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開放政策的整整一、兩代社會基礎。

戈爾巴喬夫上台后,進一步開放新聞自由,報刊雜志陸續轉向比較客觀公正的報道,媒体上刊登出越來越多的、過去几十年來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無從得知的真相。這就大大刺激了報刊的發行量,使得那些敢于脫掉令人憎惡的官方宣傳外衣的報刊銷路大增,而報刊之間爭奪讀者的競爭又進一步促進了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出現后,蘇聯民眾不但讀到了許多人所共知、但官方以前一直嚴禁報道的史實,如蘇聯如何通過政治集中營關押、殘酷迫害上千万政治犯,蘇聯強行推行農業集体化時如何遭到農民的反抗、最后數百万農民被奪走糧食而死于飢荒等。而且,不少在蘇聯民間從爺爺輩就悄悄地代代相傳的政治秘聞都公開了。例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如何從德國領取津貼、從事反對本國政府的活動,列宁如何鎮壓了參加過十月革命但后來反對布爾什維克政策的波羅的海艦隊的數千水兵,列宁本人早年是如何染上梅毒、最后死于晚期梅毒下的痴呆症,二戰期間蘇聯怎樣謀殺了數千投奔蘇聯的波蘭政府軍軍官(即蘇聯政府一向不肯承認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

蘇共只能靠隱瞞真相來維持一時的社會服從,一旦歷史被還原成真實后,老百姓怀著強烈的被欺騙了數代的憤慨,自然會轉向支持、同情新誕生的民主派。

從民間社團組織到組建民主派政党

隨著民間獨立聲音的增強,蘇聯在國際壓力下簽署了國際人權公約,以及戈爾巴喬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寬松,有組織的异議人士活動也日益活躍,出現了公民社會的前兆特征。一九八七年七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個公開的人權運動團体。這一年的十二月,這個團体組織了蘇聯歷史上的首次人權問題國際討論會,當局未能阻止會議的舉行,卻設法阻撓國外和國內的与會者到會,也不讓會議組織者使用任何會場,結果會議的組織者只好把會議分散成多個家庭聚會,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仍然有四百位蘇聯公民和三十位外國与會者參加了討論。

七十年代的獨立青年文化運動也孕育出一系列志愿性民間社團,如環境保護團体,得到了許多科學家的支持;還有“國際和平”組織,它反對軍備競賽、主張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的反冷戰、呼吁世界和平的聲音,經常与青年人的“國際和平”組織相互呼應。這些民間社團都逐漸建立起它們在全國的聯系网。當民主化的議題浮現出來后,這些民間社團就成了民主化運動的有力支持者。

除了人權運動和青年運動外,在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中間也出現了第三類民間社團。這些分散在各大學和研究所的學者,最初是自發開始研究一系列課題,試圖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課題中,發現俄國歷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許多史實,恢复被官方長期扭曲的俄國歷史和人物的真實面貌。他們通過非正式的討論、聚會進行交流。一九八七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經濟數學研究所召開了一次研討會,到會的經濟學家、新聞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政治學家等,自發地成立了一個“改革俱樂部”。它牽頭組織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樂部的“交流和對話”,參与者有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學生的“歷史-政治俱樂部”、全蘇社會政治記者俱樂部等。這樣的活動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團体和個人聯系到一起,討論政治和經濟改革問題。

從一九八七年秋季開始,“改革俱樂部”提出了一項被稱為“紀念”的活動,在街上征集簽名,要求政府徹底調查斯大林時代的非法鎮壓行徑,并組織正式的死難者悼念活動。活動的組織者不顧官方的禁止,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廣場組織了一場紀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許多參加者被拘留,但很快又獲釋。活動組織者先后征集了三万個簽名,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戈爾巴喬夫在社會壓力下,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宣布,正式采納了“紀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議。

由于這次活動遍及蘇聯各地,需要產生有眾望的代表人物,于是在活動參加者中進行了選舉,推選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認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這次非正式的選舉是蘇聯七十年歷史當中首次未受官方操縱的選舉,是一次真正的民意檢驗。通過這次簽名征集活動,活動組織者開始建立一個龐大的組織,名稱就叫作“紀念”。到了一九八九年一月,當他們召開成員代表大會時,它已經擁有一百八十個分部、大約兩万名積极分子。

雖然“紀念”這個在活動中自然誕生的民間團体有著相當強大的影響力,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推出了不少候選人,事實上扮演著政治團体的角色,但它從未宣布自己是個反對党。

而率先公開唱起反對党角色的是“民主聯盟”。“民主聯盟”一九八八年五月召開了成立大會,來自十四個城市的一百五十位代表出席了會議,警察扰亂了會議,破坏了与會者開會的鄉間別墅。但与會者仍然宣布,“民主聯盟”是個“反對蘇聯极權体制的政治反對党,目標是推動這一体制的非暴力轉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法治國家”。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五個非正式團体聚會,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陣線”,主張推行激進的政治改革。

這些民主派政党的出現,打破了极權統治下不能動員民眾、組織政党的神話,標志著蘇聯共產党壟斷政治舞台的歷史終結了,一個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變正式開始了。顯然,這一局面的出現,是有其長期醞釀的社會基礎和必要的政治松動气氛的。究竟哪個政党或團体代表著正确的方向,并不是個重要問題,因為局勢在不斷演變,各個團体內成員的看法和策略也在變化,民意更在變化,一切都是逐步發展中的。

過去十余年的俄國政治史証明,并不存在一個始終正确、惟一正确的政党或領導人。社會主義國家的老百姓歷經數代的集權專制之后,在政治上首先需要學習的,是理解政治多元化和民主政治,而不能把國家和社會的希望從一個政党那里移過來、又簡單地交給某個政党或領導人,指望新的執政者從此永遠正确、保証自己一勞永逸地過上好日子。民主政治的特征就是通過連續不斷的執政者与選民之間的互動,來防止政策偏离民眾的需求。

懸而未解的結論

描繪一幅蘇聯專制集權体制瓦解的完整圖景,本不是這短短的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務。筆者側重介紹的,是一九九○年之前的一些歷史背景,而一九九○年之后發生的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事件,各國媒体有比較多的報道,就不在此贅述了。

寫到這里,筆者還未直接回答本文標題中提出的問題,即“是誰導致了蘇聯解体”?但是,本文的每一節其實都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想在最后補充的只是,搞垮蘇聯專制集權体制的,顯然不是哪一個人。也許,還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在蘇聯解体、蘇共崩潰之前的兩代人中,不管是有意、無意、出于什么動机,誰沒有挖過這個体制的牆腳?

--原載《書屋》2000,12,作者為《當代中國研究》主編,現任教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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