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國》作者:退黨是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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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9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唐玉華盛頓DC報導) 9月12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召開了關於「中共活體摘取宗教與政治異議人士器官」的聽證會。作為證人,前資深調查記者和「保衛民主基金會」兼職研究員伊森-葛特曼(Mr. Ethan Gutmann) 出席會議,提供了12位證人的證詞,並強調正在發生的「退出中共」這個運動的意義。

葛特曼先生是《失去新中國》一書的作者以及《亞洲華爾街日報》、《投資者商業時報》、《每週標準》和《國際事務雜誌》撰稿人。也是「保衛民主基金會」兼職研究員。

以下是葛特曼在聽證會上的部分發言。

為瞭解中國政治犯是如何被大量活摘器官的,我從2006年開始對中國的醫療人員、強制執法人員和50多位來自中國勞教所的難民進行了廣泛和大量的採訪。根據我的調查,中共的活摘器官現象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的新疆。到2001年,這種行為擴大到全中國,而法輪功修煉者被迫成為了中共「器官供體」的主要來源,而且這些供體在被活摘器官時經常被匿名處理。

中共從罪犯身上進行活摘器官的行為開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到1990年,這項活動已經系統化,其中包括中共建立了「器官移植」同意書和在刑場設立活摘器官手術車(死刑車)。器官供體是罪犯。無論這些犯人是否被迫簽署了「器官移植」同意書,他們都是被中共法律判為死刑的人。

我的第一位證人叫Nijat Abdureyimu,烏魯木齊公安局第一分局的警官。他對我上述的中共活摘器官現象沒有任何懷疑。他特別注意到1994年的時候,實施器官活摘的醫生對自己的行為越來越公開化。那時他的一位同事聽到從器官活摘手術車內傳出「地獄般」的慘叫。兩年後,監獄的醫務主任對Nijiati坦白說,對活人進行器官摘除的行為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慣例。

我的第二位證人是Enver Tohti博士,烏魯木齊一家醫院的外科醫生。他回憶了在1995年發生在刑場外的一幕:一個罪犯的胸部中彈,不是為將他致死,而是將他的身體帶入深層休克狀態,減少身體的蠕動和收縮,這樣做可以減少活摘器官手術中出現的問題。在他上司的不可被違抗的指導下,Enver對這名犯人實施了活體摘除其肝臟和腎臟的手術。那個刑場通常是給政治犯準備的刑場,所以那個犯人不像其他犯人那樣被剃光了頭。

我的第三位證人是一位在中國伊寧市一家醫院工作的護士。她說這家醫院已經不能再被稱作是醫院:敢於為維吾爾族抗議者治療的醫生會被捕,維吾爾族醫護人員被隔離、漢族醫生對不幸成為第二胎的維吾爾嬰兒注射死亡針。她說,伊寧事件結束6個月後,一位21歲的維吾爾族抗議者在一家軍隊醫院被活摘了腎臟。這個時間與我下面的第四位證人提供的時間信息吻合。

第四位證人是一位年輕的醫生。當時按照六名正在尋找健康器官的中共高官的指示,烏魯木齊一家監獄命令幾個犯人做驗血。這名醫生在監獄西區關押政治犯的地方為犯人驗血。由於這些政治犯不在死刑犯的名單上,他們對驗血感到非常恐懼。監管強制他們接受了驗血。這位年輕的醫生在違背自己良心的情況下,邊抽血邊安慰犯人說:「這只是為了你的健康好。」六個月過後,監獄裡又新來了6個中共幹部,上面發生的事情又重演了。

下面的8位證人(姓名全部是音譯)邱陽耀 、王文宜、王曉華、荊天、戴穎、方思宜、於新華和劉貴福都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關押他們的不同的勞教所有著彼此極為不同的環境和設施條件。但有兩件事對他們來說是一致的:他們都是法輪功修煉者而且他們都經歷了極為相似的身體檢查。醫生,通常是軍醫,都給他們做了大量的血液化驗,然後做X光胸透,然後是尿檢和腹部檢查。很多時候,醫生還給他們做詳細的眼角膜檢查。醫生沒有對他們進行眼睛追光的檢查和視野檢查。僅僅是針對角膜的檢查。也沒有任何腦功能方面的檢查、或用小錘敲打膝蓋的檢查、淋巴結檢查、耳朵、口腔或生殖器表面的檢查都沒有做 – 醫生只對可以用於零售的器官做了檢查。

我對中共政府為這種檢查以醫療檢查為由給自己辯護表示強烈抗議。為甚麼這些檢查被實施在上千名法輪功男女修煉者身上,特別是對女法輪功修煉者;為甚麼在給法輪功修煉者做大量血液化驗後,把他們用特殊安排好的車輛運走;或為甚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東方之光」基督徒(Eastern Lightning)或西藏抗議者也被實施同樣的身體檢查。

我無法提供中國家庭基督教會成員、維吾爾族人和藏民的死亡人數。但我估計在2000至2008年期間,有6萬5千名法輪功修煉者因活摘他們的器官在中國被謀殺。對於這一數字是如何考證的,我在《國家器官》一書中有詳細地說明。考慮到我在聽證會上發言的時間有限,我請你們將我在《國家器官》一書中發表的內容以及「恐怖的中國器官活摘」和「新疆程序」這兩篇文章的內容一併收入今天的聽證記錄中。

任何人在閱讀了這些材料後都會抓住一個明顯的事實 – 對政治犯的活摘器官是受命於腐朽的中共幹部。中國是一個被中共監視的國家,他們的黨員和軍隊成員是重點被監視的對象。王立軍自己就曾獲得器官活摘方面的醫學創新獎。所以「中共中央」知曉這個事。這件事是由政府操控的。由此,每位讀者都能很快地明白為甚麼正在發生的一場席捲全球的運動叫「退出中共」,而不是「改革中共」。

葛特曼多年致力於調查和研究中共對國民在網絡上的監控、勞改系統以及西方商人與中共維護自身安全的矛盾交接。他的研究在過去的10對年中一直受到世界各國政府和團體的廣泛而持續的關注。他曾經被邀請在美國國會、中央情報局、日內瓦國際人權組織和歐洲各國議會、加拿大和澳洲等國出席會議並提供證詞。

(責任編輯:李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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