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30日訊】三
養母就是我的姑母，是我生父的妹妹。我們去香港的時候，我的生父由於在國民黨政府任了個小職務，所以他沒有同去。我後來長大了從小表哥那兒知道，是姑母決定要把我從香港帶回內地的，理由是我的生父在內地。小表哥比我大四歲，所以他比我記事。
姑母在這個大家庭裏面是個當家的人，凡事她拿主意，她說了算。姑父是個十分依賴妻子的男人，在姑母面前百依百順，他不僅不過問家裏的事情，就連他在外面的事情也要聽從姑母的意見。小姑母是個十分單純的人，雖說他的孩子比我大四歲，可她自己還像個孩子一樣，當然凡事聽她姐姐的。我媽媽就更不用說了，她生來忠厚、老實、善良，加上在姑母面前有寄人籬下的感覺，當然凡事得依著姑母作主。姑母說要帶我回內地見生父，媽媽自然得聽從她的。
其實，姑母是因為自己沒有生育才蓄意把我從媽媽那兒帶回內地的。姑母是一個自以為是、高高在上的女人。她喜歡像三十年代的好萊塢影星一樣，燙著時髦的髮型，塗著鮮紅的唇膏，穿一襲黑色的旗袍，黑得發亮的緞子上綴著幾朵紅花，雙肩上披著披肩，站在那裏指手畫腳。不知道是因為她沒有生養過孩子，還是天生如此，在我的印象裏，姑母從來就是一個不懂溫柔而威嚴有餘的女人，我從來沒在她那裏感受到一個母親的慈祥，也從來沒見她對別人開懷地笑過。她倒是對我笑過，但是她的笑只是在臉上動了動肌肉，而眼神則是嚴厲的、審視的。我也知道，她想拿我當親生兒子一樣對待，好吃的、好玩的都給我買。但是無論怎樣，我也忘不了我的媽媽，忘不了盪秋千時媽媽總是笑吟吟地守護著我的樣子，忘不了臨別前媽媽吻我時灑落在我臉上的淚水。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代替媽媽。
在初離開了媽媽的那些日子裏，我總是在想媽媽的時候偷偷落淚，但又不敢哭出聲來。想哭的時候，我就跑到陽臺上看油菜花，聽咕咕鳥叫。有一次我哭的時候被姑母看見了，她嚇唬我說，「不許哭，再哭我就不管你了！」
聽她這麼說，我索性大聲哭了出來。因為我既委屈，又害怕。見我哭的傷心，姑母拉著我的手說，「怎麼，又想舅媽了？她是你舅媽，你哭什麼，我才是你媽媽！」
從此，我便改口稱姑母為媽媽。我把我的媽媽深深地藏在心底裏，總是暗暗地想她。
我恨我的姑母，不光是因為她奪走了我的媽媽、我的母愛，還因為我離開了我的媽媽以後，我後來的人生、命運就完全被改寫了。姑夫由於做過國民黨政府的官，因而成為歷史反革命，我自然就成了反革命的兒子。
在我13歲那年，和藹可親的姑夫終於被捕了，從此，我更加感到孤獨，更加想念我的媽媽。在那段孤苦的日子裏，我發誓以後一定要回到媽媽身邊。
四
進入七十年代，我已經成了一個壯小夥了。我的一位比我大十多歲、在省話劇團當演員的朋友老潘告訴我，他的一位在中央戲劇學院的老同學蘇先生十年前去了香港，他可以委託蘇先生在香港尋找我的媽媽。
聽老潘這麼說，我感到十分意外、十分驚喜，立刻將媽媽的有關資料交給了老潘，以便老潘寄給在香港的蘇先生。
然而，我對老潘的這位同學蘇先生十年前就去了香港更感興趣。他說的十年前，應該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段時間，那是一個左傾政治勢力開始瘋狂的紅色恐怖時期，有哪個平民百姓能在這樣的年代去香港？要知道，老潘是個「右派」，在他的好朋友當中，恐怕沒有幾個不是被打翻在地的。
果然，他告訴了我關於蘇先生的秘密。
1957年，老潘和蘇先生都就讀於中央戲劇學院，老潘是表演系的，蘇先生是舞臺美術系的，他們在這一年都因為受校領導的鼓動提了校領導的意見、貼了校領導的大字報而被劃為「右派」。共同的不幸使兩個不同專業的學生成為了摯友。
兩年以後，畢業分配了，老潘不知道了蘇先生的去向。很多年以後，老潘突然收到了蘇先生從香港寄來的信函。信中他告訴老潘，他畢業後回到了廣東的老家雷州半島，作為「右派」，在那段日子裏他處境艱難，終於，他擺脫了重重監督，偷跑到了澳門，然後從澳門去了香港。現在，蘇先生已經是香港一家電影公司的職員了，而且結婚有孩子了。信中還寄來了一張照片，彩色的照片上，蘇先生瀟灑地站在噴泉旁，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
說著，老潘將照片翻出來拿給我看，說道，你瞧，彩色的照片，多先進；你再看，這是多好的照相機才能照出來的照片哪，噴泉噴出來的水在空中都被定格成了一粒一粒的水珠，至少是千分之一秒的速度……
我沒有心思看那張色彩絢麗的照片，儘管那時國內還沒有彩色膠捲。我早已沉浸在了蘇先生那刺激、驚險的偷越國境的精彩故事裏，沉浸在我的童年的回憶中，我想起了我童年時居住過的那個座落在香港九龍黃大仙的舊式花園宅子，那只與我日夜為伴的小猴，那宅子後院的秋千架，還有媽媽的笑臉、媽媽的吻。
我也要偷越國境！我在心裏暗自這麼決定。
我查看了廣東省地圖，瞭解了去澳門的路線，還準備了路費。我準備像蘇先生那樣，先越境到澳門，然後再從澳門乘船渡海去香港。
然而這期間，我聽說了一件令我震驚的消息，或許，正是這條消息留住了我的小命。
我的一位下放到新疆的好朋友小賀，是個很有造詣的小提琴手，我們曾經在一起演奏過小提琴二重奏，但他比我不知道要棒多少。在流行樣板戲的年代裏，我從來沒聽他演奏過「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據說在新疆建設兵團的文工團裏，由於他不滿樣板戲，一心只想著要成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便偷越國境跑到了蘇聯。但是剛一出境，就被蘇聯邊防軍逮住了。他被蘇聯邊防軍移交給了中國邊防哨所，然後以叛國罪被投進了監獄。在監獄裏，他瘋了。最終，他被處決了……
聽說了這個消息，我震驚了，我心痛了，我退縮了，我失望了。
同小賀相比，我或許更糟糕一些，因為我是反革命的兒子。如果我偷越國境被抓，我得被槍斃兩次。
我絕了偷越國境去香港找媽媽的念頭。看來，我只能寄希望於蘇先生了。
可是在以後十幾年的日子裏，我並沒有等來蘇先生找到我媽媽的消息，倒是在1984年冬天的時候，我隨老潘在廣州見到了蘇先生。他經常由香港來廣州打理生意上的事。此刻，他已經不在電影公司幹事了，而是開了一家貿易公司做起了自己的生意。他此刻向老潘提出來要見我，是要給我一個交代：他盡力了。怕我難過，他說，他會繼續幫我在香港找媽媽的。
與70年代初我在照片上看到的蘇先生相比，他身材矮小，看上去十分儒雅，且非常風趣，根本無法將他與偷越國境相聯繫。我想，這樣一個儒雅的知識份子，居然敢在那樣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諱非法越境去澳門、香港，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和膽魄！
或許，我因沒敢冒險非法去香港找媽媽而躲過了一劫，或許，我應該為自己膽小沒有違法而感到慶倖，可是在蘇先生面前，我還是覺得慚愧，接下來便是一陣沮喪。（未完）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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