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0月04日訊】當噩夢醒來時，我意識到，
我們那個年代的知識青年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
我們有權利有義務把這些事情講出來，並問一個「為什麼？」
四十年前的十二月二十八號，我同其他兩千萬中國知識青年一道被「偉大領袖」毛澤東送到了農村。那時，中國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我，還沒有讀完高中。
由於革命的熱情所驅使，開始我滿懷激情和好奇，迫不及待地來到了我所分配的農村—遼寧省康平縣兩家子公社田家窩棚大隊坑西小隊。我和同學們從送行的大巴車上下來，雙腳踏上了一塊貧瘠的土地。稀稀落落的茅屋泥房，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更沒有衛生間。我開始感到失望，一股莫名的恐懼漸漸吞噬了我。
在頭三個月裡，我們四男三女七個學生沒有地方住。生產隊便把我們分散到社員（農民）家裡借宿。我被分配到一個五口之家。他們的房子分兩部分。一進門是個灶房，不到十平米。裡面是一個類似筒倉的大房間（約三十五平米）。這個大房間即是睡覺的地方又是起居室，老少三輩兒一家五口，外加上我，一共六個人都住這一間屋。廁所就是房後外面的糞坑。
這間屋子有南北兩鋪炕。南炕較大。炕頭睡老兩口，炕梢住小倆口和他們五歲的兒子。我睡在稍小的北炕。南炕中間沒有間隔，南北兩炕外面也沒有布簾，百分之百的open（開放）。我不敢換內衣睡覺，只把外面的棉衣脫掉，穿著厚厚的秋衣秋褲睡。入夜後，我很難睡著。剛剛有些迷糊，就聽見對面老人用夜壺尿尿，每夜都是如此。
有一天，我覺得兩個腋窩和後背發癢。趁白天屋裡沒人，趕緊脫下內衣，一看，裡面衣縫和皺褶上爬滿了白色的蝨子和虱卵蟣子，這是長期不換洗衣服的結果。我立刻燒一鍋開水，用開水澆燙那些衣服，殺死寄生蟲。
後來政府發給我們每個青年點（青年之家）五百元人民幣，用來蓋一座簡易的新房。生產隊長派了幾個社員（農民）幫我們蓋房。按當地習俗，蓋房是件大事，無論怎樣也要請幹活的人飽餐一頓。可我們這些學生身無分文，家裡又沒有招待客人的雞鴨魚肉。只好泡一壺紅茶聊以待客。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打房基。只記得房子的牆壁是用土坯壘起的。房子中間有一根大柱子，屋頂是三根椽子，幾根檁子。上面鋪些草，草上面再抹上當地出產的堿土。房子蓋得很快，三五天就成了。一共有三間。當中的一間很小，一進門左面靠牆砌個大土灶，對面牆角放個大水缸，算作廚房。以廚房為分界線，東屋住女生，西屋住男生。
雖說是新房，可一到雨天就漏水。外面小雨，屋裡小漏；外面大雨，屋裡大漏。如果遇上一整天暴風雨，我們不能到地裡幹活，屋裡就十分熱鬧。我們必須把所有能盛水的家什都用上接雨。大到洗臉盆，小到盛飯的飯盒，只見炕上地上，到處擺滿了鍋碗瓢盆。隨著雨滴的快慢節奏，這些家什發出滴滴答答，叮叮咚咚不同的音響，好像一首特別的交響曲。可是沒人有興致來欣賞這荒涼小村莊的雨中奏鳴曲。我們悲傷，我們想念城裡溫暖的家。於是，女孩子們在東屋無助地哭泣，男孩子們在西屋無望地嚎叫；直哭得天昏地暗，直叫得聲嘶力竭。
在地裡，農民還是用最原始的方式耕作。牛耕地，馬拉犁，人工播種、鋤草、收割。我們的村莊處於東北平原，農田寬廣遼闊。當我站在地頭的這一邊，總是望不見田壟的另一頭。所以不論你鏟高粱還是割小麥，好像永遠到不了頭。田裡的勞作十分辛苦。夏天，婦女要用短把的手把鋤在高粱或玉米地裡鋤草。隊長說了，女人的腰要比男人柔軟，最適合用這種小鋤頭彎腰鏟地。其實，女人也是人。當我們弓著腰在地裡鏟了幾個小時後，兩個膝蓋已支撐不住身體，腰也直不起來。只好蹲著鏟。最後蹲也蹲不下，只能兩腿跪在壟邊，爬著往前行，直到地頭完成任務。秋天，收割玉米。我們是用手一個一個掰下玉米棒。掰了一陣子，我的手套磨破了，露出了手指。手指又被風乾的玉米皮劃了一道道口子，血流出來，眼淚也流下來。夜裡躺在炕上，被劃破的十指鑽心地疼，疼得難以入睡。
年底，生產隊長發給我一百元人民幣（大約十五美金），算是我一年的勞動所得。住在臨村的一位男校友見到我，不無妒忌地說：「你很幸運，攤上個好生產隊，還能分到錢。我們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分文未得」。
雖然我們幹活很累，吃得卻很壞。沒有油，沒有肉，沒有大米白麵，也沒有醬油一類調料。有時甚至吃不到蔬菜，只能用大蒜蘸生了蛆的大醬。我們也不會使用直徑一米長的大鐵鍋來貼玉米餅子。有時貼糊了，硬的咬不動；有時沒弄熟，生得沒法吃。饑一頓飽一頓，生一頓熟一頓，不正常的飲食讓我患了腸炎，每天要去很多次廁所。就這樣還要堅持勞動。北方的冬天十分寒冷，凍得人伸不出手。我去室外的廁所，方便以後，凍僵的手指繫不上褲腰帶。
我們青年點有一隻灰色大狗叫歡歡，尖耳朵大尾巴，是部隊淘汰的一隻軍犬。她聰明、勇敢，喜愛且忠於我們大家庭的每一個人。不知她的男友是誰，第二年春天，她生了一窩小狗，有六隻。他們都是軟塌塌的大耳朵。有白色的，黑色的，還有黑白相間的，甚是可愛。因為沒有足夠的食物，我們將小狗分送給其他社員家。
一九七零年夏天，我被借到其他生產隊工作兩個月。工作結束後回到了自己的家。那天我走了很長一段路，實在餓壞了。到了家，負責做飯的小孫端上飯菜，我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吃著吃著，發現炒菜裡面有肉，覺得很新鮮，就問她：
「今天挺好啊，還有肉吃。哪兒來的？」她沒有正面回答，神秘而詭異地湊到我耳旁小聲說；「你猜猜看。」我猜不出。她生怕讓人聽到結結巴巴吐出幾個字：「那是—是歡…」
「什麼？你們把『她』殺了？」我驚叫起來。一陣恐怖和噁心讓我把剛才吃得東西全都吐了出來。
「不是我，是他們……男生幹的。因為我們吃不飽，更沒有東西喂她……」她紅著臉分辯道，眼裡含著淚水。
我在農村生活了六年，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竟持續了十年之久。今年的十二月是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四十周年。無論是大陸還是在海外，許多中國人的組織和個人都在紀念這一特別的年代。
是的，我們不應忘記那個時代。但是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紀念？我最近讀了許多紀念文章，其中包括那些粉飾當年，讚揚毀了整整一代人青春的時代。有些作者頌揚苦難，把黑說成白。他們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個壯舉，他們為自己經歷過那個「偉大的時代」而感到驕傲與自豪。他們的口號是「青春無悔」，為此，時值四十周年紀念，要大大慶祝一番。我始終不明白，他們要慶祝什麼，慶祝我們曾經的苦難？慶祝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兄弟姊妹有的從農村回來竟變成了殘廢，如著名作家史鐵生？有的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慶祝那些本應擁有美麗人生正值豆蔻年華的女孩子被道德敗壞的生產隊長、農民和軍墾農場的連長、營長、指導員強姦甚至殺害嗎？文章的作者當然知道這些事件，只不過為了當今的某種功利而不願面對歷史，面對事實。然而歷史是不能改變的。我清楚地記得中國有位著名演員自己講的一件事。他也曾是從北大荒回來的知青，屬於「青春無悔」一族。如今，他對人講，自己很想念北大荒，懷念當年的青春歲月。有個美國人不解地問：「既然北大荒那麼好，你為什麼不把女兒送到北大荒當農民，而是送到美國去留學？」他說，美國人永遠也不懂得中國人的感情。何止美國人？我也不懂，凡是正常的人都不大懂。
今天，許多二、三十歲的青年常常發問：為什麼中國沒有比爾‧蓋茲？我說，當比爾‧蓋茲在哈佛大學讀書時，中國的青年學生卻被強迫到農村種地去了。當比爾‧蓋茲和他的朋友研發微軟視窗時，中國的知識份子、精英都在農村種玉米，放羊，餵豬。難怪中國絕不會有比爾.蓋茲。
我一直在想，怎麼會有人去慶祝一個自己被剝奪了青春、被迫遭受悲慘生活的可怕年代？你對那樣的生活真的感到幸福嗎？如果不是，為什麼還要慶祝呢？是什麼原因使我們害怕而不敢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這種事情只發生在中國，而不是在美國和歐洲，也不是在拉丁美洲或是非洲？
對我來說，四十年前的經歷是一場真正的噩夢。當噩夢醒來時，我意識到，我們那個年代的知識青年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我們有權利有義務把這些事情講出來，並問一個為什麼？如果我們不知道或不想知道所遭受痛苦的原因，那麼未來年輕一代還有可能遭受我們同樣的苦難。
（寄自北維吉尼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