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書說：「不知命者如聾聵」。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亦指愚昧無知的人。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命的人就如一個愚昧無知的人。孔子也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寫的《史記》中，就曾記載一個知命、卜筮的人，叫司馬季主。在漢文帝時，有兩位朝廷重臣，宋忠和賈誼，出朝乘車前往市集，他們認為古代的聖人，如不在朝廷之上，就必定在卜者或醫師之中，於是來到了司馬季主的館中。
他們見到司馬季主閑坐館中，三、四個弟子陪侍著他，正在談論天地的規律，日月的運行，陰陽吉凶的根源。講了數千言，無不順理成章。宋忠、賈誼十分驚異而有所領悟。於是他們整理冠帶，端正衣襟，恭敬地坐著，說：「我看先生的容貌，聽先生的言辭，晚輩私下觀看當今世上，還未曾見到過先生這樣的人。現在，您為什麼地位如此低微，為什麼職業如此汙濁呢？」
司馬季主捧腹大笑說：「看兩位士大夫好像是有道德學問的人，現在為什麼會說出這種淺薄的話？為什麼措辭這樣粗野呢！你們所認為的賢者是什麼樣的人？所認為的高尚的人是誰？現在憑什麼將長者視為卑下汙濁的人呢？」
兩位大夫說：「高官厚祿，是世人所認為的高尚的、賢能的人占據的。如今先生所處的不是那種地位，所以說是低微的。卜筮者，所言不真實，所行不靈驗，所取不恰當，所以說是汙濁的，是世俗所鄙視的。世人都說：『卜者多故作莊嚴地用誇大之辭來迎合人們的心意，虛假抬高人們的祿命來取悅人心，編造災禍來使人悲傷，假借鬼神來騙人錢財，貪求酬謝來利於自身。』這都是我們認為可恥的行徑，所以說是低微汙濁的。」
於是，司馬季主對他們談了「賢與不賢」的評論，聽得宋忠和賈誼精神恍惚而若有所失，茫然失色，神情惆悵，閉口不能說話。於是提衣起身，向司馬季主拜揖了兩次辭別。懶洋洋地走著，出門後僅能自己爬上車去，趴在車前橫欄上低著頭，始終不能舒氣。
過了很久，宋忠出使匈奴，沒有到達那裡就返回了，因而被判了罪行。賈誼做梁懷王的太傅，梁懷王不慎墜馬而死，賈誼引咎絕食，痛苦悔恨而死。這都是追求榮華富貴而斷絕性命的事啊！
這種「知命」的觀念，灌輸在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中，亦是維繫著中華民族的道德基石之一。然而，在中國大陸近代六十多年來，卻完全被反轉過來：被認為是要剷除的東西，是聾饋的東西。尤其在我們當年所接受的教育當中，認「知命者是聾饋」，是封建迷信，愚昧、落後、無知的人。
從我們上小學讀書識字開始，在所有的書本上都看不到有關天命、命運、卜筮、風水、命相、神鬼世界、因果報應、轉世輪迴等等訊息，有時報紙，雜誌上偶爾涉及到此類訊息，也是被當作迷信、唯心主義、槽粕的東西來批判的。
記得我11歲買第一本書時，是讀小學四年級，當時的語文課本裡有一篇課文〈半夜雞叫〉，是高王寶一書中的一篇文章，講的是地主老財「周扒皮」，他為了剝削長工，半夜學雞叫，不讓長工們睡覺，將他們趕到地頭幹活。小長工高玉寶機智設計，讓長工們痛打「周扒皮」。
老師說高玉寶一書現在書店有得賣，於是我便節省了一星期的早餐錢，才能買來這本為青少年洗腦，灌輸對所謂地主階級仇恨的書。這種從小就被培養的所謂階級鬥爭觀念，陪伴著我們這一代人成長，說是要「仇恨入心要發芽」，我們都成了喝狼奶長大的人。
那時唯一能看到的小說，都是描寫那個黨如何在對日戰爭中，對國民黨鬥爭中的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例如我們這一代人，都是看過什麼〈烈火金鋼〉，〈紅旗譜〉，〈野火春風鬥古城〉，〈三家巷〉等等。直到多年後來到海外，才發現所瞭解的史實，和在大陸時所學、所聽、所讀、所看的完全不同。
例如高玉寶一書出爐，完全是為了配合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書的真正作者並非高玉寶，而是一個叫荒草（原名郭永江）的部隊作家。高玉寶家鄉土改中被劃為「惡霸地主」的周春富，就成了書中的地主「周扒皮」。而「半夜雞叫」故事是荒草根據民間傳說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周春富不過是遼南農村一個勤儉持家的小富戶（擁有近200畝地和家庭小作坊），並非書中所肆意醜化的為富不仁的惡霸地主。據曾給他家幹過活的長工回憶，他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很嚴，但對長工還不錯。這個普通富戶農民下場極其悲慘：在1947年12月底血腥土改中，成為「階級敵人」被活活打死，還成了建國後非人年代階級鬥爭教育的反面典型。
再如對日戰爭，極大多數戰場和兵力都是國民黨打的，共黨只是躲在後方，消極抗日，積極發展武裝力量，伺機在這場民族浩劫後奪取政權等等。
當時，連一本正式的關於中華民族傳統國粹的書都找不到。有些著名的歷史名著和文學作品，像《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他知道禁不了，就在前面放個序言，說裡面有不少封建迷信、唯心主義、宿命論等等糟粕的東西，要批判地去看云云。總之，在那個年代，視一切知命的東西為聾饋也。
直到有一年（1963年），我從他人手中借到了一本沈醉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才正式在大陸官方出版的書中看到一點有關天命、算命、命定論等東西。當然了，還是被當作負面的東西來報導。
沈醉曾為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戴笠的親信。1949年12月9日被盧漢（原國民黨雲南省主席）扣押，參加雲南起義。1960年11月28日被共黨特赦釋放，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專員。釋放後寫了這本《我所知道的戴笠》。
書中對戴笠的描述，當然要符合那個黨、洗腦後的要求才能出版，其中是否作者的真意，不得而知。
因為書中第一頁就寫到：「軍統特務首腦戴笠，是蔣介石佩在身邊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於窺伺主子意圖，最博得蔣介石歡心的一條忠實凶狠的走狗。他忠心耿馱地執行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一貫政策，為蔣介石排除異己、保衛反動政權，以及保護蔣介石的安全等方面，可以說用盡了他手上所有的力量」。「他一貫陰險狡詐、變化多端、性情反復無常、使人不易捉摸」等等。
其實，這些都不是我所感興趣的，當時天天說國民黨反攻大陸，抹黑、唱衰國民黨和美國的文章滿天都是，不在乎再多一篇。令我眼睛一亮的是，那段描述戴笠飛機失事死亡的前後因果和過程。
書中寫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坐222號專機從天津飛上海，到上海時正大雨滂沱，上海機場不同意降落，便按預定計劃飛往南京。當時南京也下大雨，機場勉強同意降落，由於雲層很低又有雷雨，飛機與地面聯絡很困難。在穿雲下降時，已越過機場而飛到江陰縣去了，駕駛員還一再與地面聯絡。
到十二點半以後聯絡突然停止，地面再也叫不出222號了。這時，這架專機已撞在江陰板橋段南面的戴山山腰上。
沈醉在書中寫到：「他們告訴我，專機撞的山叫戴山，山腰上有一條水溝叫困雨溝。在戴山山腳下有一座不大的戴家廟。由於這種種巧合，迷信神鬼宿命論的人便大肆宣傳什麼大將忌地名等一類鬼話。」
大家都知道，戴笠原名戴春風，字「雨農」，戴笠飛機撞的山叫「戴山」，山腰上有一條水溝叫「困雨溝」，山腳下有一座不大的「戴家廟」，這就不是巧不巧的問題了，而是證明了「大將忌犯地名」是完全真實的事情。這段文字出自沈醉之手，又是用批判的手法來描述，更不會是假的事情。
記得以前看過《三國演義．第六十三回》，文中也有一個「大將忌犯地名」的例子。龐統是劉備的軍師，某次出征成都：「卻說龐統迤邐前進，抬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數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
《三國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距今幾百年，所以，也有人認羅貫中構思此等「大將忌犯地名」的例子，視為封建迷信、糟粕，認為是敗筆。因而也無法考證其真實性。
但沈醉在書中寫的這次「大將忌犯地名」的例子，卻是當今發生的事情，出版在一個唯物論統治下的無神論國家，可見更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呀！所以，其時令我眼睛一亮，生平第一次看到另一個神秘世界的真相。
再者，沈醉在書中又寫到：由於算命的說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軍統局局本部在抗戰期間使用的化名，總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來補他命中之不足。如：江漢清、汪濤、塗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便是這個原因。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是沈沛霖，因為自從用了這個化名後，他的事業便一帆風順，他破格幾年都不更換，認為與這個吉利的化名有關。他對化名的選擇很認真，有時秘書室擬好了他不同意，還自己擬了交下使用。
到一九四四年，秘書室認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當，才擬了新的化名洪淼，這比沈沛霖所含的水更多，他才答應改用。但到一九四五年底擬一九四六年化名時，他不在重慶，秘書室助理秘書袁寄濱偏不相信這些，故意擬了一個缺水而多山的化名叫高崇獄，想看看究竟會怎樣，毛人鳳也馬馬虎虎地批准了。
不料事有偶合，真是無巧不成書，結果戴笠當年就摔死，軍統也結束改編，縮小範圍，弄得許多大小特務都一直埋怨是這個化名取壞了。
正因為當年看到了這段有關戴笠飛機失事的報導，和有關戴笠算命的文字，從而奠定了自己日後向算命發展的方向，使自己能從一個認「知命者是聾饋」的人，而轉變成為一個認「不知命者如聾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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