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3月05日訊】【按語：《人類大劫難——關於世界末日的再思考》，袁紅冰著，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教會公報社（http://www.pctpress.org）2012年出版。經公報社授權，現將《人類大劫難——關於世界末日的再思考》的目錄、序言、第一卷、第二卷內容在網絡連載，以饗讀者。欲購書者請聯繫：701台南市東區青年路334號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教會公報社，電話：886－6－235 6277 轉122，電郵：publish@pctpress.org 。 ——《自由聖火》編輯部】
《人類大劫難——關於世界末日的再思考》
目錄
序曲：在魔鬼之眼的逼視下
第一卷 魔鬼對當代中國的詛咒
卷首語
一 西方文化主宰的時代——天使與魔鬼萬年搏鬥的繼續
二 來自西方的魔鬼詛咒——中國喪失文化祖國和心靈家園
三 西方極權文化在東方崛起的原因——中共本質上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紀宗教組織
四 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時代的共同宿命——不變的是極權主義的魔咒
第二卷 中國即將進入萬年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
卷首語
一 全面社會危機逼近中國——世界活在世紀夢囈中
二 鄧小平權貴集團應對社會全面危機的原則——極權專制的宿命
三 毛澤東的鬼魂窺測到復活的時機——「新左派」崛起的效應
四 權力人格決定國家風格——兩個魔鬼的吻痕將重疊在一起
第三卷 中國預言人類大劫難
卷首語
一 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意志——中共從未熄滅的慾望之火
二 無魂的民族利己主義——政治奴隸的精神自慰和極權擴張的「民意」基礎
三 極權擴張的「超限戰」模式——末日之戰悄悄拉開序幕
四 人類的命運被挑在大劫難的刺刀尖上——中共極權控制了空前強大的毀滅世界的能量
第四卷 在絕望與希望之間
卷首語
一 中共極權主義全球擴張戰略的現在進行時——那是人類絕望命運的表述
二 當代中國民主大革命——拯救人類的唯一希望
三 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墮落——他們使希望之星黯淡
四 在絕望中讓拯救的希望成為唯一的可能——那是英雄與聖徒的史詩
第五卷 誰來拯救人類
卷首語
一 「東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生命哲學的危機
二 歐洲和美國的歷史性衰落——功利主義哲學成為精神之王的宿命
三 魔鬼給命運打了一個死結——人類本身成為問題
四 科學理性再次挑戰宗教信仰——一個精神混沌的時代
第六卷 誰讓太陽神異化為魔鬼之眼
卷首語
一 中國「新左派」對共濟會統治世界的質疑——是誣告，還是真實的指控
二 投機經濟的社會後果——賭徒和無賴人格成為人類的基本價值觀
三 魔鬼將重申對人類的拯救權——中共極權向衰落的自由哲學露出傲慢的笑
四 拯救命運必須首先拯救靈魂——東方文化復興與新教精神回歸
餘韻：傾聽世界末日逼近的腳步
序曲：在魔鬼之眼的逼視下
披一片殘破的風，漫步於孤寂的思想中，追尋人類悲歡的終極原因——這是我，一個詩者與哲人的宿命。預言世界末日本來屬於先知的天職，然而，在這個庸人都很自信卻又缺少先知的時代，我不得不作一個預言者。
在人類精神歷史的長河中，關於世界末日的思考，是反複浮現的主題。不過，以往這個主題或者只表述遙遠的預警，或者只意味著某種神秘信仰的懸設，或者只是人類想像力的一種畸形的延伸。而今天，我卻在一個花香醉人的清晨，呼吸到世界末日的濃烈氣息——那血腥的氣息與現實之間，似乎只隔著一條窄窄的田間小路。
先知常用屠刀般銳利的理性切入思想；詩者和關注生命意義的哲人，卻習慣於透過人們情感的震撼，凝視思想。因為，先知超越情感，而詩者和渴望採摘生命意義之花的哲人則超越理性的邏輯。正是兩個看似偶然的事件引領我走進關於世界末日的思考。這兩個互不相關的事件中，都有強烈的情感震撼，而且，都有魔鬼之眼，從蒼穹之巔陰沉地俯視人類命運。
中國大西北，鐵黑色的戈壁灘和枯骨般蒼白的沙漠橫亙萬里。那種荒涼的色調是對生命的冷酷否定。不過，在戈壁或大漠間，孤獨的旅人常常會猝然發現一只彷彿青銅雕成的蜥蜴，正癡迷地盯著一朵石縫間搖曳的小花，並伸出艷紅的長舌，舔食金色花蕊中的露珠——露珠晶瑩得宛似天使的眼淚——那一刻，人的靈魂會在生命的感動中融化為一首詩。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一天，一位維吾爾族牧羊人為找尋被黑風暴吹散的羊群，走過戈壁，來到大漠的邊緣。荒涼的寂靜本就是牧羊人的伴侶，可是，他卻突然感到一陣從骨頭裡滲出的死寂，好像自己的心瞬間變成冰冷的灰燼，隨風飄逝在死去的時間中。那種恐怖的寂靜之上似乎凍結著永恆，然而，永恆也有盡頭。就在永恆的終結處，茫茫的沙漠猶如大海的怒濤，洶湧澎湃；一輪巨大的浴血的太陽突然從震盪的沙漠中隆起。
牧羊人的眼球似乎被強光點燃了，他身邊的十幾隻羊身上騰起猩紅的火焰。鐵鑄的戈壁發出慘厲的呼嗥，裂開道道巨大的縫隙。牧羊人像被吞噬一樣，墜入大地的裂痕間。仰視中，牧羊人看到，燃燒的狂風從裂痕上呼嘯而過，鐵黑色的裂痕邊緣被燒成暗紫色；那輪彷彿從地獄裡湧起的太陽，急速翻騰著，升向天空。牧羊人覺得，那是一只充血的魔鬼的獨眼，凶狠地向他瞪視。
後來，黑雲籠罩了蒼天和大地，牧羊人爬出地裂的縫隙，像一縷受傷的風，飄回家鄉。他把可怕的經歷講述給自己的親友，不久就死去了。他的死亡是一個極其痛苦的過程：他的身體潰爛，皮和肉一塊塊剝落，似乎被無形的鐵爪撕掉了；臝露出的骨骼呈現出暗黑色，猶如生銹的鐵。死前，牧羊人相信，他是受到了那輪從地獄中湧起的太陽，即那只魔鬼獨眼的詛咒；死後，牧羊人潰爛的眼睛仍然瞪視著這個世界，彷彿永遠不會癒合的恐懼。
當我在一個沒有星月的暗夜中聽到別人轉述的這個事件時，我關注的並不是維吾爾牧羊人個人的悲慘經歷，也不是中國大西北核爆炸試驗場地周圍幾百萬人長期受到核污染戕害的社會悲劇，因為，那一刻，一個哲理如同有毒的棘刺猝然刺入我的眼球。在流血的黑暗中，我看到那個哲理猙獰的笑容；他預言人類前所未有的大劫難和世界的末日。
「創造和毀滅世界的能量本屬於上帝，當具有原罪的人理解並控制了這種能量之後，屬於上帝的能量就將轉化為魔鬼對人類的詛咒；它預言世界浴火自焚的末日。」——猙獰的哲理如是說。
在西方宗教信念中，有一個意蘊深長的傳說：一群古巴比倫的石匠試圖修建通天之塔；上帝通過變化石匠的語言，使他們難以互相溝通，從而阻止了修建通天塔的努力。
我無暇思考那群已經湮滅於時間深處的石匠究竟為甚麼要修建通天塔——是為了獲得本屬於上帝的創造與毀滅命運的能量，還是為了在永恆和無限的絕頂之上同上帝對話，或者是想要使人的智慧成為宇宙的絕對精神。我也厭倦於去理解上帝阻止修建通天塔的真實理由——是認為需要永遠贖罪的人類沒有資格到達時－空的極致之處，還是怕人類成為宇宙絕對精神的僭主，並自稱「上帝」，或者出於大愛之意，不願人類從蒼穹之巔盜取能夠毀滅世界的能量，用於塵世的利益爭奪，從而自戕。但是，我知道，當代人類已經築成通天之塔，這座通天之塔就叫作科學理性。我也清晰地看到——清晰是因為站在塵世之上俯視——通過科學理性，人類只從上帝的聖殿中盜取了毀滅世界的能量，卻沒有獲得宇宙絕對精神對生命意義的祝福，相反，這是一個離精神已經越來越遠，並像尾巴被點著的鼠群瘋狂奔向物性貪慾的時代；人類似乎急不可待地渴望讓自己的命運退回物性的黑暗中，而對於精神價值的厭倦，甚至仇恨，似乎被奉為時代的主題。
核烈焰的壯麗邏輯在宇宙精神的意境中本來屬於創生的能量，因為，他是太陽熾烈的靈魂，而太陽創造了生命存在的條件，也創造了人類的命運。然而，人類以科學理性的名義控制了本屬於上帝的能量之後，卻把核烈燄的邏輯由生命的創生者轉化為世界的可能的毀滅者；當代人類早已經完成毀滅地球和人類命運的能量積蓄，只在等待某個歷史進程把世界推上毀滅的斷頭臺。現在，這個歷史進程踏著時間的血淋淋的傷痕，正在走進現實。
諸多關於二零一二年人類劫難或者世界末日的流言傳播已久。那些流言不過是一個由於缺乏理想主義而過分無聊的時代，人們試圖從毀滅的恐怖中尋求刺激的無聊努力。流言是無聊者的無聊的虛構，真實的則是，中共暴政將在二零一二年百花凋殘、黃葉漫天飄零的時刻，進行一次權力全面交接。而這個事件將拉開世界末日大劫難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構成毛澤東展現中共極權恐怖的經典時期。二零一二年全面接控中共最高權力的一代人，主體是毛澤東式政治恐怖的「衝鋒隊」，即「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紅衛兵」；毛澤東肉體死了，他的政治靈魂卻活在這批人的心中。他們走上權力之巔，不僅將繼承鄧小平時期的權力極度腐敗的遺產，也將複活毛澤東的世界性野心——那是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現代經典表述，即共產主義控制人類命運的野心。中國將因此進入萬年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
縱觀歷史，現代之前還從來沒有過極權政治控馭毀滅世界能量的先例，所以，人類的命運還能在跌宕起伏中艱難地趨向自由。試想，中世紀的羅馬教廷和十字軍，或者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如果得到核烈燄邏輯的祝福，自由還能成為人類命運的趨勢嗎。現在，魔鬼把開啟世界毀滅之門的核烈焰的鑰匙交給了中共極權體制，而且，中共的國家能量——至少它控制了十五億政治奴隸，乃是中世紀羅馬教廷和當年的納粹德國根本無法相比的。更何況瘋狂膨脹的經濟實力，已經合乎專制政治天性地迅速轉化為全球極權擴張的政治意志。
上述狀況所預言的人類大劫難可以令太陽都由於恐懼不寒而慄，然而，人類卻在諸如「中國正在和平崛起並成為世界經濟的希望之星」一類豪華的謊言中，摟抱著幻想走向命運的斷頭臺——謊言是由中共收買或者豢養的學者、文人、偽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製造出來的，但是，沒有哪一個時代，像當代這樣厭惡真相，渴望甚至迷戀於謊言；難道人類除了相信謊言再也沒有任何出路了嗎？
我書寫預言之書，目的之一就是要摘下掛在蒼穹上的晚霞般絢麗的謊言，讓人類看到，黑暗天幕上的魔鬼之眼正在逼視人類的命運。那隻魔鬼的眼睛裡，燃燒著毀滅的烈燄；太陽似乎都將在魔鬼之眼的烈焰中像冰塊一樣融化，那或許是因為，魔鬼之眼離這個世界比太陽更近，近得如同抵在咽喉上的尖刀。
另一個引領我走向世界末日思索的事件，在起點處似乎也只與個人悲劇有關。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機中，一位富有的女人由於金融投機失敗，雲峰一樣高聳在天際的財富，以及想成為澳洲首富的野心轉瞬間煙消雲散。這個女人原本慾望沸騰的眼睛變得像骷髏眼眶的空洞，凝結著死亡的茫然。她用手凶狠地抽打自己的臉，撕下一縷縷乾枯的頭髮；她以頭撞牆，彷彿想絕望地撞開黑牢的鐵門——她的心因為被金錢拋棄而破碎，以至於她試圖用肉體的自虐來掩蓋心碎的疼痛。
冷冷地看著這個瀕臨破產的女人，我沒有一絲同情，更不屑於給她安慰。我高貴的安慰只能給予在真誠的情感悲劇中怒放的痛苦，而同由於失去金錢破碎的心無緣。
這個曾經富有的女人終於因為失戀於金錢而自殺，然後又被救活。她講述了被死亡親吻的時刻呈現出的景象：滾滾紅塵中，人都變成物慾的火焰之鞭抽擊下的餓鬼，發出能撕裂鐵石的慘痛呼嗥，互相瘋狂殘殺，貪婪地吸食別人的血淚，從別人的眼眶或者胸膛裡剜出眼球或者心… .. .。猩紅的天空中，一只魔鬼的獨眼充滿惡意的嘲弄，斜視著為物慾而瘋狂的塵世，異化為地獄的塵世。這個曾經富有的女人震驚地發現，那隻魔鬼的獨眼竟然就是印在一美元鈔票背面的「光明獨眼」——在古埃及的信仰中，「光明獨眼」是象徵太陽的圖騰。
本來表述太陽之神的「光明獨眼」，由於同金錢結合，便異化為物慾的魔鬼之眼。這就如同作為太陽之魂的核烈燄的邏輯一旦被極權者控制，便從上帝創造生命的能量，轉化為魔鬼毀滅世界的能量。上述兩種異化過程都歸結於魔鬼對人類命運的詛咒，而不同之處在於，魔鬼之眼中燃燒的核烈燄，是人類踏著科學理性的通天之塔從上帝的聖殿中竊取的；魔鬼之眼中燃燒的物性貪婪，則是人類為自己製造的宿命。
那位被金錢拋棄而心碎的女人，在瀕死的體驗中受到魔鬼之眼的輕蔑斜視。不過，她的個人悲歡並不值得作為哲學思考的課題。因為，迷戀於金錢而不是愛情的女人，同貪婪於專制權力的男人一樣，本質上都屬於形而下的粗糙、污穢的存在。然而，這是一個瘋狂的物性貪婪主宰的時代，是人們爭先恐後把心靈出賣給金錢的時代。維吾爾族牧羊人受到核烈燄的魔鬼之眼的詛咒而肉體潰爛；那個曾經富有的女人則受到美鈔上的魔鬼之眼的詛咒而精神潰爛——這種精神的潰爛同時是屬於時代的，是人類命運的精神潰爛；時代和人類命運的悲劇主題，當然應當受到哲學的關注。
宇宙中比永恆和無限更偉大的事件，便是人以心靈的名義從混沌中脫穎而出，用精神主體之光照亮自然的黑暗，使現象世界清晰地呈現出來。茫茫宇宙間，地球不過是一個趨於零的點；在物質存在形式的意義上，附著於地球上的人類，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計。不過，人類卻又能夠把浩瀚的宇宙當作思考的客體，從而使自己獲得認識主體的高貴資格，成為宇宙中的精神之花和自由的理解者。這全在於人本質是物性之上的心靈的存在。人的命運本質上是自然本能過程之上的文化存在——人不是基於物性，而基於精神，才高於獸性和萬物，才獲得理解並創造美、自由的資格，才有權利思索上帝才配思索的主題，即永恆和無限。
但是，當代主流的生活方式卻證明，人類決心放棄以往的全部精神努力，並把物慾視為生命意義的極致。物性貪婪豐盈如滿月，精神的星群卻黯然湮滅。人類正以物性貪慾的名義，回歸物性的黑暗。人類正在物化，命運正在物慾中腐爛。肯定物性，否定精神，便意味否定人的本質；肯定物慾，否定心靈，便意味否定人的意義，並從根本上否定生命的幸福感。因為，幸福是心靈的體驗，而不是物性的表述。當精神的太陽沉落之後，自然的地平線上不會湧起絢爛的晚霞，而只會有物性的永恆黑暗再次漫過蒼天和大地。
物性貪慾是生命的原罪；追求物性貪慾進行的爭奪是塵世間的萬惡之源。如何用精神的力量阻止物性貪慾主導人類命運，構成宗教聖者和相信理想主義的哲人、詩者的思想主題。那是同人類萬年精神史相隨相伴的主題。現在，人類卻扯斷使自己的命運同宇宙真理相接的心靈的籐蔓，走入精神毀滅的絕境死地。我不能確定，魔鬼獨眼中物慾的火焰熔鑄出的屠刀，將在哪個清晨或者黃昏落下，斬斷人類的命運，不過，我可以確定，道德良知和理想主義的堤壩崩潰之後，從人類生命深處奔湧而出的物慾的狂濤怒潮，必定把歷史衝向世界末日。
當代，從西方到東方，從政客到文人，從珠光寶氣的華爾街富豪到蠅群縈繞的印度乞丐，從扭捏作態、搔首弄姿的演藝明星到中國的千萬妓女，從和尚尼姑到海盜或者教授，遍觀世界，各色人等，幾乎無一例外在為金錢而焦慮瘋狂。似乎只有恐怖主義者還在堅守理想主義，只不過，無辜者的死亡又使屬於恐怖主義者的理想變成罪惡。
連上帝都會因之而困惑之處更在於，民主政治與極權專制本應冰碳不能共存，水火無法相容，現在竟然也能以物慾的名義融成同一滴骯髒的血——美國和中共宣佈形成「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便是例證之一。儘管如此，也不能不承認，風靡全球的物慾狂潮最初源起美歐的生活方式，而這種表述時代個性的生活方式，是在自由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自由沒有創造出豐饒的審美激情和華貴的思想，卻為散發出濃烈腐臭氣息的物慾生活方式作證，這說明自由病了，而且病入膏肓——「自由」病了，這才是這個時代最致命的精神危機。
自由是人類的拯救者；理解自由是最神聖的思想事業，每一扇偉大的歷史時代之門，都是由對於自由的再理解所開啟。以往的歷史中，無論命運處於怎樣凶險危難的境地，都有以自由的名義書寫的理想主義旗幟，引導人類走向未來。自由曾經是拯救者。可是，現在自由病了，拯救者首先呼喚拯救。人類由此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拯救自由需要思想來自天啟的聖徒、哲人和詩者，但是，在一個俗不可耐的庸人都比上帝還要自信的時代，面對形而下的蠢物白癡都敢嘲笑理想主義者的情勢，即便有從宇宙精神中獲得思想靈感的天縱英才，也只能是孤獨者；自由需要拯救，而蠕蠕如蟲蟻的庸眾卻願意讓自由隨他們骯髒的肉體和本能一起慢慢腐爛。
源自中共極權主義的全球擴張；連太陽都被燒焦的熾烈的物性貪慾——這是兩隻逼視當代人類的魔鬼之眼，然而，很少有智者敢於同魔鬼之眼作英雄的對視。人類中的絕大多數都試圖通過粗俗本能的狂歡，遮掩空虛的精神上綻裂的焦慮與恐懼：那似乎是對物化的生命本身的恐懼，以及對世界末日的直覺產生的焦慮。
我書寫預言之書，不是為了表述不可改變的末日的宿命，也不是為了把絕望之釘釘入人類的眼睛。因為，我厭惡宿命，並渴望注視絕望之後的原野。
我書寫預言之書，是為了踏過世界末日的宿命的鋒刃，撞嚮一個屬於心靈時代的晨鐘；在那個時代中，高貴的自由人將表述對審美激情的熱戀，對社會正義的理解。
蒼天和大地告訴我，即使能用熾烈的英雄之心點燃死灰或者頑石，也難於用理想主義感動只相信物性貪慾的人類。但是，我仍然要走上黑暗的時代之巔，用心靈的火焰親吻絕望。
第一卷 魔鬼對當代中國的詛咒
卷首語：
哀莫大於心死，悲莫甚於國亡。中國人正處於心死國滅的大悲哀之中。
中共的政治奴隸和文化亡國奴——這是當代中國人的真實地位。當代中國國運之殤，思之念之，令我痛斷肝腸。我願闖入太陽，讓我的鐵石之心與銷鐵裂石的痛苦一起化為灰燼；我常在沒有星月的暗夜中，伴萬里長風為哀悼中國文化而作徹夜之哭。然而，難以計數的無魂的中國人，卻早已喪失感受心死之哀和亡國之悲的能力。這才是讓英雄欲哭無淚的極致之哀，永恆之悲。
喪失感受痛苦的能力，意味著中國人的痛苦之路依然極其漫長；魔鬼的詛咒還在向中國的命運索要更多的苦難和血淚的獻祭。
一
西方文化主宰的時代——天使與魔鬼萬年搏鬥的繼續
亨廷頓斷言，東西方文化的衝突將主導當代歷史的邏輯。不過，亨廷頓的斷言，是一個用精緻的理性之刀雕刻出的莊嚴謊言。儘管謊言踐踏真理的現象經常出現，然而，謊言一旦成為時代的主宰，人類的命運就值得憂慮。很遺憾，現在正處在謊言獲得真理之王的尊嚴的時代。
以「文藝復興」為起點，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都在表述一個基本事實，即西方文化壯麗崛起，在全世界狂飆突進，凱歌行進；東方文化一觸即潰，一敗萬里，被逼進命運的死角。西方文化征服人類和東方文化退向命運的邊緣，這是同一個時代主題的兩種不同表述。
西方文化成為時代精神主宰者的原因，在於西方文化蘊含的古老智慧，以及這種智慧通過「文藝復興」展現出的近代昇華。
首先，在古希臘智慧中，自然理性受到通常神才能享有的尊崇。哲人把自然理性同最高的哲學概念，即自由連接在一起，認為自由就意味著按照自然理性來生活。畢達哥拉斯學派更視自然理性的萬王之王——數的邏輯，為宇宙精神，而人類的命運只是數的邏輯的生命形式。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紀，自然理性也沒有被神性的炫目陰影完全遮蔽。近代史上最動人的理性樂章之一，則是自然理性昇華為科學理性。科學理性對外在自然邏輯的清晰理解中，湧現出奇蹟般的物性能量；正是狂濤巨瀾般奔湧的物性能量，使西方文化擊敗溺於生命意義的玄想和審美沉醉的東方文化——在以物質形式為存在基礎的現象世界範疇內，物性能量是驅動命運之輪的不可缺少的動力。
西方文化向命運索要時代精神的主宰權，不僅依靠野蠻的物性力量的征服，同時也憑藉政治道德魅力對人類的感動。根據古希臘智慧關於民主、法治、人權理念的遺囑，近現代西方文化創造出以主權在民和人權自由保障為原則的政治法律制度，從而使人類對於社會正義的理解進入新的時代。與此同時，東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殿堂上卻依然供奉著國家權力家族私有的觀念。自由民主制度以其魅力如花的政治道德，贏得人類的愛戀，時代的祝福，東方式的國家權力私有制，以及相應的皇權文化，則被命運放入歷史的鐵棺。
物性能量和政治道德的雙重貧困使東方文化之花凋殘。時至今日，東方文化不過是死亡鋒刃上的一片乾枯的血銹，根本沒有可能通過對西方文化的強有力的精神挑戰，形成時代的命運主題。西方文化主宰世界，這是一個如此明確清晰而無須多思的時代特徵。那麼，為甚麼作為西方學術之花的亨廷頓卻視而不見，並編製東西方文化衝突的學術謊言呢？
基於對亨廷頓智商的善意尊重——儘管這種尊重的前提只是朦朧的印象，而非理性的證明，我不願把亨廷頓之流淪為學術謊言的製造者的原因，歸之於他的愚蠢，或者對東方文化現狀以及中國儒學命運的無知。亨廷頓之所以這樣作，是為了在西方文化主宰的時代，繼續讓東方文化為世界的種種苦難和罪惡承擔責任；他試圖使西方文化只享有主宰者的榮耀和權利，卻不承擔主宰者應當承擔的責任。也許他太愛西方文化了。然而，無論如何，在一個連西方紀元方式都成為世界的共同紀元標準的時代，仍然把苦難和罪惡歸因於瀕臨滅絕的東方文化，只證明屬於文化強權者的不公正。
當代人類命運的悲情與歡歌，都以時代精神的主宰者，即西方文化為起點和歸宿；當代世界的動盪和衝突，基本上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或者說是肇因於西方文化政治哲學範疇內的極權主義傳統與民主法治傳統萬年搏殺的現代繼續。
西方文化傳統的內在矛盾似乎是某種宿命的表述：在人類文明還只是一片荒涼原野的古老歲月中，兩條智慧之河，即古猶太智慧和古希臘智慧共同匯成了西方文化的源流，而這兩條智慧之河的精神風格卻又迥然不同。
古猶太智慧以上帝之名創造出絕對真理的概念，從而也創造出西方的宗教精神。宗教是信仰之學，信仰的本質不在於邏輯的證明，而在於絕對真理的魅力所召喚的心靈感動。古希臘智慧似乎從愛琴海燃燒著燦爛陽光的碧波中獲得自由的靈感，因而沉醉於精神的多元探索；同時，古希臘智慧又屬於理性之學，理性之學的本質，就在於讓智慧之鏡中，映照出自然邏輯，以及人類現實命運邏輯——君不見，就連希臘諸神也展現人類情感的豐饒與絢麗。
古猶太智慧屬於心靈的天國，古希臘智慧屬於理性的大地。然而，這兩種精神特徵涇渭分明的智慧卻又共同作用於西方的命運。因此，她們之間的愛恨情仇就成為西方歷史演進的主要精神動力；在西方文化主宰世界之後，這兩種智慧通過政治法律哲學形成的衝突，即源自西方文化命運的極權主義和民主法治理念的生死決戰，也主導著當代的人類政治命運。
上述結論本是聚焦燈下的寶石一樣璀璨清澈的事實，然而，事實卻湮滅在關於「東西方文化衝突決定世界命運」一類學術謊言中。這就如同歷史過程湮滅於虛無。正由於時間銷蝕萬事萬物的虛化作用，一切歷史進程在走出屬於它的時間範疇之後，便隨即消失為虛無，而且永遠逝去，不能重現。如果說人類歷史的地平線內有甚麼能夠同永恆一致，那便只有消逝。因此之故，被時間抹去的歷史需要後來者根據它所留下的信息作出詮釋——歷史只活在追憶式的詮釋之中。
人世間有萬種艱難，瞭解真實的歷史是最艱難的事情之一。究其原因，就在於政治的強權者和學術的強權者，是以其現實的政治或者文化的利益為根據，而不是以真相為基礎，對歷史作虛假的詮釋，所以，歷史常活在謊言中。現在，為引領現實走出對歷史的虛假詮釋，從而清晰地注視正在逼近的當代人類大劫難，我不得不回顧古猶太智慧和古希臘智慧的歷史命運的軌跡。因為，唯獨自由人，才能超越種種世俗利害的思考，直接同真實的歷史對話。而我，恰是自由人。
古猶太智慧最初漂泊於生機盎然的綠洲和死寂的沙漠之間，就像一陣既吹送生命神韻又傳達死亡信息的風，她對於人類的命運也展現出積極和消極兩作用。
古猶太智慧本身就是一座高聳於蒼穹之巔的聖殿，其中供奉的絕對真理，便是世界和人類 的創造者，上帝。這個絕對真理，超越邏輯證明和理性領悟，屬於信仰的範疇。她的積極意義在於，以信仰來滿足心靈對非理性的慰藉的需要，使人擺脫對於死亡，即「永恆」消逝的恐懼；使人擺脫死亡恐懼，並確認轉瞬即逝的生命具有神聖的意義——這正是終極心靈安慰的全部內涵。
理性不具備心靈安慰的效應。在理性的觀照下，人不過是有限物質形式枷鎖中的渴望自由的終身苦役犯；心靈對自由的渴望也是徒然的，因為，枷鎖在時間中腐朽破碎之後，心靈便隨之湮滅，就像虛無間的一道轉瞬即逝的波紋。理性之鏡映出的人生，只意味著與枷鎖同生共存的瞬間，那是一個「脆弱的悲劇」。對於心靈，理性表現為冷血的旁觀者，而不是慰藉者。所以，人需要從非理性的信仰中尋找終極心靈安慰。
猶太智慧所迷戀的絕對真理，也同心靈的另一個趨勢一致，即思索永恆和無限的意境。儘管「宇宙大爆炸」理論聲稱已經找到時間的起點，但是，心靈仍然渴望知道時間起點之前的意境。理性認為不能用邏輯證明的對象沒有意義，而心靈則認為，生命意義之花恰在理性邏輯證明之外的絕對永恆與無限中。理性探索之光照亮的疆域將不斷擴展，但是又無法窮盡永恆和無限。理性之光還沒有照亮的地方，都屬於非理性的信仰的王國。心靈不會迷醉於理性的清晰，而只把對意義的愛戀獻給非理性的信仰，因為，非理性的柔和的黑暗中，才有神秘感。
給人類以戰勝死亡恐懼的終極安慰；滿足心靈在永恆和無限之外的意境中尋找生命意義的需要——這是古猶太智慧創造絕對真理的積極價值。然而，絕對真理也有陰影。而且，真理越偉大，陰影越沉重。
古猶太智慧使絕對真理呈現為創造世界的唯一之神，也同時在信仰的起點之處種下了人類分裂的血腥的種子。當不同的族群依據其各自的歷史命運都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唯一之神」的信念後，「唯一之神」的概念中蘊含的絕對排他性，就轉化為塵世間的殘酷搏殺。這不是理論的分析，而是歷史的結論。從古猶太智慧中湧現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仇殺，不僅使兩千年曆史泣血，而且至今仍然以恐怖主義的名義講述宗教仇恨的堅硬。不過，古猶太智慧的消極價值還不限於此。
絕對真理陰影的最沉重之處在於，她創造出西方極權文化的精神原則和實際的政治存在。
造物主的信念可以讓人如一片羽毛或者一縷柔弱的雲霞，依偎在絕對真理的胸懷間，獲得終極安慰。不過，與之同時，人也喪失了自己肯定自己，自己確定意義的權利；喪失了昇華為自由人，並同宇宙精神直接對話的可能。我們很難確定人由此得到的更多，還是失去的更多，但是，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對絕對真理的信仰一旦同世俗的專制權力結成鐵血同盟，人類的命運就進入沒有日出希望的漫長暗夜。
古羅馬時期，基督教曾是一個被迫害與被摧殘的精神派別。然而，在獲得國教的榮耀之後，基督教便轉化為精神的暴君，並拉開中世紀黑暗的帷幕。
歐洲中世紀之所以被稱為黑暗的世紀，關鍵在於教皇用屬於上帝的絕對真理之火，將世俗的專制權力，鍛造成前所未有的極權政治——絕對真理以上帝之名證明世俗專制權力神聖的合法性；世俗的專制權力則以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建立絕對真理的精神專制。中世紀由此成為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策源地。
迄今為止，已經對極權政治的特徵作過太多的學術論證；庸人學者們則在論證中充分展現出使問題無聊地複雜化的能力。如果擺脫庸人學者諸多論述的瑣碎繁雜的細節性，極權政治的特點可以簡捷明確地概括如左：以絕對真理的名義實施從心靈到世俗生活的全面專制；以絕對真理的名義，摧殘精神多元的自由意志，推行文化性種族滅絕政治；以絕對真理的名義，肯定對異端思想的仇恨，並使仇恨神聖化，進而借諸神聖化的仇恨，任意放縱潛藏在人性中的凶殘獸性，實施血腥的國家恐怖主義統治；以絕對真理名義，用鐵與血維護的紀律，形成等級森嚴的專制組織。
中世紀之前，西方文化的兩個源流，古猶太智慧和古希臘智慧，雖然也有碰撞和交融，不過，基本還是處在各自書寫最初的命運篇章的時期。古猶太智慧為人類構築心靈的天國，古希臘智慧則沉迷於現象世界中的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從自由到正義，從法治到人權，從審美激情到理性邏輯，崇尚精神多元的古希臘智慧幾乎涵蓋了所有同人類現實命運相關的領域。
每當仰視群星璀璨的夜空，思考古希臘智慧之美時，我都會猝然被一種感動擊中——彷彿蒼天的淚雨在敲擊我的心靈之門。而感動來自屬於古希臘智慧的流光溢彩的精神自由。
如花的少年總會被自由的魅力所感動，而命運卻常常被野蠻的力量所征服。極權文化與自由意志在中世紀進行的首次世紀之戰，凱旋者是極權文化。同世俗專制權力結成鐵血之盟，賦與從古猶太智慧中湧現的天主教，以上帝之名實施精神專制的現實力量。在此，古猶太智慧展示出陰鬱的狡猾——控制人的心靈就等於獲得征服世界的權力。自由失敗了，心靈的聖火便黯然熄滅。不能被自由的心靈之光照亮的時代，萬古長如夜。中世紀鐵鑄的黑暗，是埋葬古希臘文明的美與智慧的墓地。
我不相信個體的靈魂有能力戰勝時間，在輪迴中複活。但是，我相信，一種曾經展現為重大歷史命運的文化，即使在承載她的歷史命運崩潰之後，仍然能以抽像的幽靈的形式，漂泊於時間之中，等待複活的時機。古希臘智慧就是如此，並且她終於找到以「文藝復興」的名義複活的契機。
如果說中世紀是古猶太智慧與古希臘智慧的第一次世紀的精神之戰，那麼，「文藝復興」就是她們之間的第二次世紀之戰。而這一次精神多元的意志主宰了命運。當然，精神的復興並非簡單的再生，而是歷史向現實的昇華。從「文藝復興」中湧現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理念，形成近現代全人類生存方式的真理性主題——人類命運的太陽從西方升起了。
雖然中世紀的千年黑暗隱入虛無，但是，極權文化的魔鬼之魂卻沒有死去。它就深藏人性貪慾的陰影中，時刻準備再次控制人的靈魂，進而控制主宰世界的權力。納粹主義只是魔鬼之魂複活的一次不成功的努力，而共產主義運動則意味著西方極權文化的全面復興。
約一個半世紀以來，在血海淚濤中起伏的共產主義政治實踐同自由民主政治形成悖論，則意味著古猶太智慧與古希臘智慧的第三次世紀精神之戰。現在，最後的決戰即將展開，決戰的結局很可能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大劫難的方式，走入世界末日的烈燄。因為，西方中世紀極權文化傳統的現代政治代理人——中共暴政，控制了毀滅世界的能量。
上述對歷史的詮釋，只是為了回到一個結論：當代世界衝突的主題，不是東西方文化的矛盾，而是西方文化兩個智慧源流的萬年搏戰的繼續。回到這個結論，是要給預言未來找到一個真實的思想起點。
二
來自西方的魔鬼詛咒——中國喪失文化祖國和心靈家園
從來沒有一種社會運動，像共產主義這樣，向命運索要如此深重的苦難和慘痛的生命損失作為祭品；也沒有哪一次理想主義的崛起，像共產主義這樣，最終竟造成心靈的百年悲愴，並用血海淚濤論證理想主義的殘酷。但是，時至今日共產主義的本質仍然沒有清晰地呈現於人類的智慧之鏡——人們甚至不清楚，共產主義究竟是一次偉大理想主義的失誤，還是魔鬼的罪惡；至於共產主義的文化源流，則更是雲遮霧鎖。
不清楚苦難和罪惡的原因，那麼，苦難和罪惡必定再次主導命運。無論對於個人、族群，或者人類整體，都是如此。更何況共產主義並不是過去時。儘管歐洲中心主義者傲慢而愚蠢地認為，蘇聯和東歐共產帝國的雪融冰消意味著共產主義的最終失敗，但是，中共暴政在東亞大陸的存在，已經開始預言共產極權的再次崛起和全球性擴張。因此，為了阻止罪惡，必須尋找到共產主義的文化原因。
共產主義的文化之源，是流淌在中世紀千年暗夜的極權主義血河；沿那條血河，還可以上溯至古猶太智慧中湧現出的真理絕對主義意識。共產主義的精神風格，同中世紀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相似得就如同兩個骷髏。
中世紀的神權政治和共產主義運動，這兩種精神運動都以創建絕對的真理，作為思想的終點，並以絕對真理的名義，要求對人類心靈的控制權；只不過絕對真理一個表現為來自上帝的宿命，一個表現為來自物性的客觀規律。
這兩種精神現象，都設立終極的理想，來誘惑歷史，並以終極理想的名義，要求對人類命運的主宰權；不同之處只在於，一個理想狀態屬於地平線之外的天國，一個是地平線之內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兩種精神現象，都把普遍的社會仇恨奉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如此一來，從絕對真理得到合理性和神聖性祝福的仇恨，便衝決道德的堤壩，表現為殘酷至極的國家恐怖主義和獸性的氾濫；只不過前者仇恨的對象被設定為異教徒，後者仇恨的對象則冠名為「階級敵人」或者「敵對勢力」。
這兩種精神現象，都把摧殘精神多元化和推動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視為實現絕對真理統治的天職；不同之處只表現為，前者的絕對真理是來自天主教教廷對《聖經》的理解，後者的絕對真理是來自德國猶太人馬克思對物性邏輯和歷史必然規律的洞察。
這兩種精神現象，都以拯救全人類，作為世界性政治擴張的道德基礎；只不過前者要實現的是天主教對世界的絕對統治，而後者要把所有族群都置於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社會概念之下。
這兩種精神現象，都設立組織嚴密的具有精神特權的團隊，而且其精神的特權又得到專斷的政治特權的加持；不同之處只在於，一個精神特權集團稱為教士階層，一個精神特權集團稱為共產黨。
我們還可以從更多角度對中世紀神權政治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同質性作更全面的審視。然而，面面俱到，往往意味著主題淹沒於瑣碎之中；僅根據上述對比分析，已經足以使人看清，中世紀神權政治和共產主義遠隔千年時間所顯示出的精神風格的相似性——它們具有極權主義的共同的文化基因；共產主義是歐洲中世紀極權主義鬼魂的近現代複活。
不過，正如古希臘哲人指出的那樣，世間沒有完全相同的事與物，甚至兩滴海水也有差別。以共產主義名義複活的西方極權文化傳統也必定表現出時代的特徵——時代的特徵，那是中世紀鬼魂開啟近現代複活之門的鑰匙。從思想形式的角度審視，共產主義的主要時代特徵可以概括如下：
由於古希臘文明的復興是近代史的時代精神的鑄造者，所以，西方極權主義儘管本質上源於古猶太智慧的絕對真理意識，然而，它的近代複活的經典形式，即共產主義，卻不得不披上源自古希臘的思想外衣，於是，詭辯論與唯物主義的結合，宿命論與邏輯意識的結合，等等一些具有明確古希臘智慧個性的理論，便為馬克思主義作哲學的奠基；同時，由於從古希臘文化的自然理性崇拜中崛起的科學理性成為時代的力量象徵，所以，馬克思又用「科學」的名義，裝飾他的共產主義宿命論的思想之屋。
只配用淺薄的思想能力觸摸表象的庸人學者，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外形，便將其歸類為古希臘文明復興的思想範疇。這種歸類是錯誤的。因為，共產主義的本質不在於理論的外形，而在於理論外形所承載的極權主義靈魂——以絕對真理的神聖名義，要求對人類的精神和世界命運實施鐵血統治的權力，並論證文化性種族滅絕政治的合理性。
事實上，從歐洲到東亞大陸，共產主義政治實踐的全部內容，都表現為極端的極權專制政權，以及與這種權力模式如影隨形的國家恐怖主義。這種事實的結論正是共產主義本質的體現。創立唯一的絕對真理的思想暴君，否定精神自由，肯定宿命——這才是極權文化的靈魂。至於思想暴君被謊稱為上帝意志，還是必然的物性規律，並不決定本質。
「還魂的鬼是醜陋的」。中世紀極權政治以上帝的意志作為絕對真理，畢竟還為人類的救贖保留下一絲餘地，即生命的神聖感；只要生命神聖感沒有完全凋殘，人就不至於徹底墮落為魔鬼。馬克思將絕對真理表述為物性規律，意味著共產主義是以物性為最高信仰的宗教；人的精神也被歸結為物質的一種存在形式。這既是對人的概念的侮辱，也是對生命神聖感的根本顛覆：人本質上不過是一塊物質，一堆塵世的慾望，一塊終將在死亡中腐爛發臭的肉。
對人的本質懷抱如此陰鬱的觀念，人格的高貴與美就失去了可能。這正是共產主義政治實踐大規模虐殺人類時顯出無與倫比的粗俗與冷酷的哲學原因——殺人，就像劈開一塊塊腐朽的木頭。
理想主義是引導人類昇華的希望。可是，人的本質被歸結為物質，物慾就合乎邏輯地成為人類命運的主導，成為理想主義的內涵。理想主義物慾化，人類昇華為美而高貴的精神存在的可能性就被斬斷。充滿濃烈物慾臭氣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及通向共產主義理想的經濟決定論的宿命之路，正是人由精神存在退化成一堆蠕動的物性貪慾的墮落過程。
人區別於萬物之處，在於精神意境；人類歷史的本質，表現為自然史之上的文化進程。科學理性則是客體邏輯在智慧中的精緻映像。正由於科學理性本質上是物質世界的邏輯，所以它才蘊含著巨大的物性能量。科學理性邏輯的表述應當歸類於自然史的領域，而不屬於人類心靈史的範疇，儘管科學理性是一種智慧的現象。因此，當馬克思把共產主義宿命論冠以科學之名時，實際上是把人類的文化降低為物性的邏輯史。
討論至此，相信許多讀者已經開始感到厭惡——注視墮落、醜陋、血腥的存在，當然令人厭惡。共產主義理論之所以能氾濫於歐亞大陸，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馬克思洞悉人性中的墮落、醜陋和對發洩血腥仇恨的渴望，並在人性的全部弱點之上，構築起他的理論基礎。
共產主義恰是西方極權文化的最俗不可耐的墮落形式。我對這種理論厭惡至極：我厭惡絕對真理的信仰，因為，它意味著思想的墓碑和囚禁精神自由的鐵牢；我厭惡以仇恨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因為，這種觀念陰鬱得像劊子手的眼睛；我厭惡把人視為蠕動的物慾，把人類的命運表述為經濟決定論，因為，那太粗俗，太接近奸商只能聽懂金錢召喚的心；我更厭惡塗在醜陋理論上的理想主義的油彩——就像裝嫩的老女人臉上厚厚的脂粉，經常由於皺紋的抽搐而掉落下來。
既然厭惡，為甚麼還要引導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作思想的關注？原因很簡單——只因為來自西方的魔鬼，馬克思主義，把惡毒至極的詛咒加諸於中國的命運之上，而中共暴政則將通過極權主義的全球擴張，詛咒人類的命運。
中共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在中國的政治代理人，是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的專制集團。中共統治中國的過程表述曠古絕今的文化悲劇：在文化性種族滅絕政治之下，中國文化精神香消玉殞——那比生物性種族滅絕更加殘酷，因為，被屠戮的是曾經屬於金色種族的靈魂，而心的悲苦超越肉體疼痛。
中共建政以來的全部歷史，就是中國淪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殖民地的過程，中國早已喪失文化的祖國，心靈的家園；中共權貴是中國萬年歷史上罪惡最為深重的賣國賊集團，它背叛文化的祖國，出賣精神的故鄉；中共權貴的政治奴隸和西方極權主義心靈控制下的精神亡國奴——這便是今日中國人的真實地位。
遊學燕趙之地時，我曾在北京一所大學中，與十幾位藏人學生縱酒。那群康巴人形象英俊剛毅：長眉如雄鷹展翅，頭顱似鐵鑄銅雕的藝術品。狂飲大醉之後，藏人竟仰天長哭；康巴鐵漢的悲聲，直可斷金碎石。其中一人似向蒼天大地傾訴心之苦痛——「共產黨要剜出藏人的心，給我們換一顆漢人的心！」
當其時也，我亦感焚身裂骨之痛，卻又欲哭無淚，只能讓一聲長歎飄散於荒涼的沉默中：「你們不知，共黨狗官首先剜出的是漢人的中國文化之心，並給漢人換上來自西方的魔鬼之心——漢人靈魂已死；活著的，是魔鬼的詛咒。」
如果把西方極權主義文化視為一種生命存在，那麼，這種生命存在的天性在於，運用鐵血強權護衛的絕對真理，通過控制人類的心靈，主宰歷史命運，獲得對世界的所有權。而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就是展現魔鬼天性的基本方式。中共建政之後，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為共產主義的理論形式，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思想暴君的加冕；一輪又一輪的大規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精神虐殺的鋒芒最終都指向中國文化。難以計數的承載中國文化之魂的生命，或者屍橫刑場，或者在苦役犯的命運之路上被荒涼的風吹散，或者變成鐵牢陰影下的一片黑紅的枯血。他們凋殘了，他們枯萎了，他們消失了，隨著他們一起死去的，是中國文化精神。
文化有兩種存在形式，一種是典籍等一類非生命形式，一種是人的心靈。佛教密宗的傳承，極其重視上師的心口之傳，這意味著一種文化哲理——真正的文化神韻只活在心靈中，典籍等非生命形式是埋葬文化的棺木；開啟棺木，看到是文化的骸骨，從人的心靈中，才能找到生機盎然的文化神韻。中共對千萬文化人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的大迫害，大虐殺，承載中國文化的心靈被摧殘殆盡，中國文化也因此失去現實的生命形式，中國文化的幽靈只能黯然退出現實，退回落滿時間灰塵的歷史陳蹟中。
由於中國實行的是國家權力共產黨寡頭集團私有制，所以，中共權貴有能力把國家權力絕對控制下的國民教育體系，也變成推行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常規設置。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再到碩士和博士的研究生教育，共產主義的基礎理論，從哲學到歷史學，從政治哲學到政治經濟學，都是不變的學習主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垃圾竟能佔有大學本科教育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課時。再加上密如蛛網的「共產主義神學院」，即中共黨校和團校的設置，中國人從啟蒙到高等教育的完成，乃至成人教育，無不處於具有巴士底獄風格的精神鐵牢中；裏面關押著自由思想的可能，或許還關押著中國文化的鬼魂。
無論庸俗的政客學者基辛格，還是繁瑣的亨廷頓，或者其他更加渺小瑣碎的西方漢學家，當他們把中共官員及其御用文人解讀為當代中國文化的象徵時，他們既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也是在侮辱中國文化。因為，中共的理論和實踐都在表述一個雄辯的事實：讓神州淪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殖民地，是中共權貴對西方極權主義文化魔鬼的承諾；擔當屠戮中國文化的行刑者，是中共實現魔鬼承諾的題中之意——只有中國文化血濺刑場，魂飛魄散，西方極權主義文化才能主宰中國人的心靈與命運。
中共強加在當代中國命運上的憲法，其序言中載明，所有中國人都應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奉為指導思想。這是中共權貴在最高政治法律意志之上雕刻的紀功宣言。在中國的土地上，憲法竟以國家強制力的名義，迫使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暴君的地位。這意味著，十五億中國人已被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征服，淪為精神奴隸；這座中共權貴的紀功碑，對於中國文化卻是恥辱的墓碑——中國已經文化亡國。
哀莫大於心死，悲莫甚於國亡。中國正處於心死國滅的大悲哀中。而更可悲之處在於，中國人已經失去理解並感受大悲哀的能力。中國文化曾經以其華彩如朝霞漫天的精神魅力，高踞於東方文明之巔。如今，當她死去時，卻沒有繽紛的花雨和心靈的哀樂為她送葬，也很少有淚水飄落在她的荒涼的死亡之上，因為，十五億中國人的心中已經沒有淚水，而只有貪慾——唯獨我，一個浪跡天涯的哲人與詩者，願為中國文化之殤，作淚如潮湧之祭；我願放聲痛哭，直哭得天慘地愁，直哭得日月無光，直哭得山崩地裂。怎奈我又知，這個世界冷漠得不再能被從真情中湧現的淚濤所感動。既然如此，不哭也罷；就讓我只把屬於蒼天大地的悲哀埋葬在虛無之中。
三
西方極權文化在東方崛起的原因——中共本質上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紀宗教組織
一個問題，就如同迸濺在眼球上的血跡，令人無法忽視：共產主義，這個從理論風格到邏輯個性，都完全西方化的思想體系，竟然在經典的東方文明的古國，即中國，找到強悍崛起的政治根據，並展現出蟑螂般頑強的生命力——這是為甚麼？
上述疑問，在蘇聯和東歐共產帝國崩潰之後，就更加觸目地呈現思想的地平線上。而與其緊密相關的另一個問題，也隨之出現：為甚麼使中國全盤西方化的，不是源自古希臘智慧的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理念，而是以古猶太智慧或者中世紀黑暗為源頭的極權主義？
如前所述，近代史上，西方文化之所以形成對中國文化的摧枯拉朽、秋風橫掃敗葉之勢，首先在於中國文化的兩個缺失：其一，物性能量的缺失——中國文化過分沉迷於審美與生命意義的玄想，以致於忽視了對科學理性，這個物性能量的金礦的探尋與發掘；其二，社會正義的缺失——中國文化沒有走出國家權力家族私有的政治哲學的困境，所以，也沒有獲得如「主權在民」原則那樣能夠魅惑時代精神的正義之美。
危機並不必然導致失敗。對於弱者，困境才意味著絕望；對於強者，危機常常在表述機遇——踏碎危機之後的凱旋，才是命運的慶典，而且危機越深重，慶典越壯麗。然而，近代史上的中國卻是一個可悲的弱者；中國萬年文化史轉瞬間變為萬里廢墟，終至文化亡國。
中國慘敗的原因有很多，不過，其中最刺目的人格原因，便在於中國文人對文化祖國的整體背叛和離棄。縱觀人類文明史，還從來沒有那一個群體，像中國文人這樣，在祖國命運危難艱困之際，只把鄙夷不屑的背影和惡毒的詛咒，留給民族的精神故鄉和心靈家園。直到今日，詛咒還在中國的自由知識份子臭氣熏天的口腔中回嚮。
中國自己擊倒了自己；致命的一拳來自中國文人整體上對文化祖國的背叛——中國文化養育出一群背叛者。中國文人為甚麼會表現出如此盛大的卑鄙，令太陽都為之不寒而慄？關於這個問題且容我在以後書寫中國文化悲劇的篇章中再作審視。此刻，只請把中國文人的背叛這個史實，視為討論的前提。
外部，西方文化強權如壓城之黑雲；內部，中國文人本應作為中國文化的生命承載者，擔當起迎接精神挑戰的天倫之責，然而，這個失魂落魄的群體，卻只發出對中國文化的詛咒。他們的情感中只有怨婦般的詛咒，沒有以創造性思維拯救中國文化的熱忱。中國文化金冠落地，只能黯然神傷，退到歷史的邊緣；東亞大陸，由此成為精神的黑洞，文化的窪地。於是，西方文化的狂濤怒潮，從時代的命運之巔，沖蕩而下，湧入中國，勢不可擋。
自由民主政治是「文藝復興」以來政治哲學的真理表述者。怪誕之處在於，最終主宰中國命運的不是真理，而是複活的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即馬克思主義——中國不僅文化亡國，而且亡於魔鬼的血咒。中國命運的悲劇，既有具體的歷史原因，又有深刻的精神哲學原因。
中國近代的文化失敗通過國運的衰敗表現出來。西方列強運用從科學理性中獲得的巨大物性能量，砸碎中國的國門。當時，西方列強諸國中的絕大部份，都不同程度趨向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不過，當他們以征服者的傲慢，從中國朽木枯葉般的國運上踐踏而過時，卻不屑於對中國人表現出自由人才配享有的敬意。當然，被征服者本來就不應當指望得到征服者的尊敬；征服者基於理想主義，而不是實際利益的考慮，把自由賞賜給被征服者，也鮮有歷史的佐證，而無論征服者是否信仰自由。
由於中國對西方自由民主的認知是同國家的屈辱命運相伴而行，所以，中國的命運在厭惡屈辱的同時，也對屈辱的伴娘，即趨向自由民主的西方諸國家，產生怨恨之情。當然，這種怨恨是非理性的，不過她卻意味著一種歷史的能量和命運的趨勢。在此，事實又在講述一個真理：儘管命運日常狀態下依理性邏輯運行，但是，在關鍵的問題上，卻常常聽從情感的非理性召喚，因為，非理性比理性更生動，更神秘——生動激起生命活力；神秘就是魅力。近代中國與自由民主政治擦肩而過，相當程度是因為趨向自由民主理念的西方諸國，在中國命運的屁股上烙出恥辱的印記。
從生命哲學的高度審視，中國的命運最終拒絕自由民主政治，並淪為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犧牲，除了上述情感的原因外，更重要之點在於，共產主義本質上是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精神的複活；而共產主義的政治執行人共產黨，本質上是歐洲中世紀天主教神權組織的現代表述。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構成的關於正義的普世價值，根植於古希臘智慧，屬於理性的範疇，而理性永遠不會擁有信仰，特別是宗教信仰，所蘊涵的強大精神能量——那種能讓庸眾狂熱，能點燃愚昧之心的能量。因為，理性往往太冷靜，甚至太冷漠了。當理性由於自由激情的召喚燃燒起來的時刻，便是歷史與真理一致的時刻。令人遺憾之處在於，點燃中國現代史的，不是服從自由激情召喚的理性，而是邪惡信仰的狂熱。
儘管馬克思用一句名言——「宗教是麻痺人民的精神鴉片。」——表達他對以往全部宗教信仰的否定，但是，他又以共產主義的名義，以物性邏輯宿命論，創造出另一種事實上的宗教信仰，即共產主義拜物教。而且，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風格，同中世紀神權政治的靈魂取向，相似得像兩隻蒼蠅一樣難以區分。共產主義拜物教是用不同的表達方式，複活中世紀黑暗宗教的極權主義靈魂。
馬克思主義和中世紀神權意識之間的這種靈魂與表象的悖論，正隱喻著某種合理性：沉淪的天使或者被埋葬的真理復活時，定然呈現出靈魂與表象的一致，因為，天使或者真理沒有必要用虛假表象來遮掩靈魂——他們的靈魂本來就與美同在；魔鬼或者極權主義複活時，則往往要用變造過的美麗表象，遮住醜陋的靈魂。
此前已經討論過共產主義與中世紀神權政治精神風格的同質性，因此不再贅述。在此，讓我們把思想的關注聚焦於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中共並不是現代政黨政治意義上的政治組織，而是中世紀政教合一的黑暗政治的歷史遺囑；中共具有政教合一的宗教組織的全部魔鬼個性。
其一，超越邏輯證明的信仰，是宗教的靈魂，而無論信仰的內容如何。中共則把唯物主義奉為絕對真理，把共產主義奉為終極理想。雖然馬克思試圖給屬於中共的絕對真理和終極理想以科學理性的邏輯證明，但那不過是思維錯亂的徒然之舉。因為，絕對真理和終極理想的概念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理性的邏輯只配證明絕對性之前的有限過程；理性沒有能力設置思想的終點。所以，馬克思自詡的科學證明，同中世紀教士論證上帝的一個手指上能站幾個天使一樣，是在證明思想的荒謬。而且，視物性為絕對真理，視物性貪慾為追求終極理想的人性動力，既顯示出猶太奸商粗俗的心對真理與理想主義的侮辱，也使信仰的神聖感凋殘於思想的現代墮落。
其二，中共自詡是絕對真理的唯一控制者和引導人類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的先知——這是上帝才應當有的自信。同時，中共也自命為人類道德的源泉和歸宿——這是原本屬於中世紀教士階層的自信。
貪慾是萬惡之源，對專制權力的渴望是貪慾之王，因為，專制權力意味著對國家的所有權。而獻給極權主義權力的熱戀，則是貪慾的萬王之王，極權主義的權力不僅向命運索要對整個世界的所有權，而且還要奴役每一個人的心靈，讓人類心靈也成為極權權力的私產。自稱擁有對絕對真理、終極理想和道德特權者，往往要以其精神特權為根據，申明其應當擁有控制心靈和世界的權力。至少中世紀的天主教會和中共就是如此。對極端的權力的貪慾，正構成當代中國的萬惡之源。
其三，中共釋放文化性種族滅絕的政治能量過程中，顯示出令鐵鑄石雕之人都心驚膽破的冷酷和凶殘。除了極少數以自由為宗教的哲人和以美為上帝的詩者之外，每個人的心中都有獸性日夜咆哮，渴望衝破良知的牢籠，縱情發洩。縱情發洩獸性，那是生命最陰鬱也最灼熱的渴望。中世紀天主教會和中共都為獸性找到了任意宣洩的神聖理由，即對違背絕對真理的思想異端的仇恨——這種仇恨經過絕對真理的洗禮而神聖化；神聖化的仇恨則昇華為至上的「道德行為」，於是，對中世紀的異教徒，對當代的共產主義理論中的「階級敵人」或者中共政治詞典中的「敵對勢力」，實施虐殺和迫害便與道德一致，而且越殘酷，便越趨近道德之巔。極權主義為仇恨找到神聖的理由，也就為獸性找到了至上的道德根據。世界因此被血海淚濤淹沒。
其四，中共是信奉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治黑手黨。而仇恨的神聖化和道德被用來祝福獸性，乃是中共形成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組織的直接原因。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內容，不是生理意義上的種族滅絕，而是文化意義上的種族滅絕——當然，為了文化種族滅絕的需要，中共也會毫不猶豫地進行大規模的肉體消滅。與之相同的意志也曾在十字軍東征的戰旗上飄揚，在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上燃燒。
中共追求的終極目的，在於以共產主義之名實現對全球的統治。中共的這個終極目的，就書寫在中共的「聖經」，即其黨章之中。
縱觀歷史，實現統治世界的野心，可以概括為三種方式：用金錢來控制世界；用世俗的專制權力控制世界；通過控制人的心靈，來取得對世界的駕馭權。運用金錢的力量左右世界，是商人的野心之夢。一般專制則主要通過對人的社會行為的控制，來實現統治意志，即專制還沒有徹底囚禁人的思想，多元精神的現象還有存在的空間。正由於這個原因，中國數千年的皇權專制下，多元的精神形態共存，是常在的現象。極權專制則要以對人的心靈的絕對控制，實現征服世界的貪慾。相較而言，極權專制實現統治意志的方式最徹底。因為，人本質上是心靈的存在；把人類的心靈關進絕對真理的鐵牢，展現人類命運的現實世界也就成為極權者的私產。而為了囚禁心靈，就必須通過文化性種族滅絕，消滅精神多元化，實現精神一元化。這正是中共與中世紀天主教會的共同追求。
其五，為實現對人類的精神絕對控制，中共首先對它的成員實施心靈的絕對控制。共產黨員在入黨宣誓那一刻要允諾，把心靈的絕對忠誠交給共產主義的絕對真理；把絕對的政治忠誠交給共產黨組織；把生命作為祭品獻給共產黨的事業——這種宣誓所表達的，乃是宗教極端主義的狂熱，而不是現代政黨政治的思想自由的寬容風格。
中共對黨員絕對的心靈、思想和政治控制，又為其對黨員實行鐵血紀律的絕對控制，創造道德邏輯的前提——既然黨員已經自願把靈魂出賣給黨，那麼，他的行為當然要受黨的紀律的絕對約束。中共正是運用鐵血紀律，構築起等級分明的金字塔形的組織體系，只不過，居於金字塔頂端的，不是「光明獨眼」，也不是稱作教皇的上帝代言人，而是具有當代政治稱謂的某個獨裁者或者寡頭集團。
根據上述討論，應當足以達到一個結論：雖然馬克思主義堅守無神論的原則，但是，它所創立的並非世俗的理論體系，而是物性崇拜的宗教；共產主義最強大的組織形式，即中國共產黨，以其存在和運作的原則證明，它具備中世紀歐洲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的全部基因——政教合一政體的首要特徵，在於絕對真理的精神主宰權與世俗的鐵血權力結成魔鬼的同盟，對整個社會和人類命運實施從心靈到行為的全面專制統治，而無論絕對精神表述為上帝的信仰，還是物性崇拜。
共產主義，這個從中世紀的千年黑暗中偷來罪惡靈魂的血魔，借中共暴政之屍還魂，踢開自由民主和人權法治的理念，成為中國命運的主人——這個事實是又一個例證，說明信仰具有比理性更強大的精神能量，以及征服現實的政治能量。不過，這個結論立刻會引起另一種質疑：既然如此，為甚麼在歐洲文明的中心地域和美國，主宰命運的不是共產主義信仰，而是自由民主的理性？
如果用思想的清溪沖洗掉歷史的瑣碎性，我們對於上述質疑可以發現兩個原則性的解釋。
首先，在中國文化歷史性潰敗之後，中國出現了信仰的空洞，共產主義便以信仰的名義，湧入渴望信仰的中國命運。歐洲天主教神權政治崩潰之後，卻並沒有出現信仰危機。在宗教信仰的意義上挽救了歐洲的，正是新教精神的崛起。如果說上帝的心靈之權與世俗的專制之權聯姻，會孕育出千年黑暗，那麼，上帝的信仰同追求信仰自由的意志的結合，則是點燃千年黑暗的聖火。為反抗天主教廷的心靈專制，從新教精神中湧現的上帝信仰和自由意志，成為自由時代的歷史先導。命運在擊碎中世紀神權的政治之後，並沒有走進信仰的荒野。上帝退回心靈的領域，塵世則交給了表述社會正義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理性。同時，天主教皇對歷史罪惡懺悔之後，雖然失去了世俗的專制權力，卻也受到新時代的寬恕，繼續作為信仰的象徵存在。
歐洲，以及歐洲文明的延伸——美洲，在極權與自由的世代交替之際，信仰的堤壩也並沒有崩塌，所以，共產主義信仰的精神能量，只能湧向歐洲的邊緣地區，即野蠻的俄國，以及更加遙遠的東方。
另外，在中世紀的千年黑暗中，歐洲經歷了太多的命運悲劇，承受了太沉重的心靈苦痛，所以，對於政教合一的極權主義，歐洲懷有來自歷史命運的警覺。儘管納粹德國現象證明這種警覺性還不夠，不過，歐洲的主體畢竟拒絕了共產主義信仰的魔鬼的誘惑。
當代中國淪為西方極權主義的精神和政治殖民地的命運，隱喻著一個陰鬱的真理：在國運艱險之際，一個族群如果選擇背叛文化的祖國，拋棄精神的傳統，作真理的乞丐，那麼，這個族群最後乞討到的，只能是來自異域的魔鬼的詛咒，以及精神亡國奴的屈辱命運，而絕不會是真理。
四
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時代的共同宿命——不變的是極權主義的魔咒
儘管強悍的個人意志一旦獲得專制權力意志的權威，便會成為時代歷史命運風格的確立者，但是，劃分時代的標準仍然應當取決於歷史命運的風格，而不是居於權力之巔的專制者。因為，並不是每個專制者都具備創造歷史命運風格的生命能量。
依據上述標準，中共建政之後的歷史只有兩個時代，即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中外自命精英的庸人學者，基於思想的奴性，追隨獨裁者鄧小平的邏輯，把中共領導人的換屆視為劃分時代的依據。然而，這種依據不能反映時代的歷史命運個性。事實上，創造出歷史命運個性的，只有毛澤東和鄧小平。中國至今依舊停留在鄧小平時代的命運邏輯中。江澤民只不過給這個時代留下幾分上海小男人的猥瑣醜陋的風情，而胡錦濤則只給這個時代的專制增添了陽萎者的病態的陰狠寡毒。
毛澤東時代，中共以共產主義理想的名義，崛起於命運之巔，並在中國人的崇拜之上昂視闊步——那是神才能享有的崇拜。然後，又由於一系列中共反人類罪行的累積，終至天怒人怨，政治道德基礎崩潰，極權統治的「合法性」受到政治危機的強烈質疑。鄧小平時代，中共通過踐踏理性與良知的權貴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走出政治危機，重建極權統治的「合法性」基礎。當前，從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中湧起的中國命運的噴泉已經達到頂點，即將頹然跌落——噴泉達到最高處，跌落就不可避免；現在唯一的問題是，中國命運的噴泉將向哪一個方向傾倒。歷史正凝神屏息注視著這個命運之泉，因為，中國命運的趨向會震撼世界。
中國的御用文人，以及中共用學術經費和其它利益收買的飼料餵養的各國學者，圍繞鄧小平時代，已經製造了太多的謊言；製造謊言是為掩蓋中國命運發展的趨勢，以及這種趨勢對人類的戕害。在此，之所以有必要對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特徵進行討論，就在於讓這兩個時代的真相從謊言中臝露出來，從而為審視未來中國命運的趨勢，提供一個真實的觀察立足點。
現在預言未來，而現在又以歷史為前提。既然如此，就讓我們首先回顧已經成為歷史的毛澤東時代。
現象世界中，表述意味著存在，而形式是精神意境表述的前提。為使共產主義成為主宰中國命運的表述者，中共首先用「階級敵人」的白骨為石，紅血為漿，構築起高度極權的專制體系。在這個以思想專制為原則的獨裁權力體系之下，中國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以狂熱崇拜共產主義為魂的宗教組織更合適。
上述過程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生命虐殺相伴而行。除了難以計數的受害者之外，數億中國人都是中共反人類罪的共犯。整個民族淪為罪犯，是由於受到魔鬼的誘惑，誘惑就表現為共產主義理想。
屈辱的命運產生對尊嚴的嚮往，而且，屈辱越深重，嚮往越熾熱。近代史上蒙受的屈辱使中國嚮往尊嚴。然而，在中國文人的主體背叛文化的祖國的背景下，向西方乞討真理成為思想的潮流；同時，中國對尊嚴的狂熱嚮往，由於缺乏高貴的價值引導而盲目——乞丐怎麼得到尊嚴。於是，中共建政之初，當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一刻，處於對尊嚴的盲目嚮往中的中國人，便狂熱地摟抱了共產主義理想；那就如同處於性飢渴中的苦役犯，會在黑牢暗夜中喜出望外地摟抱觸摸到的任何女人，而不會在乎她是否是醜陋的老女人。不過，以上兩種摟抱都表述人性的悲劇。
如果承認人的本質在於心靈，而不是肉體；如果承認人類歷史的本質不是生物史，而是文化史，那麼，中共建政只意味著馬克思的鬼魂，走出墓穴，在神州大地上，以思想暴君的權威站起來了；只意味著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在中國的精神殖民統治的歷史開始了——中國人不僅沒有站起來，反而從文化的意義上，即人的本質的意義上，被徹底擊倒。
對歷史作縱橫觀，中國曾有兩次關乎國運存亡的危機：一次亡國於蒙古，一次亡國於滿清。不過，蒙古和滿清雖然征服了中國的領土，也實施了大規模殺戮，但是，他們卻沒有試圖滅絕中國的文化。因為，與古猶太智慧和西方極權主義文化不同，蒙古和滿清的生命哲學中可能喧囂著屬於大漠草原的壯麗野性，卻沒有對心靈的仇恨。中國河山破碎，生靈塗炭，但國魂未滅，仍有復國的希望。而且，由於元朝和清朝相當程度上接受並沿續了魅力如花海的中國文化，所以，將這兩個朝代的統治視為中國歷史，從文化的意義上審視並無不妥。
中共建政卻把中國國運逼入魂飛魄散的絕境死地。中共的政治意志是西方極權文化的象徵，而且，它既具有宗教信仰式的精神能量，又得到鐵血權力的祝福——關鍵之處更在於，這種極權文化把終極目標確定為對中國人心靈的征服和奴役。
毛澤東幾乎在組建政教合一的權力體系的同時，便依據共產主義的理論邏輯，開始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政治。在一波又一波思想整肅過程中，中共的精神屠殺有兩個不變的對象：被表述為「資產階級思想」的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中國文化精神。屠戮自由民主理念表現出西方文化的兩個源頭，即古猶太智慧和古希臘智慧的自我矛盾；摧殘中國文化精神則以實現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的絕對精神統治為動因。「文化大革命」是立在中國文化命運盡頭的墓碑——墓碑之前，白骨蔽野，血河滔天；墓碑之後，萬里死寂，一片荒涼。國魂隨中國文化精神的湮滅而破碎。國魂破碎，則國亡心死，國運萬劫不復。
有一種廣泛流播的觀點指稱，中共的專制是中國封建文化傳統的繼續；也有人把毛澤東定位為馬克思加秦始皇——前者意在讓中國文化為當代中國的罪惡負全責，後者則試圖把中共的一半罪惡歸之於中國文化。但是，無論前者或者後者，都沒有公正性。只是不知這種公正性的缺失，意味著愚蠢，還是邪惡。
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中國文化，包括中國的皇權文化，是被侮辱與被摧殘的受害者，而且瀕臨滅絕的邊緣，根本喪失了對現實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精神能力。毛澤東所創建的東方巴士底獄，即中共專制體系，從理論基礎到思想風格，從形式特徵到運作邏輯，都全然是馬克思主義的，都毫無疑義地論證中世紀歐洲極權主義在當代的復活。甚至連殘酷性的風格也全然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式的。
中國皇權文化的刑罰，自有其令人髮指的凶殘，不過，凶殘會止步於對肉體和名譽的懲罰。西方極權文化凶殘之鋒卻趨向心靈。聖女林昭被處決之後，劊子手竟向她的母親索要行刑的子彈費用，以致其母心碎，瘋狂而死。思想犯受極刑之前，常被割斷喉管或者被鐵絲縫住雙唇，以阻止他們心靈的聲音通過臨死的呼喊，化作刑場上的悲風… … 。所有毛澤東時代的殘酷都展示出魔鬼對於心靈折磨的慾望——那是來自西方的魔鬼。
斯大林、毛澤東和鄧小平、波爾佈特、齊奧塞斯庫、金正日父子，等等所有這些共產帝國專制者，儘管肉體中流淌著不同種族的血，但是，他們都以共產主義理想的名義，展示出對生命的仇恨、蔑視和殘酷。這種超越種族生理界限的同一性，說明他們都是同一個魔鬼，即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基因傳承者。由此可見，毛澤東和中共政權的罪惡與中國皇權文無關。
萬年歷史中，中國初次面對文化亡國的危機——那意味著國魂的湮滅，國運的破碎。「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意味著一個歷史謊言；中國人的真實地位是中共權貴的政治奴隸和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亡國奴。上個世紀的一次生命大悲劇，典型地詮釋出中國人的真實地位。
為了給實現「解放全人類」的全球擴張野心積累物質能量，中共試圖通過對農民的橫徵暴斂，加速國家工業化進程。橫徵暴斂的結果，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間，近四千萬農民餓死，死者約占當時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七。數學是理性之王，數則是數學的基本原素。當讀到上述沒有喜怒哀樂的數學時，我感到了理性的冷漠——這些數字為甚麼不會發出響徹歷史蒼穹的悲哭。太陽都會為之黯然神傷的是，這四千萬農民竟如秋風蕭瑟中的草木蟲蟻一樣，默默地死去：沒有抗議，沒有呼嗥，沒有遺囑，因為，他們被剝奪了心靈的能力，他們是沒有權利抗議死亡的奴隸——他們沒有像毛澤東允諾的那樣「從此站起來」，而是無聲地倒在乾枯的死亡中。
毛澤東的權力意志通過「文化大革命」表現出最後的瘋狂。他再一次對中國文化掘墓鞭屍，挫骨揚灰，同時，也擊潰了他的權力挑戰者。在文化性種族滅絕和中共權力鬥爭的兩個範疇內，毛澤東都是凱旋者。不過，由於太多的陰謀、太多的謊言、太多的罪惡、太多的血淚和苦難，撕裂了毛澤東為中共極權專制鑄造的理想主義的假面具——假面舞會結束了，露出魔鬼的猙獰，當毛澤東在一群小情人的扶持下，步履蹣跚地走入死亡時，雖然對中國還保持著神的威懾力，卻在許多中國人的心中失去神的榮耀。而毛澤東共產主義之神的神格破產，直接導致中共極權的政治道德的破產。
政治道德的危機為良知進入歷史創造出機會；胡耀邦就成為良知的人格象徵。胡耀邦是中共內部的人道主義的奇蹟。他的政治存在造就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將近十年的思想自由期。雖然極權鐵幕依然遮蔽蒼天大地，可是，胡耀邦在鐵幕上鑿出的裂痕，已經足以讓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理念的春風，沛然湧入；中國文化復興的意志也不願辜負思想的春天，而如荒漠上骷髏眼眶黑洞中盛開的野花，迎風搖曳。
中共是由一個個人構成的。不過，中共又異化為超越任何個人的獨立的政治生命體；對人的精神實施絕對政治控制，則是決定這個政治生命體天性的魔鬼之魂。任何違背其天性的個人，即便已經踏上中共體系的金字塔之巔，也會被它吞噬。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受到整肅。中共依據其極權政治天性，不僅否定了胡耀邦的政治意志，也否定了它進行自我政治改良的可能性。天安門事件，血漫古都北京的夜空；歷史以大學生英俊秀麗的生命，為中國的良知胡耀邦作悲愴之祭。
稱鄧小平為中共「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乃是庸人學者中流行的思想時尚。然而，美女模特肉體流溢出的時尚，會淺薄而又艷麗，庸人學者的思想時尚卻只有淺薄，沒有艷麗。「文化大革命」之後初期的改革，實質上是由中共內部的良知人士發動的思想解放運動，其代表人物為胡耀邦，或者還有趙紫陽；初期的改革無論經濟領域的，還是思想領域的，都具有明確的政治改良的意向。
政治改良之夢魂斷六 . 四大屠殺。天安門血案才是鄧小平時代的真正起點；以浴血的罪惡為起點的時代，必定堅守罪惡的時代主題。運用一切可能運用的實用主義的措施，將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強化極權專制的政治思想統治，以及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集團私有制——這便是鄧小平用屠刀在「六 . 四」血碑上刻出的時代政治主題。
天安門大屠殺再次使中共極權陷於政治道德的深刻危機中；同時，學生的血也書寫出對鄧小平的反人類重罪的判決。極權專制是鄧小平及其家族的政治經濟特權的唯一支點，所以，引領中共走出政治道德危機，就成為同鄧小平個人利益生死攸關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絕大部份罪犯犯罪後的主要心理衝動，便在思考如何於毀滅證據。這也是鄧小平實施大屠殺後的主要精神焦慮之一。
鄧小平，一個俗氣入骨的實用主義哲學的信奉者，一個相信人性醜陋並洞悉人性致命弱點的陰險而精明的老政客，在血雨腥風還沒有消散之際，便果決地作出有一箭雙鵰之效的國策。這項國策的生命哲學意涵，可以一言以蔽之：縱容十五億中國人的心靈在沸騰的物慾中徹底腐爛；同時，打開國門，讓心靈腐爛的效應，作用於整個人類的命運——追求物性貪慾一旦成為人類的共識，國際社會就不會再對中共極權的合法性進行正義的追問，因為，關心正義是理想主義者的事，而且只是；心靈腐爛於物慾，中國人就淪為道德之外的存在，而只有道德意識豐饒的心，才會記住獨裁者的罪惡，並時刻準備為受害者申張正義。
鄧小平知道，讓中國人的心靈腐爛是他的家族和中共極權免於末日審判的唯一之途。為此，他設計出可以稱為權貴市場經濟的改革方案。二十餘年來，這種極度腐敗的權力操控的市場經濟，成為引誘中國社會全面墮落的教唆犯；中國人除了沒有屬於自由人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之外，獲得了在物慾中腐爛的一切自由。中共又利用開放政策的槓桿，使物慾的洪流湧向世界。
中共千萬貪官污吏一方面通過權錢交易，同奸商形成貪腐的共犯結構，另一方面用物性貪慾的允諾，徹底收買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良知。於是，社會上最具罪惡能量的三種力量，即腐敗的權力、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結成神聖同盟，共同托起一種謀殺道德、物慾橫流的生活方式。這種腐爛的生活方式，必然導致極權專制的最墮落最卑鄙的形態，即政治黑手黨化和秘密警察統治。
毛澤東用計劃經濟維護極權，鄧小平用權貴市場經濟挽救極權，以及這兩種經濟模式引發的不同社會效應，構成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基本分界。計劃經濟需要依靠中共政治道德對社會的普遍欺騙能力。鄧小平轉換經濟模式，是因為中共政治道德的騙局已經被命運徹底撕碎，而權貴市場經濟的動力在於泯滅道德天良的貪慾。所以，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只表述中共政治道德基礎的崩潰，而絲毫不意味著中共政治意志的改變。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國改變了很多。但是，魔鬼對中國命運的詛咒並沒有改變：中國人仍然是中共的政治奴隸和精神的亡國奴；中共實施的仍然是從心靈到社會的絕對政治控制的極權主義統治，以及國家權力的中共權貴階層私有化。
中國命運的外形變了，但是，靈魂卻依舊屬於中世紀的黑暗。從魔鬼的靈魂深處，從佈滿古老血銹的千年黑暗中伸展出的宿命，將繼續把中國帶向大劫難的苦痛和末日的悲哀。
第二卷 中國即將進入萬年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
卷首語:
有這樣一個哲理：夢與希望同在。我說：如果傾訴或者傾聽夢囈是為活在虛假中，並以此來迴避正視冷峻的真相，那麼，命運就不會受到希望的祝福。
一
全面社會危機逼近中國——世界活在世紀夢囈中
從二十一世紀初起，在世界範圍內，中國就成為色彩斑斕的理論或者學術夢囈糾纏的主題。「經濟的發展將推動中共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經濟的發展將使中國和平崛起」構成夢囈的主調。而且，夢囈顯示出的不容置疑的自信，似乎具有不證自明的真理的傲慢。
然而，上述夢囈是出於對中國真相的無知。中共秘密的陰謀政治和新聞控制的鐵幕，阻斷世界觀察真實中國的視線——對於這一點，人們往往容易理解。不過，卻很難理解另外一個使中國假象化的因素，即奴性化和謊言化的當代中國的民族人格——從官員學者到販夫走卒，從富商大賈到影星妓女，絕大部份中國人都處於這種墮落的人格狀態中。
謊言化的人格使中國人喪失真實的情感，表達謊言甚至比說出真相更自然；奴性化的人格則使中國人的表述，本能地同中共強權的意願一致，同時，也使中國人養成一種習慣，即在察言觀色中及時講出對話者希望聽到的話——隨時準備逢迎洋人如同屈從強權一樣，是中國奴性人格的本能。如此一來，關於中國的問題，外國學者即使懷抱一顆渴望真實的心，也只能聽得到中共願意讓他們聽到的，以及他自己主觀想要聽到的。而這兩者都同客觀真實相去甚遠。所以，外國學者同中國人接觸的越多，越自以為深入了中國的現實，他們對真實的中國便越無知。因為，多接觸一個中國人，就意味著多接觸了一個謊言。當我看到洋人學者真誠地睜大探索的眼睛同中國人交談時，常會產生一個怪誕的感覺：就像看到憨頭憨腦的大河馬，在入迷地傾聽狡猾的小老鼠的花言巧語。
「中國已經開始實行資本主義。」——這個判斷是前述關於中國的世紀夢囈的思想前提。然而，前提本身就不正確。
自由資本主義至少需要兩項法律原則作為基礎，一是所有社會成員的法律人格平等，從而保障經濟關係的公正性；一是經濟運作只受法律的規範，而不受權力的操控。上述兩項法律原則的存在，又依賴於國家政治法律制度的民主性。
當代中國實施的，是否定「主權在民」原則的國家權力中共寡頭集團私有制，以及相應的極權專制的法律體系。專制之法雖然也可能虛偽地宣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其實際運作的邏輯，卻在於否定法律人格的平等，肯定中共權貴特權。同時，當代中國的極權專制之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權力意志，不僅是國家權力的來源，也是法律的主人；法律不僅沒有能力制約權力，而且中共的權力意志超越法律，控制包括經濟運作在內的所有社會生活的範疇。
以上的討論，足以指向一個結論：在中國，根本沒有自由資本主義生存的法律基礎，實際運作的只是權貴市場經濟。這種權貴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可以表述如下：以專制權力為軸心，以腐敗的權力和骯髒金錢之間的交易為潤滑劑，驅動經濟的運行；經濟運行的主要社會效應表現為，權力通過骯髒金錢的加持而資本化，金錢則通過權力的祝福，轉化為政治法律特權——腐敗權力的人格載體是中共的千萬貪官污吏；骯髒金錢的人格載體則是依附於中共權貴階層的奸商惡賈——中共極權專制的權力意志，構成權貴市場經濟的起點與歸宿。
以中共權力意志作為起點和歸宿，意味著專制權力主宰經濟過程，只不過這位主宰之狼披上了市場經濟的羊皮，同時，更表明鄧小平設計權貴市場經濟模式的初衷，不在於推進民主政治的改革，而在於強化極權專制。
各種經濟決定論是近現代西方文化最墮落的理論表現之一。因為，這類理論確信，人本質上是一堆蠕動的物慾，而不是心靈的意境；人類歷史的原動力，即推動社會發展的上帝之手不是意志，而是物性貪慾。西方文化主宰人類命運，經濟決定論便成為墮落時代的墮落的真理。關於中國的世紀夢囈正是從這種不相信心靈的力量，並把人蔑視為物慾存在形式的理念中孕育而出。
權貴市場經濟二十餘年的發展，不僅沒有使中國趨向民主政治，相反，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專制鐵手，卻更緊地扼住中國精神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咽喉。這個現象證明，意志的能量可能比經濟能量更強悍——強化極權政治正是鄧小平設計權貴市場經濟模式的意志內涵。
面對中國的現實，一些曾經熱戀經濟決定論的學者開始困惑地眨動稀疏的眼睫毛，但是，也有一些喪失承認錯誤能力的學者，依舊堅守關於中國命運的經濟決定論中一項最荒謬的觀念——他們相信，人均國民產值達到一定數量之後，中國就會啟動民主化進程。然而，他們所相信的，同他們的思維邏輯一樣荒謬。
或許在某些威權專制的國家曾經發生過這些學者所相信的統計學意義上的現象，不過，這種現象乃是在諸多具體社會歷史背景的綜合作用下產生的。把諸多具體性的合力導致的結論，直接奉為普遍真理，這種思維方式離真理的距離甚至超過荒謬。更何況，那些統計學的數字均以威權專制國家為依據，而中共政權卻是專制政體中最強悍而頑固的形式，即極權專制。
根據人均國民產值的數量判斷中國民主化命運的觀念，還有從思想起步之處就產生的原罪式的錯誤。任何國家的民主化進程都蘊含著太多的苦難與血淚，太多的激情與渴望；民主化本質上是自由理想從精神向塵世的沉降，是命運傾聽心靈召喚的結果。所以，民主化本質上屬於不受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的領域。因為激情、理想、血淚、苦難、心靈，等等這些與民主化進程生死攸關的因素，都超越數學的邏輯。用人均國民產值的數量作為衡量中國民主化前景的標準，就像奸商試圖用作過手腳的天秤稱出愛情值多少錢一樣，可笑得令人厭惡。
權貴市場經濟不可能趨向民主政治，卻必然導致社會的全面危機。性格決定命運。權貴市場經濟的命運邏輯也由它的天性決定。中共的權力意志就是其天性。由這個天性所決定，中共權貴階層的利益便構成權貴市場經濟的邏輯環繞的太陽。權貴市場經濟的根本價值在於，通過經濟運作過程，使社會財富像滿月時的錢塘江大潮，瘋狂地湧入權貴階層的金庫，以及作為權貴階層附庸的奸商惡賈的錢袋。
極端偏私的經濟邏輯，定然召喚極端的社會財富兩極分化。各種有差別的相關分析，都指向同一個結論：極端的財富兩級分化，開始血淋淋地撕裂中國社會。而且，這種財富的兩級分化並不孤獨，它由權利的兩級分化作伴侶。
作為中共的政治奴隸和文化亡國奴，中國人本來就被剝奪了決定自己現實命運的政治權利，以及決定自己靈魂命運的精神自由權利。在權貴市場經濟之下，骯髒的金錢與腐敗權力結成罪惡同盟。於是，以腐敗權力為槓桿積累起的資本，便迅速轉化成政治和社會特權。這種完全沒有道德靈魂，並只以貪慾和對官權的奴性為內涵的資本，不可能具備趨向民主的良知與勇氣，而只能通過政治社會特權，從普通民眾的賤民命運上踐踏而過，來展示其罪惡的榮耀。指望權貴市場經濟的資本會孕育民主政治，就像白癡蹲在母豬的屁股後面，焦灼、興奮地期待猛虎出生一樣愚蠢，而又令人忍俊不住。
極端的財富和權利的兩級分化，徹底摧毀了社會正義。所謂「徹底」，是指中國人普遍失去對正義的信心；他們不再相信正義能在人間實現，而把腐敗權力與骯髒金錢，視為照耀社會的黑色太陽和唯一值得追求的理想。
十五億不相信正義和道德的政治奴隸，將通過追求物性貪慾實現「和平崛起」，或者其它偉大的命運目標——這種世紀夢囈恐怕連蟑螂也不會相信，但是，它卻在一群群懷孕的母牛般驕傲的學者中普遍流行。
趨向極端的財富和權利的兩級分化，是從權貴市場經濟中湧現出的宿命。這種宿命必然，而且已經把中國推向大危機的邊緣——中國社會危機的爆發，只在等待一次歷史的偶然性來點燃導火索。在此，一個問題會自然浮現出來：以罪惡和毀滅正義為宿命的權貴市場經濟，為甚麼能創造出令世界驚艷的經濟奇蹟——當然，驚艷是由於世界正在物慾中腐爛。我相信，對於上述問題的回答，能夠使權貴市場經濟的本性，以更形而下因而更直觀的方式臝露出來，而且臝露得像鄧小平肚皮上的紅斑狼瘡般觸目驚心。
權貴市場經濟創造奇蹟般的經濟發展速度的首要因素，在於對數億農民工奴工式勞動價值的二十餘年的殘酷剝奪。農民工不僅喪失屬於自由人的全部政治和思想自由權，而且沒有組建獨立工會的權利；鄧小平主政期間更從憲法中刪去罷工權。面對千萬貪官污吏和奸商惡賈，他們以及結成的鐵血聯盟，只能以個體方式顯示社會存在的農民工，脆弱得如枯枝敗葉，除了接受奴工的命運，他們別無選擇。奴工的命運，不只意味著貧窮，更意味著人格的屈辱。當農民工的女兒為繳納大學學費而不得不賣淫時；當農民工的父母罹患癌症，無錢醫治，只能以自戕解脫生命的枷鎖時；當農民工的血汗工資被拖欠而求討無門時；當農民工由於過節無錢給幼子買半斤肉而心碎墜樓時——人們聽到看到這一切時，除了農民工的貧窮之外，難道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人格被蹂躪時的痛苦嗎？
對於中國遼闊國土上的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的毀滅性開發利用——這是權貴市場經濟在短時間內以瘋狂的速率積累起巨大經濟能量的第二個基本因素。權貴市場經濟二十餘年，荼毒神州大地。除青藏高原之外，中國再無一片明朗的藍天，一條清澈的河流，一個淨潔的湖泊；壯麗的山河已成毒氣污水之鄉，怪病叢生之域。北方沙漠化如火如荼，南方石漠化日漸顯露，土地重金屬污染則遍佈南北。神州萬里，正逐漸淪為不再適於人類居住的地方。即將大量出現的生態難民，必定給兩極分化的社會大危機火上澆油，雪上加霜。
農民工的心靈苦痛，鐵石之人聞之都會垂淚；以奴工勞動為基礎的經濟模式，違背人類的良知。神州的自然環境悲劇，會使中國列祖列宗的鬼魂，欲破千年古墓而出，給貪官污吏和奸商惡賈以雷霆之罰；以毀滅性破壞自然生態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根本違背人類「道法自然」的理性。然而，當違背人類理性和良知的權貴市場經濟，踏著農民工的苦痛和中國殘破的山河走向世界時，不僅沒有受到理性和良知的譴責，反而受到無數隻喜歡同物性功利主義哲學作愛的小政客和學者的驚艷之羨，而且這種骯髒的艷羨竟一定程度成為時代精神的表述——難道理性和良知已經完全凋殘？
中共向世界作出一個承諾：只要國際資本願意用權貴市場經濟規範為紐帶，同中共腐敗的權力形成經濟和政治的命運共同體，中共就給國際資本以暴發戶式的利益回報。顯而易見，這種承諾是一個魔鬼的誘惑。令人遺憾的是，魔鬼的誘惑常比上帝的道德誡律更有吸引力。國際資本在魔鬼的誘惑下，猶如夏日印度的蠅群，鋪天蓋地湧入中國。本來就缺少道德原則的台灣和日本的資本率先把靈魂出賣給中共權貴市場經濟；歐美資本也迅速跟進——新教賦與的「為上帝積累財富」的道德良知枯萎之後，歐美資本的眼睛裏也只剩下貪慾之火。由此一來，國際資本的大量湧入便構成中國經濟瘋狂增長的第三個基本因素。
純真的少年不願相信美女會有一顆陰毒的蛇蠍之心，許多人也很難相信踐踏理性和良知的罪惡貪慾，會創造經濟發展的奇蹟。但是，醜陋的事實就是如此——人類有時就是一堆醜陋的貪慾。不過，即便不再相信人類配與高貴的理想主義一致，我也不相信罪惡貪慾會成為歷史的永恆主題。因此，罪惡貪慾的最現實的經典型式，即中共權貴市場經濟，在創造經濟發展奇蹟的同時，也在以相同的速度鍛造割裂社會的仇恨之刀——極端的兩級分化；而且權貴市場經濟發展的速度越快，它所積累的社會危機便越深刻。
當披著豪華學術外衣的庸俗文人從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中看到種種斑駁陸離的美麗幻像時，我卻感到來自社會大危機的徹骨寒意。我不能確定，社會大危機最終將導致一個壯麗中國的浴血重生，還是把人類推入世界末日的劫難。不過，我可以肯定，人類必將由於背叛道德良知，把靈魂出賣給罪惡的貪慾而付出代價——那是要用血海淚濤來表述的代價。
西諺有云：上帝欲讓人毀滅，必先使其瘋狂。我說：魔鬼為了毀滅人，必先讓人為物性貪慾而瘋狂。
二
鄧小平權貴集團應對社會全面危機的原則——極權專制的宿命
仇恨主宰時代的精神，魔鬼都會恐懼得不寒而懍。然而，腐敗入骨的權力和不義的金錢一旦異化為大多數人的幸福、尊嚴和自由的摧殘者，仇恨就會如春天荒原中的野草，蓬勃生長，染綠大地；對不義的金錢和腐敗專制權力的仇恨，乃是人性的自然趨向。當前，中國全面的社會大危機就意味著由地獄之火般的仇恨充實的巨大能量——仇恨往往比愛更強大。
中國的極權政治、權貴經濟和人口、國土在國際社會中的沉重的存在，使仇恨主導的中國社會大危機的爆發方式，具有震撼人類歷史，甚至主導世界命運的能量。而鄧小平權貴集團如何應對危機，將直接影響中國社會大危機的走向。
在此使用「鄧小平權貴集團」的概念，專指實行權貴市場經濟之後形成的主導中共權力意志的官僚集團。準確預測一個人的行為方式，首先要對其真實的人格有準確的瞭解；準確預測中共權貴集團的行為模式，則要以對其政治人格的深刻理解為前提。
中共權貴集團是對東亞大陸各民族犯下重重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無論在毛澤東時代或者鄧小平時代都是如此。有人申辯道，現在的中共權貴不應當為過去的罪惡負責。但是，這種申辯違背法的正義。現在的中共權貴繼承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權力遺產的同時，也應當繼承歷史的政治債務；他們作為中共暴政政治人格的繼承者，當然要對中共全部罪惡承擔法律責任——法的精神拒絕「只繼承權利，不繼承責任」的遺產轉移原則。
中共建政六十餘年，通過一次又一次大規模軍事屠殺、政治法律迫害，以及製造社會悲劇，導致近億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的凶殘恐怖，納粹德國只能自嘆弗如；中共六十餘年的反人類罪行，超過中世紀千年黑暗的罪惡積累，可謂曠古絕今。一億冤魂日夜都在詛咒這個國度；除非中共暴政的反人類罪行受到正義的審判，中國將在無數鬼魂的怨毒詛咒中，向地獄沉淪，永無超渡之日。
中共權貴集團是中國萬年歷史中最陰毒的賣國賊集團，它背叛文化的祖國，出賣精神的故鄉，用斬殺文化之魂的方式，摧毀中國的國家命脈；它用鐵血權力將西方極權主義文化推上精神之王的寶座，使東亞大陸淪為德國猶太人馬克思和共產主義的文化殖民地。中共實施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不僅意味著大規模精神虐殺，而且是由血海屍山來表述的生命犧牲——犧牲的是各民族中最高貴、勇敢、自由而美麗的靈魂；活下來的，絕大部份可以歸類為行屍走肉。
人的本質在於精神；文化是精神的外化，心靈的展現。因此，文化性種族滅絕是比生理性種族滅絕更深重的罪惡——它從本質上否定人，否定民族與國家的存在。「海可枯，石可爛」，中共權貴集團滅絕文化祖國之罪，不可寬恕；如果中國文化從此魂銷魄散，灰飛煙滅，萬劫不復，那就只有不停的風，在荒野間為中國文化之殤作萬古悲歎。但是，只要中國還有文化復國的一日，重建精神家園的慶典，必定也是對中共賣國賊集團進行末日審判的法庭。
千萬官員，無官不貪，無吏不腐；利用腐敗權力攫取社會財富，然後把罪惡的金錢轉化為驕奢淫逸的生活——這是鄧小平權貴集團政治胎記。每個官員都把其控制的權力視為財富的來源，權錢交易已經成為所有官員正常的生活方式。正由於無官不貪，無吏不腐，整肅貪腐便異化為打擊權力競爭對手的常規措施，而絲毫也不證明廉政的努力；近千萬妓女每夜都在遍佈中國的十萬夜總會中，供貪官污吏和奸商惡賈淫樂，乃是中共腐敗的經典寫照。
有人講，作中共官員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幸福」的職業；對於物慾化的生命，腐敗權力就意味著幸福。然而，無論怎樣幸福，畢竟也作賊心虛；如何避免罪惡的財富將來受到人民審判的清算，是鄧小平權貴集團，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最無恥、最猖獗的貪污犯罪集團的普遍焦慮——從中國民眾普遍「仇富」心態的鋒芒間，貪官污吏早已意識到，銳利的危險正冰冷地抵在他們的腰際。
兇殘至極的反人類罪犯罪集團，背叛文化祖國的賣國賊集團，腐爛入骨的貪污犯罪集團——鄧小平權貴集團的每一項政治人格，都在預言同一種可能性：命運的盡頭，審判臺在等待他們；審判臺後面或許還有斷頭臺。審判後被絞殺的薩達姆、像受傷的公豬一樣關在鐵籠中受審的穆巴拉克，不僅讓鄧小平權貴集團有物傷其類之悲，而且更是怵目驚心的警示。規避被審判的命運由此形成鄧小平權貴集團的共識。
權貴專制體系是托起中共千萬貪官污吏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社會特權的魔鬼之臂；失去極權專制，貪官污吏將喪失一切。上帝或許可以寬恕所有的罪惡，法律卻不能如此。中共暴政犯下的違背天理人倫的罪行就不能寬恕。鄧小平權貴完全清楚，極權政治構成他們免受審判的唯一的保護傘；極權體制的命運同他們的命運休戚與共，生死相依。
鄧小平權貴集團中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在海外銀行設立私人賬戶，以策其罪惡金錢的安全。此次茉莉花革命中出現的一種現象，最令中共貪官污吏痛不欲生——在關鍵時刻，海外的金融機構，包括號稱最安全的瑞士銀行，竟紛紛宣佈凍結獨裁者家族的資產。痛心疾首之餘，鄧小平權貴明白了一個真理：失去專制權力，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安全的銀行；極權政治是他們罪惡金錢的唯一的庇護所。
同極權專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決定，面對日漸逼近的中國社會全面危機，鄧小平權貴集團勢必把千方百計強化極權專制，作為主要的政治意志。
鄧小平權貴集團強化極權專制的首要之舉，便是強化腐敗的權力、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這三個最具社會能量的要素之間的罪惡聯盟。在現象世界中，表述即存在，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鄧小平權貴集團構建罪惡聯盟的根本目的，就在於全面壓抑社會危機中蘊涵的對腐敗權力和骯髒金錢的仇恨，使之難於形成政治反抗運動的表述方式——不能昇華為政治反抗形式的社會危機，不會對極權專製造成致命威脅。
上述罪惡聯盟由腐敗權力的生命形式，即中共貪官污吏主導。貪官污吏用政治特權和物慾的極度滿足收買墮落的知識——使知識份子淪為權力和金錢的雙重奴僕，同時，中共也為骯髒的金錢轉化成政治特權修築了一條「快速通道」——在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共，這個理論上的無產階級政黨，竟宣佈允許資本家入黨。有人據此聲稱中共已經背棄了共產主義。然而，這種聲稱所表達的至少是庸人學者的愚腐之見。因為，中共理論上的某些修正，目的在於維護共產主義的核心價值，即極權專制政治，使之能夠渡過全面社會危機。從本質來審視，中共不僅沒有背棄極權主義，反而表現出對於共產主義的不擇手段的忠誠。
甚麼是共產主義？現實存在的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創建的一系列共產帝國，以及與之如影隨形的社會大悲劇。有些腦殘的文人試圖證明，共產主義罪惡的政治實踐之外，還存在另外一種美好的共產主義理論。但是，歷史不相信這類腦殘文人的證明，就如同不相信孕育出無數魔鬼的靈魂會屬於天使。而中共暴政，這個馬克思理論在東方的政治代理人，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堅守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
通過對心靈的控制達到對人的命運的控制權，而控制了人的命運，也就獲得了對世界的所有權——這是西方極權主義的基本邏輯，也是中共的統治邏輯。所以，強化思想控制必定成為中共強化極權專制的題中之意。不過，鄧小平權貴集團對思想的極權控制也顯示出相應的時代特徵。鄧小平通過讓中國人的心靈在物慾中腐爛的方式，抹去歷史對於天安門血案的記憶——人的心腐爛了，歷史也就失去記住罪惡的良知。這個過程中，率先腐爛的，而且腐爛入骨的，便是千萬貪官污吏。從腐爛的權力中分泌出的思想控制方式，便是墮落至極的黑手黨政治。另一方面，由於政治道德的破產，中共已經難於進行有效的理想主義的思想欺騙，鄧小平權貴集團只能越來越依賴猥瑣污穢至極的專制方式，即秘密警察統治，來實現普遍的思想控制。
利用黑手黨政治原則和秘密警察統治，構建關押政治反抗精神的思想鐵牢，同時，又把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發揮到極致，讓普遍的恐懼充當看守思想鐵牢的獄卒。於是，鄧小平權貴的中國展示出極為怪誕的現象，即極端自由和極端不自由的疊加：人可以找到在物慾中縱情無羈地墮落的自由，而無須任何道德的顧忌，同時，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卻被吊在鐵鑄的絞索上示眾。
鄧小平權貴集團強化極權專制的另一個戰略舉措，便是把腐敗權力、骯髒金錢和墮落知識結成罪惡同盟的經驗，推進到國際領域；他們「對外開放」政策的核心便在於收買並腐化全世界——同國際資本、知識精英和強有力的政客結成利益共同體。鄧小平權貴集團顯然有一個精明的計算：如果全世界都在物慾中腐爛，都狂熱地傾聽物性功利主義的流行音樂，內在於中國社會危機的追求正義的理想，便難以找到強有力的國際支持。
鄧小平權貴集團收買並腐蝕世界的戰略可謂攻無不剋，戰無不勝，一路凱歌高奏；物慾誘惑的鋒芒所向，從財團、知識精英到政客，無不丟盔棄甲、望風披靡。中共的成功似乎論證了一個唯物主義的觀念具有真理性：人本質是物的存在形式，而不是精神的意境。不過，這個真理太醜陋，醜陋到蒼蠅都不願同她作愛。
一個以中共腐敗的權力為軸心，由國際資本、各國知識精英和政客參與的罪惡的國際聯盟，事實上已經形成。西方各國對中共的極權擴張採取的綏靖主義政策；國際輿論間廣泛流行的「和平崛起的中國將走向民主」的幻想，以及「中國將扮演拯救世界經濟的角色」的溢美之詞；國際財團對中國權貴市場經濟源源不絕的資本輸入——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上述國際聯盟正在發揮強化中共極權專制的國際能量。當然，這個事實上的國際聯盟的形成，是以鄧小平權貴集團出賣中國的重大國家經濟利益為代價。
通過強化極權專制應對全面社會危機，是極其愚蠢的思想邏輯的產物。全面社會危機以權貴市場經濟為直接源頭，而權貴市場級經濟又是當代中共極權政治的經濟表述。所以，強化極權專制同強化孕育社會全面危機的根源是同一回事；極權專制越強悍，它所積累的社會危機的能量便越巨大。
儘管通過強化極權應對社會全面危機意味著愚蠢的思想邏輯，不過，對於鄧小平權貴集團，那又是命運的必然，即一種別無選擇的宿命。當然，這種宿命也屬於中共整體的命運。
關於中共會自我改良，走上民主政治之路的夢囈之聲，二十餘年間，曾經喧囂一時，至今仍不絕如縷。這種夢囈或者出於作為中共思想走狗的偽自由知識份子之口，或者源於奴性入骨者那顆對中共充滿幻想的心——奴性是因為他們永遠不願放棄對中共的期待，儘管那是年老色衰的小棄婦般無望的期待。
鄧小平權貴集團的成員，無一例外，都屬貪官污吏，都是貪污腐敗的罪犯，其中相當一部份人，還犯有大規模屠殺人民罪、政治迫害罪、酷刑罪等反人類罪行。他們可以為強化極權專製作出任何選擇，卻唯獨不可能走上民主改良之路。道理很簡單，對於中共權貴罪犯群體，放棄極權，民主改良，就等於自己為自己套上絞索。自裁的勇氣來自真誠的懺悔和良知回歸。可是，有誰會相信腐敗入骨的中共貪官污吏還有真誠懺悔的精神能力，還有傾聽良知召喚的願望。
有關中共可能政治改良的想像的唯一依據，在於胡耀邦的人格。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起，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胡耀邦主政的數年間，中國確實出現過政治改良的希望。不過，中共對胡耀邦無情整肅，既是對胡耀邦高貴的政治人格的否定，也是對政治改良的否定；天安門事件的血則洗去了當代中國改良和革命之間的界限，正像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近代史上中國改良與革命的界限一樣。
當前，全面社會危機已經如大西北的黑風暴升起在中國命運的蒼穹。鄧小平權貴階層又難於找到消弭社會危機的對策——強化極權可以推遲危機的爆發，卻不能解決社會危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一定會發生類似北非和中東的民主革命。因為，中共極權，這個政教合一的類宗教組織所蘊涵的政治、經濟、精神的能量，遠非北非中東的獨裁政體可以比擬。
可能主導中國未來命運的邏輯有兩個：一是經過全面社會危機引發的民主大革命，徹底否定中共暴政，走上自由民主建政之路；一是中共全球極權主義擴張的意志，通過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將中國社會大危機中積累的仇恨，轉化成盲目而瘋狂的全球擴張的動力。
第一種邏輯主導中國的命運，世界會得到和平；第二種邏輯主導中國的命運，人類便不得不準備面對世界末日。中共黨內的鬥爭，正在準備把人類的命運之輪推上第二種邏輯。
三
毛澤東的鬼魂窺測到復活的時機——「新左派」崛起的效應
一個人一旦被奉為神——無論那是由於歷史的謬誤，還是基於人性的需要，它的靈魂便獲得超越個體生命時間和形式的精神能量。靈魂意味著體現他生命意志的思想。毛澤東的靈魂就具備超越朽敗肉體的神的活力，儘管他的靈魂真實表述的，是西方極權主義對人類的魔鬼的詛咒。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澤東借太陽神的名義舉行的一次魔鬼的政治狂歡；魔鬼的狂歡必以人的血海淚濤為美酒。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基於強化征服世界的物質基礎的國策，高速推進工業化進程，並因此對農村橫徵暴斂，竭澤而漁。另外，為了徹底把中國變成共產主義的政治殖民地，毛澤東主持創建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絕後的共產集中營，即「人民公社」，數億農民淪為集中營中「會說話的工具」，完全喪失附屬於人格的獨立意志和自由權利，根本沒有能力在任何意義上反抗中共暴政。由此，終至發生近四千萬農民餓死的大悲劇，當時真可謂餓殍遍野，伏屍萬里，白骨撐破青天，悲音徹於九地。
極權鐵幕對外遮蔽悲劇，然而中共對真像則瞭如指掌。國策失敗，毛澤東威信大損，不得不「退居二線」；劉少奇，或許還應當包括鄧小平，成為中共權力意志的實際主導者。
哲人會由於丟失靈魂而痛苦，獨裁者卻只為喪失權力而承受烈焰焚心之痛——那是只有重獲權杖才能治癒的魔鬼之痛。「文化大革命」本質上就是毛澤東重新奪取最高權力的政治戰爭。
中共從創立之日起，內部便實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對權力的貪慾使人變成冷血的野獸，而權力鬥爭的失敗者淪為權力貪慾的血祭。毛澤東能夠一度奪取這片黑暗叢林的王冠，自有其超人的陰險、詭詐、凶殘之處。不過，這一次他卻遇到前所未有的艱難。艱難之處就在於，劉少奇、鄧小平控制了龐大的黨組織系統和行政系統；擊碎既有的掌握專制權力的黨組織系統和行政系統，並重建忠於自己的黨組織系統和行政系統，是毛澤東擊敗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前提。擊碎並重建數千萬官僚構成的極權專制系統——這超越了人的能力，是神才能作到的事。於是，毛澤東決定使自己成為神，以實現對獨裁權力的烈焰焚心的苦戀。
權力是世俗的，神則屬於心靈的範疇，信仰的王國。為掩飾對權力的野心，毛澤東的奪權鬥爭便具有了「文化大革命「這種超越世俗的稱謂；毛澤東成為毀滅和創生之神——毀滅「封、資、修」舊文化，創立共產主義新文化。
在「文化大革命」的辭典中，「封建文化」專指中國文化和各少數民族文化；「資產階級文化」專指源自古希臘智慧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理念；「修正主義文化」則專指赫魯曉夫式的思想意識形態。毛澤東以太陽神的權威，召喚出狂熱的文化性種族滅絕運動。首先被徹底摧毀的，是中華文化；甚至連華人之祖炎帝、大禹，以及創製中華文字的聖者，也被掘墓曝屍，挫骨揚灰。於是，中國文化亡國，蒙古族文化滅族，藏人、維吾爾人、回人的文化，也曆經地獄的恐怖與苦難。
在東方文化的廢墟間，毛澤東創建起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風格的文化聖殿。聖殿之巔，是人類的拯救者、太陽神毛澤東的王者之座。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共的《聖經》，要求對所有中國人心靈的絕對控制權；共產主義由於具有終極理想和絕對真理的雙重權威，成為超越理性質疑的信仰。各種文化形式都只能以表現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忠誠獲得生存的權利，清教徒式的生活則被奉為道德之王，儘管在神的眩目光環後面，毛澤東恣意淫樂。
毛澤東引入中國的最具殖民文化個性的現象，便是仇恨的神聖化。中世紀羅馬教廷，以維護絕對真理的神聖名義，召喚對異教徒的仇恨；毛澤東也以維護絕對真理的名義，召喚對「階級敵人」的仇恨。不同的只是對絕對真理的具體表述，以及仇恨對象的稱謂。
仇恨一旦受到神聖理由的祝福，立刻就轉化成令獸性都心驚膽戰的暴虐。「文化大革命」中，對於中國文化、古希臘文明，以及少數民族文化的生命承載者，即知識份子的虐殺，殘酷得會讓蒼天掩面悲泣。不過，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魔鬼，定然會露出得意的微笑，因為，是它告訴毛澤東一個人性的秘密：當你以神的名義，讓庸眾體驗縱情施暴的神聖快感時，庸眾就會撕碎你試圖讓他們撕碎的任何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呈現出鐵佛都會悚然驚魂的殘酷性，相當程度上是由於仇恨被神聖化，並成為人性中最具正當性的感情。
除了為在中國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之外，毛澤東鑄造神聖的仇恨之劍，還有一個更世俗性的目的：摧毀劉少奇鄧小平控制的黨政組織系統，即摧毀阻止他走上權力之巔的障礙——他要把神聖的仇恨之劍交到普通民眾手中。
中共的黨組織系統和行政系統最初是毛澤東主持創建的；他完全清楚，這個用鐵血暴力的方式創建的官僚集團與普通民眾之間存在尖銳的利益矛盾；只有利用數億普通民眾深深壓抑在心底裡的憤怒，才可能一舉摧毀這個極為龐大的官僚系統。於是，毛澤東宣稱劉少奇鄧小平控制的官僚系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無異於宣佈他們是共產主義的異教徒，是最凶惡的階級敵人。同時，毛澤東又用對「階級敵人」的神聖仇恨，打開了普通民眾心中的一扇閘門，對官僚的天然憤怒猶如狂濤怒潮，從閘門中奔湧而出，汪洋萬里。毛澤東賦與原來的政治奴隸們以充分的自由，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施思想酷刑、人格侮辱、肉體踐踏。
不過，政治奴隸的「自由」有一條不可踰越的界限，即必須表現出對共產主義之神毛澤東和「共產黨」這個概念的絕對忠誠。因為，毛澤東要摧毀的只是聽命於劉少奇的官僚系統，而絕不是對「共產黨」這個概念的絕對忠誠。因為，毛澤東的最終目的仍然是重建由他絕對控制的共產黨組織系統。
當時，諸多勇敢而自由的靈魂，趁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白熱化之機，試圖從根本上挑戰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在毛澤東和共產主義被億萬愚民神聖化的時代，這些人是真正的先知先覺者。
然而，先知先覺者的命運在每一個時代都是悲慘的，他們成為普遍愚昧的祭品。「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勇敢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被冠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遭到無情殺戮，他們無聲湧流的灼熱的血，燒焦了刑場上的野花。
毛澤東對「現行反革命」的鎮壓格外凶殘，其用意之一就是要給人民獲得的「自由」套上一根用恐怖鑄就的鐵的絞索——「自由」只限於按毛澤東的意志摧毀他的政敵，而絕對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政治和思想自由。如此一來，就出現了一個荒謬的現象：共產極權主義的最頑固的堅守者，即被毛澤東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官僚，和共產極權主義的先知先覺的反對者，即被毛澤東稱為「現行反革命」的勇敢自由的靈魂——他們的血竟然流在一起，共同染紅毛澤東神權的祭壇。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民獲得從暴虐專橫的官僚命運上踐踏而過的快感。對於政治奴隸，那種快感意味著狂歡的慶典。所謂「投桃報李」，人民也以狂熱的崇拜回報毛澤東。不過，毛澤東取得對劉少奇奪權的勝利，開始重建被摧毀的官僚系統時，人民失去了狂歡的理由。對於人民，官僚系統無論受劉少奇控制，還是由毛澤東主宰，都只意味著鐵牢。「放風已經結束，該重回鐵門之內。」——這是人民從「文化大革命」後期得到的隱喻。
神的權威依然隨歷史的慣性而存在，變化卻已經在人們的心中悄悄發生。毛澤東收回人民踐踏官僚的自由，人民收回對他的崇拜和支持。毛澤東死前一段時期的落寞慘淡的心境，正是神對孤寂的感觸。
毛澤東肉體之死，以及華國鋒的背叛，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不過，失敗的並不是極權專制政治，而只是毛澤東培植的共產黨新權貴階層；勝利的也不是自由民主理念，卻是一度被毛澤東趕進地獄的權力鬥爭的對手，即中共老權貴階層，及其家族。
中共老權貴捲土重來，再次主導中共極權專制的權力意志。他們通過對毛澤東夫人和「文化大革命」新權貴的荒謬審判，進行政治報復，但是，卻不敢完全否定毛澤東。因為，他們知道，毛澤東的神權所守護的，根本上是中共的極權專制；粉碎毛澤東的神的權威，就等於粉碎中共極權專制的信仰和理論基礎，而中共極權專制乃是重返權力之巔的老權貴及其家族榮華富貴的政治源泉，也是他們操控十億中國人命運的制度根據——對於專制者，用獨裁權力操控億萬人的命運，意味著生命快感的極致，生命價值的終極依歸。
利害權衡之下，中共權貴從他們家族私利的角度，概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卻沒有，也沒有能力對毛澤東造成的民族和社會悲劇進行徹底的思想清算。事實上，所有中共權貴都不過是渺小型或者猥瑣型的毛澤東而已；否定毛澤東，就等於否定他們自己。
毛澤東變成木乃伊，不過，他的靈魂仍然活著，並附著在共產主義之神的權威上。現在，這個鬼魂要復活了。全面社會大危機的逼近，給他以復活的機遇；「新左派」則是這個復活鬼魂的政治生命形式。
對「新左派」的概念作社會背景和中國歷史邏輯的繁瑣論證，乃是庸人學者的事，因為，庸人學者，這個令碎嘴婆都自歎弗如的群體，以渺小的瑣碎為其存在價值的表述。為了使討論迅速切入關於中國重大命運的領域，我們只依照現實的邏輯，對「新左派」作簡單明確的理解——在本著作中，中國當代「新左派」，專指試圖讓中國回歸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力量。
「新左派」的主要政治意志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新左派」對於當前中國極端的兩極分化和共產黨權力的極度腐爛，作出尖銳、明確的批判，指控鄧小平設計的「經濟改革」，即權貴市場經濟，是當代中國的萬惡之源。
其次，「新左派」把當前掌握中國權力命脈的鄧小平權貴階層，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這同「文化大革命」中把劉少奇鄧小平官僚體系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異曲同工；這個稱謂中充滿血腥殺機——鄧小平權貴階層已經被「新左派」視為「階級敵人」，即共產黨的異教徒。
另外，「新左派」還把鄧小平權貴階層稱為「漢奸官僚買辦集團」，指控「對外開放」政策的本質，就是鄧小平權貴階層同國際大資本集團勾結在一起，出賣中國政治經濟利益，以換取家族私利。
最後，「新左派」把毛澤東時代絕對理想化，並認為，只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徹底擊敗鄧小平權貴階層的政治經濟路線，才能解決中國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機。
「新左派」不僅是一種思潮，而且已經形成堅硬的現實存在。理論基礎、宣傳陣地、政治代表人物、組織形態、社會基礎等，所有這些作為一個現實的政治存在必須具備的要素，「新左派」都具備。
以張宏良、左大培、鞏獻田、何新等等，一大批教授、學者為核心，「新左派」形成陣營豪華的理論家集團，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就是這個理論集團的靈魂。
「新左派」擁有「烏有之鄉」、「毛澤東主義的旗幟」等政治思想宣傳網站；這些網站的點擊率甚至超過許多色情網站，其社會影響力之廣泛由此可見一斑。
薄熙來「唱紅打黑」、提出「均貧富」的重慶發展模式，意味著這個一度官場失意而又有梟雄之性的官僚，決意投機以問鼎中共最高權力，「新左派」也因此獲得政治明星式的代表人物。雖然由於命運的偶然性因素，薄熙來已經被鄧小平權貴集團擊倒，但是，薄熙來在重慶建起的中國最高大的毛澤東雕像卻依然挺立。這座雕像既是為毛澤東招魂的象徵，又意味著薄熙來不僅是一個個體，更是一種潛在的強大政治力量；這種潛在的政治力量不會由於薄熙來個人的失勢而消失。
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之際，「新左派」組建了兩個政治組織，即「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黨（共產黨）」；以示同鄧小平權貴控制的共產黨的區別。儘管在鄧小平權貴階層的秘密警察系統的監控壓製之下，這兩個政治組織發展規模現在受到極大限制，但是，它們的潛在成員群體卻十分龐大——對現實不滿的人群中，相當一部份是「新左派」的政治「粉絲」。
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共極權專制的思想之王。數十萬網特和百萬秘密警察、告密者，隨時在用鐵血專制和網絡控制，對一切挑戰鄧小平的理論和實踐的思想，實施割喉消音。既然如此，為甚麼「新左派」的網站卻能夠獲得縱情恣意批判鄧小平權貴階層的「自由」。究其原因，根本在於當年鄧小平沒有勇氣，也沒有思想能力對毛澤東進行徹底的理論清算，以至於毛澤東的木乃伊仍然作為共產黨的聖物，踞於天安門廣場中央；毛澤東的像仍然作為共產黨之神，掛在天安門上。而「新左派」以毛澤東的政治基因的純正承繼者自詡，對於中共之神的政治後代，即便是自詡的，鄧小平權貴雖握有專制之權，卻也只能投鼠忌器，不敢窮凶極惡。
當然，任何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政治存在，都必定以民意為基礎，而無論這種民意表述人民的真實情感，還是只意味著普遍的愚昧。「新左派」的崛起及其社會影響的急劇擴張，也有民意基礎。「新左派」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造成的罪惡的批判——對於正義崩潰、道德淪喪、權力腐爛、生態毀壞、人民痛苦的現實的批判，可謂凌厲非常，刀刀見骨。在這個意義上，「新左派」說出了人民心底裡的聲音。
以劉曉波為代表的偽自由知識份子，在聲稱自己沒有敵人的時刻，在乞求鄧小平權貴階層政治改良的時刻，在詛咒人民的反抗是「暴民政治」的時刻，在人民的視野中，他們比「新左派」更像中共極權的思想走狗。因為，人民早已對腐敗的官權不抱任何政治希望；因為，人民意識到，千萬中共貪官污吏就是人民的公敵。儘管挪威議會的幾名男女小政客試圖通過諾貝爾和平獎增加中國偽自由知識份子的影響力，但是，中國普通民眾更願意傾聽的，是「新左派」對狗官的批判，而不是劉曉波之流哀怨地傾訴對鄧小平權貴階層的脈脈溫情。
不過，無論對權貴市場經濟社會後果的批判多麼與人民的感受一致，「新左派」仍然屬於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範疇。原因就在於，「新左派」要用毛澤東時代取代鄧小平時代——那是要讓中國的命運從現在的罪惡，回到過去的痛苦。
鄧小平權貴階層試圖用沉默來抹去「新左派」的影響，習慣於從中共官方獲得信息的海外「中國問題專家」，自然也對「新左派」處於基本無知的狀態。然而，「新左派」的政治能量作用於中國未來已勢不可免。「新左派」的政治效應可能向下述兩個完全相悖的方向發展：
一、「新左派」的崛起造成中共極權的精神分裂和政治崩潰，從而導致社會大危機的爆發，中國通過類似前蘇聯東歐地區的人民起義和全民反抗，以民主大革命的名義，徹底摧毀中共暴政，走上民主建政之路。
二、「新左派」同「太子黨」勢力相結合，通過批判鄧小平權貴市場經濟的罪惡，再次為中共極權建立「合法性」的基礎，然後，以毛澤東式的解放全人類的野心，驅動狂熱民族主義，用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方式，把中國社會危機的大洪水引向外部——人類將因此陷入大劫難；世界末日將因此逼近。
「新左派」的政治效應最終將趨向何方？在這個問題上，我只願分析，不願預言。因為，我同時看到了黑暗的絕望和黯淡的希望。
四
權力人格決定國家風格——兩個魔鬼的吻痕將重疊在一起
二零一二，這是諸多神秘主義的預言確定的大災變之年，甚至世界末日之年。
我不相信神秘主義的預言。在我明澈如滿月的智慧之鏡中，神秘主義預言只呈現為某種人性的陰影——時代由於物慾的侵蝕已經無聊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不得不從大劫變或者末日的恐懼中，索取生活的情趣和精神價值。不過，雖然不相信這些預言的具體內容，我卻意識到，諸多神秘主義預言都不詳地指向今年，似乎在隱喻來自冥冥中的某種宇宙精神的不安：
就在二零一二年的紅葉如血河漫過香山之際，中共將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之後，所謂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將全面接掌最高國家權力。中共第五代是少年時就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的一代；他們走上權力之巔，意味著中國將進入萬年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同時也意味著世界末日的命運之輪正式開始轉動。
毛澤東是共產主義陰謀政治的大師；「文化大革命」更是其政治陰謀的經典之作。最初，中共千萬黨政官僚不相信毛澤東的目標在於對他們進行大迫害式的全面政治整肅。由於毛澤東深藏不露，這個龐大的官僚集團根本沒有看出來，毛澤東即將從他們的命運上踐踏而過，報復這個官僚集團對他的背叛和對劉少奇的忠誠，並體驗「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梟雄的生命快感；他們也不懂專制王者之怒，勢將屍橫遍野，血流萬里。
「文化大革命」啟動之初，毛澤東迫害的鋒芒首先指向知識份子，以及原來的地主、資本家等極權專制下的傳統的賤民階層。他要通過對知識份子的迫害，造成「紅色恐怖」的氣氛——血腥的恐怖會窒息反抗的意志。數百萬由中學生為主體組成的「紅衛兵」，成為毛澤東製造「紅色恐怖」的主力，而中共官僚階層的子女則是「紅衛兵」的核心。
於是，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九月期間，東亞大陸淪為鬼域。以知識份子為主的無數共產主義制度的賤民——「無數」是因為至今極權鐵幕仍然阻止真相呈現在陽光下——被「紅衛兵」用最粗糙、原始的方式打死；他們的生命被棍棒、鐵鍬、石塊、武裝帶擊碎，有的甚至直接在拳腳毆打下死去。許多「階級敵人」的嬰兒被扔進北方的枯井或者南方的地裂中；在一些地區，施暴者爭相割食受害者的內臟和肢體，以證明他們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多麼強烈，因為，仇恨是神聖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神州浴血，中國蒙難。令歷史難以接受之處在於，反人類罪行的主犯群體，中共高級官員的子女，當時竟是花季少年——是誰讓秀美如花的少年男女有一顆毒逾蛇蠍的心。據說有諺云：年輕人犯錯，上帝都會原諒。更遑論少年。但是，寬恕以對罪惡的懺悔為前提；沒有懺悔就沒有寬恕。至今四十六年過去了，少年開始步入老年。世事滄桑萬變，唯一不變的是近半個世紀的卑鄙沉默——沒有一個當年反人類罪的罪犯試圖作出懺悔。不懺悔，意味著他們仍然堅守那一顆用中國人的血洗過的蛇蠍之心；不懺悔，意味著他們依舊懷戀狂飲鮮血的魔鬼的快感。
諸多神秘主義判定的禍災之年，即二零一二年之內，唯一關於未來大劫難的隱喻，或許只有中共第五代——這個絕大部份成員少年時就是反人類罪犯，而且至今沒有懺悔的群體——將開始全面主宰中國最高權力意志。
在極權專制之下，權力人格決定國家命運。所以，為準確判斷中國未來的趨向，就不能不對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質加以審視。
正像「紅八月」時期「紅衛兵」的主體由中共高級官僚的子女構成，中共「第五代」的主體，也是前中共高級官僚的子女，只不過他們現在被稱為「太子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陳雲說出中共老官僚的一個共同心聲：「權力還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後代手中比較放心。」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共就有計劃地逐步使「太子黨」全面進入各個權力領域。至今，軍權基本由「太子黨」控制；作為權貴市場經濟的第一順序的受益者，「太子黨」也通過腐敗權力，積累起巨大的經濟能量。不過，迄今為止，「太子黨」還沒有成為最高權力的絕對主宰者。而「中共十八大」的最主要政治涵意，就在於「太子黨」將全面主導最高權力意志。
「太子黨」也有不同年齡分佈。現階段，已經主導各種重要權力領域並將全面主導最高權力意志的「太子黨」，年齡約在六十至六十六歲之間。他們絕大部份是當年的「紅衛兵」，同時也是現在中共「第五代」的中堅。我們即將開始的對中共「第五代」領導人格特質的討論，就以這部份「太子黨」為特定對象。
人格形成於少年時。熾烈深紅的鐵水流入鑄模，冷卻後形成堅逾頑石的剛性形式——對於中共「第五代」領導群體，狂熱的少年生命便是沸騰的鐵水，「文化大革命」則如鑄模。「文化大革命」意味著他們人格的宿命，而這個宿命將通過極權專制的權力意志，再次主宰中國的命運。
歷數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性，可將其大者列出如下各項：
一、「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澤東以理想主義的神聖名義，利用他們製造「紅色恐怖」，而他們也一度自詡天之驕子，以為自己已經站在時代之巔，可以親吻太陽。但是，當毛澤東把打擊的鋒芒轉向他們的父輩，即劉鄧的黨政組織系統之後，這群天之驕子轉瞬間便從雲端墜入地獄，淪為螻蟻都可以對其凌辱踐踏的賤民。命運的悲喜劇跳盪起伏，使他們對於「文化大革命」愛恨交集。不過，無論如何，毛澤東的人格都深深刻在他們少年的心上，如附骨之蛆，難以去除。
毛澤東最炫目的人格「魅力」在於，他昂視闊步，踏過億萬屍骨殘骸，走上權力之巔，然後，蘸血海淚濤，揮萬里長風，於蒼天之上，狂草屬於獨裁者的生命史詩。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邏輯又賦與梟雄人格用共產主義信仰征服世界的野心。在這裏，信仰的具體內容並不重要；西方極權主義的靈魂在於，通過與絕對真理一致的信仰，在世界範圍內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從而讓這種信仰成為全人類的心靈之王——通過控制心靈，實現控制人類，征服世界的意志。
儘管中共「第五代」中的許多人都由於毛澤東對其父輩的殘酷整肅而心懷怨懟，但是，作為極權主義之神的毛澤東的上述野心人格，卻是他們心中永遠的華麗絢爛的痛。在受虐癖者下賤的體驗中，疼痛永遠華麗絢爛；在毛澤東的鬼魂前，中共「第五代」就是精神受虐狂，因為，他們宿命地是毛澤東的野心人格的繼承者。
二、「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陰謀大師毛澤東作豪華權術表演的舞臺。對於中共「第五代」的命運，毛澤東既是創造之神，又是毀滅之神。他們就在狂熱的崇拜和極度恐懼這兩種最強烈的情緒中，感受過毛澤東的政治權術。所以，政治陰謀和權術構成中共「第五代」人格的至關重要的內容。同時，他們少年時遍曆苦難，顛沛流離，看盡人間涼薄冷暖；苦難磨礪出他們頑強、堅韌、冷血而又賦予冒險精神的個性。現在，這種具有純熟的陰謀和權術能力，又得到苦難經歷祝福的人格，即將成為中共權力意志的生命個性。
三、對權力的偏執狂式的貪慾，是中共「第五代」的病態人格之一。他們出生發育於極權的聖殿，一度又被權力冷酷地拋棄。豪華的幸福和刻骨銘心的苦痛以疊加的效應使他們意識到，有了權力，就擁有一切；失去權力，就失去一切，甚至淪為賤民。對權力的貪慾由此成為他們生命唯一真正的興奮點；通過權力玩弄別人的命運則是他們生活興趣的起點和歸宿。八九之夏，鄧小平家族成員根本上是因為恐懼失去權力，才極力促成鄧小平決意血洗北京。為了保住或者取得更大權力，他們可以泯滅天良，視生命如草芥；他們也可以冒一切必須冒的風險。如果他們對專制權力的苦戀和熱戀是對美女的傾慕，定然可以成為值得流傳萬古的愛情詩篇。只可惜，現在這群俗物只懂同腐爛的專制權力作髒豬之愛。
四、生活經歷決定人格。不過，知識也有可能改變既成的人格。中共「第五代」真實的知識水平只停留在初中，最多高中一年級的水平。因為，「文化大革命」使他們的教育嘎然而止，其後動盪起伏如夏日黃河濁流的命運，又剝奪了他們接受教育的可能。另外，雖然培根的名言流傳世界——「知識就是力量」，可是，他們卻不相信這句名言。因為，命運告訴他們另一個真理：「權力就是力量」。他們對於知識沒有興趣。這樣一來，他們的人格就失去得到知識救贖的可能。
現在，中共「第五代」都有博士、碩士、學士的頭銜。不過，那是他們在家族重返權力殿堂之後，同墮落的教授進行利益交換的醜陋結果。而且，再次獲得權力加持的中共「第五代」，對於學位的興趣也不在於對知識的尊重，而只是把學位作為一種時尚的裝飾，那類似於妓女會將腳趾染成彩色，或者江澤民等老朽的官僚把頭髮染得像懷春少女一樣漆黑。
狹隘的知識猶如狹窄的牢房，把中共「第五代」的人格關押在「文化大革命」時代，因為，他們所受的渺小的教育都來自那個對中國進行文化性種族滅絕的時代。知識的貧困與澎漲的政治野心的組合，將為他們的人格注入愚蠢而又狂妄的素質。
不過，中共「第五代」不會實現「新左派」的全部政治要求——不會用「文化大革命」整肅官員的方式，即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全面整肅貪官污吏，因為，他們本身就是貪官污吏的主要政治象徵，貪官污吏則構成他們的政治基礎；也不會徹底改變鄧小平的權貴市場經濟體制，因為，這種經濟體制既是中共狗官個人的財富之源，也為中共極權擴張戰略積累起巨大的經濟能量。
財富和權利的極端兩級分化是權貴市場經濟的結果，中共「第五代」應對社會大危機的戰略只能是，通過煽動極端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把社會大危機中蘊涵的仇恨能量，轉化為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狂熱，併進一步強化權貴市場經濟，為全球擴張戰略提供更強大的經濟保障——凡事有一弊亦必有一利：權貴市場經濟這種違背理性與良知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勢將損害甚至毀滅長遠發展利益的同時，卻能夠在短期內創造巨大經濟能量。
當前中國的社會大危機表述極端的絕望。絕望並不是空洞或者虛無，而是比希望更強烈的能量——只不過希望有明確的目標，而絕望是盲目的精神能量。極端的恐怖政治和極端的權力腐敗，這兩隻魔鬼之手即將以中共「第五代」為中介，緊握在一起，並準備把中國社會大危機引向極權擴張之路，讓屬於十五億政治奴隸的絕望，點燃人類大劫難的歷史進程。
值此世界末日已經露出黑色晨光之際，西方各國的政客和庸人學者正依照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念，對中共「第五代」的政治趨向，作出一廂情願的猜測——那就像一群口銜野花的傻乎乎的母牛，充滿幻想地猜測魔鬼會不會娶他們作新娘一樣可笑。不過，我相信，在歷史的回顧中那種可笑會成為尖利的嘲諷——如果大劫難之後還有歷史的話。
（袁紅冰:《人類大劫難——關於世界末日的再思考》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