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28日訊】 一、「我是劉賢斌」海外絕食聲援活動中的民運元老鄭欽華
中國著名民運人士劉賢斌第三次入獄後，在中國大陸、在世界各地發起了「我是劉賢斌」絕食聲援活動。2010年8月在法國先後有八位朋友參與了「我是劉賢斌」海外絕食聲援活動，其中第一位朋友就是民運元老鄭欽華（又名：柯力思）。每一位參加絕食聲援活動的朋友，或者自我介紹了一下自己，或者由組織者給予了介紹，其中對鄭欽華的介紹就是：「民主運動中的兩岸第一人」。為了述說方便，在這裡我引用了全文：
鄭欽華先生是土生土長的臺灣本地人，他參加臺灣早期黨外運動（臺灣早期的民主運動），曾與謝長廷同在一個讀書會，年輕時代留學歐洲，他認為臺灣在中共的強勢之下，臺灣民主不易取得勝利，民主運動要首先在中國大陸開展起來，民主運動要取得勝利最重要的是要在大陸取得勝利，如此，中華民族、大中國的民主運動才會取得最後勝利。於是，作為先知先覺者，鄭欽華先生在臺灣還未民主化、兩岸還在對抗（註：1979年才剛剛宣佈停止炮擊金門）的時代，放棄歐洲留學於1979年來到大陸，就讀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將自己置身於中國民運的前線，在北京學習期間成為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重要民間刊物《四五論壇》的秘密成員，成為徐文立先生得力戰友，還啟發了徐永海等大陸青年知識份子成為民主戰士。
在民主牆運動被中共政府全面鎮壓之後流亡美國；在美國期間參與王炳章博士組織創辦的民聯，曾任民聯副主席，成為王炳章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之一。如同其他早期民運參與者一樣，鄭欽華先生也經歷了海外民運的風風雨雨，然而他沒有放棄初衷，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努力。1998年至今擔任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在法國的負責人，2007年6月4-5日被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屆代表大會選舉為執委會委員至今。
鄭先生的經歷在所有民主運動戰士中是有傳奇色彩的，他對於民主信念的堅守，他不計名利、個人前途、榮辱得失的精神，實乃中華民族的民主運動的精神楷模。以臺灣，同時參加民主運動的謝長廷，後來曾貴為中華民國行政院長、總統候選人；同時來大陸的臺灣人有林毅夫，他投共後被中共長期培養，去美國留學，現在已經貴為中共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他們皆名利雙收、富貴發達。而鄭欽華人生無華，現在在法國一邊堅守民運，一邊要養家活口，他是中國民運的元老，也是沒有名利的平凡人。
然而，鄭欽華先生的偉大就在於為了理想不計名利榮辱，為了民主運動、民族國家的前途，忘記「小我」成就「大我」！與鄭欽華先生相比，那些富貴發達之人，絲毫顯示不出「偉大」。
鄭欽華先生與劉賢斌先生，他們的人格精神，他們在民主運動中樹立的精神力量，是同質的，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鄭欽華先生絕食聲援劉賢斌先生，是英雄惜英雄！
大哉！劉賢斌先生！
大哉！鄭欽華先生！
大哉！法國絕食聲援團！
二、鄭欽華在北京的艱苦生活
1978年至1979年正是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時期——西單民主牆時期。為了中國的民主運動，為了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鄭欽華從臺灣繞道法國來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間，他一邊上學，在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學醫；一邊參與民主運動，像前面所說的那樣「成為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重要民間刊物《四五論壇》的秘密成員，成為徐文立先生得力戰友」，另外還「啟發了徐永海等大陸青年知識份子成為民主戰士」。我作為「被啟發者——徐永海」，在這裡，我簡短地回憶一些當年的情況。
我和鄭欽華（又名柯力思）是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同學，是同班同學，同寢室的同學，上下鋪的同學，最好的朋友。「北京醫學院」現在這個校名已經不存在了，成了「北京大學醫學部」。正如那句老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傚法西方蘇聯教育模式，「北京大學醫學院」從北京大學分了出來，成了「北京醫學院」。到了這個世紀，又回歸西方歐美教育模式，「北京醫學院」（後改名為北京醫科大學）又回到了北京大學，成了「北京大學醫學部 」。
1977年恢復高考，有了77級、78級、79級這三屆七十年代文革後的大學生，如同文革初有個「老三屆」，改革開放初有了這「新三級」。在這三屆學生中，有十四、五歲的毛孩子，如我的同學中，就有兩個只有十四歲，不少的同學只有十五歲，他們是神童，不僅年齡小，而且高考時的考分還非常得高，不然也考不進我們學校；也有三十來歲的高齡學生，如77級就有一個老大姐，30歲那年上的大學，三年級時和一文革前的老大學生（當時已是教授）結婚了，在四年級後的暑假（我們是五年制）裡生了一個孩子，一節課都沒有耽誤，真會計劃生育，這些高齡學生是過去十年中精華。
七十年代後期，文革剛結束，中國對外交往還很少，很少見到外國人，尤其是在外地農村，可是在我們學校中有不少的留學生，這讓從外地來的同學感到很新鮮。一個同學告訴我說，小時候有一次他們那裏來了一撥外國人，全城都轟動了，幾萬人圍著看，淘氣的男孩子還向人群中扔小石頭。那年月，很少見到外國人，更很少見到臺灣人。不像後幾年，那年月還沒有開放，只有極少的臺灣人來大陸，被大家知道的也都是駕機投誠過來的。可是我們班楞來了一個臺灣人，就是鄭欽華（柯力思），他也是高齡學生，當年29歲。
鄭欽華，一個臺灣人，臺灣輔仁大學畢業後，當了2年兵（臺灣的男子必須服兵役），又到法國去留學，學習醫學，1979年以轉學的身份來到我們學校。鄭欽華，一個臺灣人，15歲就開始從事民主運動，與臺灣的「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過不屈不饒的鬥爭，為了臺灣的民主事業，曾被關過，曾被打過，但是民主的信念沒有丟失過。隨著老蔣（蔣介石）的死去，隨著小蔣（蔣經國）的上臺，臺灣的民主事業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而此時大陸的民主事業才剛剛開始，為了大陸的民主事業，鄭欽華繞道萬里來到了中國大陸。
那年月的中國大陸還很貧窮，還有糧票、油票、布票、棉花票等等。前一段時間，我還與一個大學同學（現在已是一家醫學院的領導）回憶當年的事情，他說他當年最怕過冬天，由於只有一床被子，又薄，時常凍得睡不著覺。我妻子（比我們年紀都小）很不解，說為甚麼不多買一床被子，或者向誰家要一床被子。我妻子還抱怨我，你為甚麼不讓你媽給人家做一床被子。她那時還小，她哪裏還記得，那年月，一個人一年才十多尺布票，那裏有富裕的布票、棉花票來給人家做被子呀！
鄭欽華，一個臺灣人，又在法國生活了幾年，他放棄了物質上的舒適生活，來到了物質上極度貧乏的中國大陸，和我們一樣，拿著每月19塊5的助學金，算計著糧票、布票過日子。這是一種甚麼精神，這是一種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現今的「憤青」們所永遠也達不到精神境界。這些「憤青」們一邊是罵著西方國家，一邊是想方設法地要到西方國家去，到了西方國家，死活也不願意回到早已不再物質極度貧乏、並且物質已經很豐富的中國大陸。
三、在北京的鄭欽華是一邊上學一邊參與民主運動
1978、1979年，在中國出現了西單民主牆運動，出現一大批如魏京生、傅月華、徐文立、劉青、任畹町、王希哲、孫維邦（孫豐）、楊靖、劉京生、何德普、朱銳等民運人士。鄭欽華一到中國大陸就與部份民運人士密切地接觸在一起，共同追求中國大陸的民主。可是好景不長，沒有幾個月，到了1979年12月，西單民主牆就被取締了，之前、之後就有不少的民運人士陸續地被抓捕入獄了。
因參與民主運動，後又計劃組黨，徐文立被判15年，王希哲被判14年，孫維邦（孫豐）被勞動教養2年。此時的鄭欽華也做好了坐牢的準備。因我與他說的來，因我也曾老去民主牆看大字報，我又比他小十來歲一直把他當成老大哥看，在這個危險的時候，他對我說了他來大陸的目的和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請我，在他被抓後，通知一下他在臺灣、在美國、在日本的家人。他提前寫好一些信，讓我——在他被抓後——給發出去。還好，因為鄭欽華是臺灣人，他沒有被抓，那年月大陸沒有幾個臺灣人，共產黨又比較重視統戰工作，鄭欽華躲過了這一劫。
雖然沒有被抓，但是警察幾次找過他；並且直到畢業，他一直被禁止離開中國大陸。我們每年放假的時候，我們都各回各家了，北京的如此，外地的也如此。家在新疆的，家實在太遠的，不能年年回家，不能每個假期都回家，但是一、兩年也要回家一次，看看父母呀。與新疆相比，與新疆的石河子相比，臺灣其實並不遠，即使繞道香港也並不遠。人家都能回家，但是鄭欽華卻不能回臺灣，不能回家看望父母。很多時候，他是我們班在校園中的唯一留守人員。即使在畢業後，我們都離開了學校，都分到各個地方上班了，國外有親戚的也有出國探親、留學、工作的。但鄭欽華不行，他依舊住在校園裡，他依舊被禁止離開中國大陸，直到半年多以後，他才被放行，去了美國。
鄭欽華沒有被抓，但是一直被監視著，甚至據說在同宿舍中就安排了人去監視他。為此鄭欽華一生氣，搬到我們宿舍（北醫3號樓314），搬到我的上鋪。還好，我們宿舍有一個空位，可以使他搬進來。鄭欽華一直被監視著，甚至說隨時都會被抓，但是鄭欽華依舊儘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幫助入獄的朋友和他們的家人。如為徐文立上訴尋找材料，如幫助徐文立、孫維邦的家人等等。80年代初的那幾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蓬勃發展，胡耀邦、趙紫陽正在儘自己的努力推行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大陸民間的民主運動處於低潮；在這樣的背景下，又不能離開大陸，鄭欽華只好專心地刻苦讀書了。
在以後的幾年裡，鄭欽華和我們一樣刻苦地學習著。不刻苦不行，北醫——我們學校可以說是中國學習最苦的大學，我們每天晚上都要看書看到十點、十一點，直到教室關門，而有些女生回到宿舍後還要打開自己的小燈再看一會兒書。有時晚上停電了，我們還要到我們周圍學校的大教室去看書，如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北京鋼鐵學院（現北京科技大學）等。相比我們學校，他們的學習氣氛就差遠了，晚自習時，我們的大教室很安靜，幾百人的大教室裡沒有人說話，很少有人走動，就是走路也是很輕，生怕影響別人；他們的大教室就沒有這麼安靜了，時常有人說話，時常有人走來走去。
鄭欽華學習很刻苦，他不僅在學校學習，還每週兩次去一老中醫家去學中醫、學針灸。他也很聰明，雖然我們都比他年輕，雖然我們很多同學都曾是各省最好的學生，但鄭欽華也是門門都及格，有的分數還很高。我們那時考試出題很難，普遍來說是70多分，不少60多分，門門都及格，不補考，也很不容易。大學畢業後，鄭欽華去了美國，參與了外海的民主運動，並專職從事民主運動。由於那時不像現在有網路，我對他的情況知道不多。後來他去了法國，再後來在法國結婚、生子、做生意，他就再沒有專職從事民主運動了。雖然不再專職了，但是依舊全身心地在民主運動上，對民主的信念依舊堅定，對中國大陸的負擔依舊堅定。
四、出國後的鄭欽華對國內民運的幫助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受鄭欽華的影響，就像前面所說的那樣「啟發了徐永海等大陸青年知識份子成為民主戰士」，我也熱心於民主運動。1987年因為鄭欽華已出任了民聯副主席（主席為同是北醫校友的王炳章），我險些成了「北京新青年會四君子」前傳（楊子立、徐偉、靳海科、張宏海線上人李宇宙的誘導下組建「新青年會」，在2001年分別被判有期徒刑8至10年），我也被一個公安局安排的線人（我的同事，吳建華醫生，後來因此去了中日醫院，又出了國）來誘導我來組「黨」，並且事後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找了我六次。多虧那時我正一門心思地在探索科學、宗教、信仰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希望通過科學、宗教、信仰來影響社會進步。多虧那時我只想先搞懂理論，而對組黨等沒有太大的興趣。否則十年多刑期也會臨到我，否則公安局的那些個別警察也將會立個大功，「與當時境外唯一的民運組織『民聯』勾結的『黨』被破獲了」自然是大功。我也感謝那個線人（我的同事，吳建華醫生）沒有胡說，只是實事求是地匯報，如果胡說（像李宇宙那樣）我也會被判刑。
通過探索科學、宗教、信仰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我知道了只有耶穌才能救中國，只有耶穌的十字架道路才能救中國，只有耶穌的大愛精神和耶穌的獻身精神才能救中國。1989年2月我信主成為基督徒，從90年代開始，我們的基督教家庭教會，就一直面向民運朋友傳福音。不少的民運朋友參加了我們的基督教家庭教會，不少的民運朋友接受了耶穌基督，成為了基督徒。因為熱心向民運人士傳福音，因為關心民運、維權的事情，我曾被勞動教養2年、行政拘留13天、有期徒刑2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監視居住2個月22天，至於被傳喚、跟蹤、監視，軟禁，那就沒有辦法計算了。雖然，我受了很多的苦，損失了很多很多，但是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這麼多年來，雖然我與鄭欽華聯繫不多，每年不多的通信、通電話、通電子郵件；但是由於我們畢竟都在民運圈內，對鄭欽華的情況，我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在他剛出國的那幾年，還在中國民聯時，還在《中國之春》時，他是盡力地幫助國內民運人士，如在《中國之春》發表徐文立的消息，發表他妻子的書信等。在他離開中國民聯後，離開《中國之春》後，他也是盡力幫助國內民運人士，如徐文立的女兒出國後，很長時間生活在法國，鄭欽華給予了很多的幫助，使獄中的徐文立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在何德普入獄後，沒有錢來請律師，鄭欽華在律師費上也是曾出過力的，來解決何德普的律師費問題，使獄中的何德普感受到溫暖。對我的幫助，那就更不用說了，我們是老同學、同班同學、同宿舍同學、上下鋪的同學，不論我是在獄中，還是我出獄時，鄭欽華都給過我很多的幫助，使在獄中的我，出獄的我，都感受到老同學、老朋友鄭欽華所帶給我的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