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已經過去三十五年了，大陸對於文革歷史的清理和研究，除了旨在洗刷自己的訴苦、並用苦難爲自己貼金之外，並沒有做出哪怕是差強人意的成績。一場全民捲入的大劫難，罪責只有林彪、“四人幫”及其黨羽來承擔，而其他的人，似乎都變成了受難者和反“四人幫”的英雄。這種自我美化的傾向到今天還在泛濫。最近出了兩本高幹子弟關於文革的回憶錄《從北大到哈佛》和《紅色季風》，作者都是有一定權力背景的老紅衛兵，他們對文革的回憶仍然遮遮掩掩，把自己打扮成反林彪的先知，儘量美化自己的造反行爲。
關於文革，不僅中共高層權力爭鬥的真相仍然難以還原，而且民衆造反的真相也是大片空白。官方的壓制固然是重要原因（比如封鎖官方的文革檔案、查禁某些文革書籍和逮捕文革專家宋永毅等），而當年的狂熱參與者們的沈默，特別是老紅衛兵們的沈默，則是更重要的原因。因爲中共能夠有效封鎖的主要是官方檔案，民間的文革親歷者的記憶難以全面封殺。
八十年代，寫了《隨想錄》的老作家巴金發出建立“文革紀念館”的呼籲，他對自己在毛澤東時代的所作所爲也有所反省；九十年代，老作家韋君宜的《思痛錄》是一本充滿自省和懺悔精神的回憶錄。在書中，她在懺悔自己整人歷史的同時，也向已經成爲知名作家的老紅衛兵們發出挑戰，她說：“如梁曉聲、阿城、張抗抗、史鐵生、葉辛……現在已經成名。但是，他們的小說裏，都只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見一個老實寫出自己十六七歲時究竟怎樣回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變成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爲光榮的，一代青年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
更有意義的是，詩人郭小川的親屬以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不爲尊者違，向讀者公開了大量郭小川的日記，其中既有郭小川被整的資料，更有他整人和反復作交代作檢討的記載，爲毛澤東時代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傾軋提供了極爲珍貴的原始資料。以這種方式紀念父親的亡靈，在大陸已逝名人的家屬中是極爲罕見的。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懺悔，有良知的活著的人替已逝者懺悔。
另外，餘傑等沒有親歷過文革的青年評論家，也高聲呼喚懺悔精神，置疑紅遍兩岸的隨筆作家兼大學教授余秋雨——爲什麽只矯情地感歎傳統文化的失落，批判歷史上那些出賣祖宗的不肖子孫，而不對自己在文革中充當禦用筆桿子的歷史進行反省。由此還引發了一場頗具規模的筆戰。由此可見，提倡對罪責進行懺悔的群體，主要是曆盡滄桑老一代和沒有親歷文革的新生代，獨獨缺少文革時期造反的主力群體老紅衛兵一代。
不能說那代老紅衛兵中沒有人自省過，支援青年一代提倡懺悔精神的老紅衛兵徐友漁，寫出了頗有深度的真誠自省《我的造反生涯》。但是，徐友漁的自省再深刻也僅是個案，比起當年狂熱的全國性造反而言，實在是連九牛一毛都不及。最近，《南方周末》開闢了一個懺悔專欄，發過一些當事人的懺悔，但是還沒有給人以震撼和深思的自省。
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時，我剛剛１１歲，是個小學生，沒有資格和機會獻身于紅衛兵的那種造反壯舉，但是，不安分的天性使我的心中有著強烈的造反衝動。我大哥當時是高中一年級，可以造反和大串連，我曾央求他帶我一起串連，他堅決不答應。雖然象我這種年齡小的學生，無法真正進入紅衛兵的造反行列，因而也沒有免費周遊四方的資格，但是，當時的全民狂熱會感染每一個人，連呼吸中都充滿了如火如荼的造反氣氛，人與人之間的殘忍遍及全社會的每個家庭，學習毫不留情的鬥爭哲學也是從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學校頻繁組織的批判會和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十幾歲的孩子變成了以殘酷爲樂爲榮的劊子手。
“革命的道理千頭萬緒，但是，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這樣的最高指示我至今還能倒背如流。“紅小兵，齊上陣，大家都來狠狠批！”這樣的歌詞是我這個年齡的人都非常熟悉的。由此可見，很少有人能主動自外於當時的造反式革命，孩子也不能。我當時就特別羡慕大哥那個年齡層的紅衛兵，無奈之下，也就只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生活範圍內，模仿他們的造反行爲，施展自己的殘忍天才。
回想起來，記得最清楚的事是我在１１—１２歲時，曾經對一個和我奶奶同齡的老頭兒殘忍了一把。那老頭叫尹海，當過幾天國民黨兵，後來開小差兒，卻被解放軍抓住了。據他自己的坦白交代，他天生耗子膽，一聽到槍響就全身發抖，在戰場上總是被長官用槍逼著衝鋒。但是，當逃兵並沒有使他倖免於難，４９年後被定爲歷史反革命。他住我家樓下，以走街串巷的理髮爲業，就是拿著個鐵鈸子和一根半尺左右的小鐵棒，小鐵棒插在鐵鈸子的兩片鐵之間，用力一擼，就發出一串金屬碰撞的響聲，顫音要好久才消失，很悅耳。他和我奶奶經常在一起聊天，可能是因爲命運相同的緣故吧，因爲我奶奶的本人成份是地主。文革前，我家幾個男孩理髮，奶奶都找他，有時他還不收或少收理髮費。
文革來了，我奶被趕回了農村老家，接受貧下中農的批判和改造。老尹海沒有農村老家可回，無處發配，命運就更慘。兒子與他劃清界限，他被迫從家中搬出來，住在我們院鍋爐房中一間幾平米的長方形小屋裏，又陰又潮，除了床，屋裏就沒有多餘的空間了。他也不能再給別人剃頭了，只能以揀破爛爲生。我們院還有一個叫“東方”的日本女人，與老尹海一起挨整，除了數不清的批判會之外，每天早請示晚彙報表忠心跳忠字舞時，尹海與東方就在毛澤東畫像前低頭請罪。有一次，老尹海在批鬥會上被打瘸了，想向組織上請一天假，不參加一早一晚的請罪，但是組織上堅決不准，硬是讓幾個小夥子把他拖來，跪在毛澤東的畫像前。我們這些孩子也經常拿他倆尋開心。
從文革一開始，老尹海就被剃了大禿頭，刮得鋥亮。有一天我和幾個夥伴邊走邊找樂子，忽然看見在垃圾堆中翻來翻去的老尹海的禿頭，在陽光下愈發閃亮。我一下兩眼放光，來了興致，“這下有玩意兒了”。我擺手招呼夥伴們，躡手躡腳地走過去。站在老尹海的背後，看著他手裏拿著用廢鐵絲做成的籤子，彎著腰在垃圾堆裏翻來撿去。我突然高聲大喊：“老尹海，把頭擡起來。把錛兒頭（額頭）伸過來，讓我彈幾個腦瓜嘣！”老尹海毫無準備，被我的當頭斷喝嚇了一跳。他鎮靜了一會兒，站起身，回頭望著我。當他想清楚了我的野蠻要求時，突然驚嚇的恐懼變成了一臉無奈的乞求相。他低聲下氣地說：“三兒（我在家排行老三），我比你奶歲數還大，又是老鄰居，以前總給你們哥幾個剃頭，就饒過我這一回。”我說：“不行！你個老反革命，還敢討價還價？你越來越膽肥了（膽大）！一定要彈！非彈不可！”他又乞求了幾句，看看把他團團圍住的幾個滿臉凶相的孩子，覺得實在躲不過這一劫了，就退一步商量道：“那你實在要彈，三兒，我轉過去，你彈我的後腦勺，行不？”我說：“你這個老傢夥夠滑頭的，怪不得定你歷史反革命。不行，我今天非彈你的錛兒頭。”其他幾個小孩也跟著哄，把老尹海的裝破爛的竹筐打翻了，七嘴八舌地說，“不讓彈，你以後就別想再揀破爛了。”“老傢夥，還想不想過好日子了？”
老尹海無奈，只好硬撐著伸過頭。陽光很酷，他的額頭佈滿滲出的細小汗珠，我只顧自己開心，全不知道這樣的惡作劇，對於他是一種多麽大的人格侮辱。他的歲數可以做我的爺爺，他爲人和善又幽默，以前常在剃頭時給我講笑話。可那時的我，絲毫沒有想過老尹海以前對我家的好，更不會對他現在的悲慘處境有絲毫同情，所以也並不覺得這樣欺負他有什麽心理負擔，只覺得好玩、過癮、開心。
我看著他閃亮的佈滿汗珠的額頭，活動一下自己的手指，運了運氣，便狠狠地彈著他的錛頭。“砰、砰砰、蓬蓬砰、砰……”，時而清脆、時而沈悶、時而節奏快、時而有間隔，時而因爲他的腦門浸滿汗珠，手指彈上去會打滑。一打滑，手指就吃不上力，就一定要再彈，而且要加倍多彈，作爲對他的懲罰。我的手指彈痛了，指甲上滑滑的沾滿汗漬，我就把手指在他的臉上蹭一蹭，然後接著彈，直到彈得手指有點兒發麻發木，方才罷休。其他幾個孩子也跟著彈了，有時是幾個孩子的手指同時落在他的腦門的各個部位。
老尹海再也沒有任何乞求、反抗和躲避，只是一聲不吭地忍受著，多次受年輕人的折磨和侮辱的經驗告訴他，小孩或年輕人都有強烈的逆反心理，越乞求越反抗越躲避，受到的懲罰就越重，受侮辱的時間就越長。老尹海的馴順使惡作劇的刺激和高潮很快就過去了，手指麻木的我們也喪失了興致。當我們終於停了下來，他立刻低下頭，不敢看我們，轉過身去，背對著我們收撿著散了一地的破爛。我們笑嘻嘻地沖著老尹海的背吐了幾口唾沫，高聲說了句：“這次便宜你個老反革命了”，便大勝而歸般地揚長而去。
現在想想，他一定偷偷地流淚了，而且是老淚縱橫。不光是眼淚，更是往心裏流的恥辱。一個年近七十的、爲孩子們理髮的老人，一個和孩子們的長輩要好的老鄰居，卻被他看著長大的十一、二歲的毛孩子如此侮辱！人的心如果會出血，老尹海的心肯定滲出了血，而且一定是在我的手指甲彈在他錛兒頭上的時刻。
以後，老尹海一見到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孩子，大老遠就沖著我們振臂高呼：“向紅小兵學習！向紅小兵致敬！向革命小將請罪！”逗得我們哈哈大笑。再以後，我們和老尹海還有了點兒交情。他靠撿破爛（主要是廢紙）謀生，我們能幫他的大忙。天一黑，我們就拿著他的破竹筐去撕大字報，用不了半個小時，就可以把筐塞得滿滿登登。以此爲交換，我們可以躲在他的小屋裏抽煙。開始，老尹海很害怕，這要是被人知道了，非給他戴上教唆孩子們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大罪名，豈不是罪上加罪。好在後來這種事從沒發生過。
再後來，等我從插隊的農村回到城裏時，老尹海已經死了。而現在，當我意識到自己的罪責時，我的道歉和懺悔，老尹海已經聽不見了！我是個無神論者，但此刻的我多希望真有靈魂不死，讓老尹海的亡靈聽到我的負疚之聲。我沒有資格乞求他的原諒，只求他能聽到。
類似的殘忍行爲以及對殘忍的自得其樂，我小時候沒少幹。這種行爲與打砸搶、揪鬥走資派的紅衛兵沒有什麽實質的區別。只因爲政治賤民的身份，我就可以蠻橫地戲弄和侮辱一個熟悉而善良的老人，當我稚嫩的手指頭連續彈在老尹海的腦門上時，我不就是那些揪著熟悉的老師的頭髮的紅衛兵嗎？我在侮辱老尹海時，從未想到過我的奶奶也可能正在受著同樣的侮辱，就更不用說顧忌老人的尊嚴了。
我們這些人，在一種野蠻的制度和教育之下長大，它崇尚暴力、培養仇恨、鼓勵殘忍、縱容無情，教給孩子們一種從娘胎裏帶出來的不拿人當人的殘暴兇狠。在視生命如草芥的年代，我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充當過劊子手和幫兇，誰也脫不掉責任，洗不清自己！特別是在文革結束後的這些年中，那些當年參與造反、在造反中進行迫害的人們，如果還心安理得、還粉飾歷史、還不向受害者公開道歉，還不以投身於廢除這個非人制度的鬥爭來贖罪，那麽，我們不僅還在延續著殘忍，而且類似文革那樣的全民殘忍的歷史還將重演。
事實上，文革結束後的二十多年中，類似的殘忍從未真正停止，儘管六四大屠殺的主凶中共政權，但是六四之後的整肅中，我們整體的馴順和遺忘對於那些死難者來說，難道不是繼暴政對肉體的屠殺之後的又一次精神的屠殺嗎？難道不是另一種方式的殘忍嗎？現在，利用一個１９歲的大學生和一個１２歲的小學生被燒焦的身體，發動全國性的“校園拒絕邪教”運動，實質上是又一次強制性的意識形態灌輸運動，教孩子們從小就學會殘忍。
換言之，這種殘忍之所以能夠延續至今，就在於我們從未發自內心地承認我們的殘忍和罪責，並用根除這種殘忍的實際行爲來贖罪。負主要責任的統治者沒有，負共謀責任的被統治者在整體上也沒有。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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