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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6日訊】 特首於立法會答問大會中，提到「邪教」問題時，不但沒有承諾不會為邪教立法，反而有加強研究立法的趨勢，情況著實令人憂慮。就香港應否訂立邪教法這問題，筆者近日跟不同人士作討論，過程中有感很多人不明為何在香港就「邪教」立法有違法治精神，故特為文與大家分享個中理由，也藉此再闡釋「法治」與「人治」的分別。
香港仍有不少人以為只要政府通過立法會立法，大家依法辦事，那便是「法治」。這理解跟香港行之有效，并賴以成功的「法治」制度的距離，又何止十萬八千里。「法治」包含的概念很多，并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出來。最為人熟悉的概念包括：
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二、程序客觀透明：「法治」重視當權者行使權力時必依循一套客觀基准，不因其個人喜惡和價值取向有所偏差。
三、司法獨立：法庭於審理案件時不受政治壓力，必無畏、無懼、無私地秉法以理作出判決。
「法治」還包含很多其他概念，不能在此盡錄。但在應否建立邪教法的討論中，比較切題的「法治」原則和理念，最少有以下兩個：
一、法律必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依歸﹔
二、法律必能客觀界定，不容武斷和濫用。
以保障基本人權自由為依歸
法治社會中建立的法，是大多數人民通過代議政治機制表達的共同訴求﹔人治社會中建立的法，只是統治者用以治人的工具。前者由下而上，后者由上而下。前者立法由人民主導，后者立法由當權者主導。兩者南轅北轍，絕不能混為一談。
事實上，在法治社會中建立的法律均服從於律官以嚴、律民以寬的指導原則。在芸芸司法覆核和行政申訴的官司中，法庭嚴苛地要求行政當局尊重程序和秉行公義的例子屢見不鮮。這也是自然的。面對政府的龐大資源，較需要保障的當然是升斗市民。
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是受《基本法》第卅二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五條所保障的基本自由與人權。從有關《國際公約》條文可見，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本身均不能受任何限制。就算限制人用以表示其宗教或信仰自由之行為的法律，要符合《基本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關規定，也只能在該行為對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造成威脅而有必要時才可建立。
今天的香港，不但沒有出現非主流教派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就算一般的刑事犯罪行為亦不常見。針對坊間認為「邪教」所能造成的遺害，香港已有健全而行之有效的法規和普通法原則可供行政機關運用，而不至面對該等犯罪行為而感束手。在這情況下，根本沒有出現香港的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受威脅而必須立法取締「邪教」的情況。若在這情況下，政府堅持為「邪教」立法，就完全背離法律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任務這個基本法治原則。
筆者對於法國的客觀情況不了解，故未能討論法國社會是否已出現「邪教」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的問題而至必須為「邪教」立法。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法國通過的《邪教法》代表了於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反映大多數人民通過代議政治機制表達的共同訴求，而非統治者用以治人的工具。再者，在《邪教法》實施時，法國國民可通過其完備的民主機制對該法的實施不斷監察。若發現《邪教法》未能達至國民最初要求立法控制「邪教」活動時的效果，大可通過其代議機制修改甚至取代該條法律。這個客觀情況在香港尚未出現，也是討論是否應在香港為「邪教」立法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能客觀界定不容武斷濫用
受法律規管的人，一定要清楚知悉自己何時干犯法律，需負法律責任。因此，法律容不下模棱兩可，非驢非馬的條文。任何曖昧不清的條文只會被當權者濫用，來達到其一己的政治或其他目的。
法國近期通過《邪教法》中，把原本「精神操控」罪改為以「透過對一個人施以心理或生理操控，令后者精神受壓，影響其判斷，引致他作出嚴重危害自己的行為」入罪。這定義中充斥著模棱兩可的概念。好像何謂「嚴重危害自己的行為」就沒有清楚界定，執法者采納的標准可因人而異。
完全客觀地界定何謂「邪教」根本不可能。既然不可能完全客觀界定何謂「邪教」，任何取締「邪教」的法律於執行時必含武斷成分而容易被濫用。若勉強立法，實有違法律條文必能清晰客觀界定犯罪行為這基本法治原則。
－－原載《明報》作者為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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