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充當斯大林吹鼓手的高爾基

劉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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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10月10日訊】「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對於出自蘇聯作家高爾基《海燕之歌》的這句詩,很多中國人都並不陌生,因為這是大陸中學必學的「紅色課文」之一。這首散文詩表面上雖然在謳歌在海面上飛翔的海燕,不懼怕暴風雨的來臨,實則在讚美俄國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其創作的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在人間》和《我的大學》也為不少中國人所熟悉。如果說,彼時的高爾基受到共產黨的蠱惑而政治上稍顯幼稚,尚可以理解外,那麼在他看透共產黨的殘暴、批評列寧的政策而離開蘇聯後,卻再度接受斯大林的邀請回國,並自願充當斯大林的吹鼓手,就讓人鄙視其人品了。

「不合時宜的思想」

高爾基1868年出生在一個木匠家庭,4歲時父親去世,他跟母親一起在外祖父家度過童年。從10歲開始,他先後做過學徒、搬運工、看門人、麵包工人等。1884年,他開始閱讀民粹黨人著作和馬克思的著作,並對革命充滿了嚮往。

1901年,高爾基創作的《海燕》受到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的稱讚。1905年,他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蘇聯共產黨的前身,並與列寧相識,得到了其的賞識。1906年,高爾基受列寧的委託,由芬蘭去美國進行革命活動,在美國出版了長篇小說《母親》。其後,他定居在意大利卡普里島。他創作的中篇小說《懺悔》和一些文章受到了列寧的批評,因為在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人看來,其小說和文章中存在的「經驗組織」和造神論是錯誤的。

1913年,高爾基接受邀請,從意大利回國,從事無產階級文化組織工作,並主持《真理報》的文藝專欄。高爾基還多方奔走,為布爾什維克募款,甚至說動了幾個怪癖的富翁把遺產留給革命政黨,給列寧辦《火星報》提供資金。這使得一貫看不起俄國知識分子的列寧,對高爾基十分器重。列寧不止一次的說道:「高爾基和我們在一起,這好極了。高爾基是真正的革命家,他有巨大的才能。」(《列寧與高爾基》第474頁)因此,列寧不僅支持高爾基繼續進行文學創作,還鼓勵高爾基創辦報紙,為革命直接吶喊。

1917年5月,《新生活報》創辦,高爾基為其主筆,該報存活時間很短,在1918年7月即被蘇維埃政權關閉,原因是在14個半月中,高爾基的58篇刊登在「不合時宜的思想」欄目下的文章,一直在譴責革命的紅色恐怖。不過,直到1988年,蘇聯才將《不合時宜的思想》文章結集出版。

書中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爭取言論自由,是為了能夠說出和寫出真情。」儘管「真實情況確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接受的,有時真實情況極為沉重,使人直面它時會感到可怕」,高爾基呼籲:「我們需要有不怕對人們當面說出真實情況的領袖們。如果社會主義的報刊不僅揭露資產階級,而且還揭露它自己所引導的人民的話,那麼將來這報刊一定能因此獲益。不但對敵人,而且要對朋友嚴格無情。」

在這些文章中,高爾基揭露了「十月革命」後無處不在的血腥與暴力以及對知識對文化的肆意踐踏。他直言:「無產階級並沒有取得勝利,全國到處都在進行內訌性的屠殺」,「人們成群結隊的洗劫酒窖,酗酒狂飲,互相用酒瓶砸打腦袋」,「人的生命在他們的觀念裡將變得十分廉價」,「把藏書燒毀了,把鋼琴用斧頭劈掉了,把藏畫撕碎了。科學儀器、藝術品、文化用具」被看得一錢不值,「極珍貴的圖書館一個接一個地被毀壞了」。在毀壞的同時,是大規模的搶劫。「去搶那些搶來的東西」成為一種高尚的流行的口號和革命行動。

刑和殺人更是司空見慣。高爾基寫道:「日前,一些該死的聰明人宣判一名17歲的青年人從事17年的社會勞動,僅僅是因為這位青年坦白而誠實地表示:『我不承認蘇維埃政權!』」還有,六名大學生晚上從聚會地出來,就被抓進斯莫爾尼宮,第二天早上人們就在一個教堂附近發現了他們的屍體。高爾基傷心的表示:「當你看到社會主義的偉大神聖的旗幟正被骯髒的手和滿腦私利的人搶奪過去時……我就不由得想哭上一場。」。

而「所有這些行徑都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為了『社會革命』而進行的」。高爾基痛斥那些「永遠的革命者」,「他們來到人間仿佛就是為了歪曲、污衊、貶低革命思想的文化的、人文的和全人類的內涵,把它弄到可笑、庸俗和荒唐的地步。」

當高爾基看到俄羅斯水兵在報紙上公開宣稱:「殺死我們的每一個同志,我們都將以千百個富人的死作為回答」時,他發出了冷笑:「紅色艦隊的水兵們以他們措辭嚴厲的聲明承認,除了刺刀和子彈外,他們再沒有任何為社會正義而奮鬥的手段了。」他質問:「水兵先生們:君主制的野獸心理和你們的心理有什麼區別嗎?」「這是一群冷酷的狂熱分子、禁慾主義者」,無所不用其極地「喚起了人民群眾中古老而殘忍的獸性。」

高爾基還直戳「十月革命」後權力的張狂和法令的虛偽,譏諷「革命」後俄國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只是報紙上的小品文……這些法令是一些『用叉子在水面上書寫的』很不可靠的文字」,因為「在革命期間已經有一萬次『私刑』了」,比中世紀「卑鄙殘忍的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最令我震驚,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並沒有帶來人的精神復活的徵兆,沒有使人們變得更加誠實,更加正直,沒有提高人民的自我評價和對他們勞動的道德評價。」

在講述了一位出版家被監禁後,高爾基做出如下結論:「蘇維埃政權就是這樣把自己的精力耗費在煽動惡意、仇恨和幸災樂禍的感情上。」「現政權毫不理智地相信,它能夠在舊的基礎上,即在專橫和暴力之上建立新的國家制度。」他對俄國無產者大聲說:蘇維埃政權正「在把你們引向死亡,在把你們當做無人性的試驗材料使用,在你們的領袖們的眼中你們仍然不是人!」

高爾基哀嘆道:「哪裡的政治太多,哪裡就沒有文化的位置,而如果政治滲透了對群眾的恐懼和對群眾的諂媚——就像蘇維埃政權的政治具有的主要缺點一樣——那麼談良心、正義、對人的尊敬及其它的一切就完全是毫無益處的。」「在如今可怕的日子裡,良心已經死亡。」

此外,高爾基還對列寧新政權鉗制思想和言論的專制行為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明確的表示:「被迫害的思想,即使是反動的思想,也會獲得某種高尚的色彩,激起人們的同情」。他告誡列寧:「逐一殺害不同思想的人,這是歷屆俄國政府國內政策中已經驗證的老方法。」但「剝奪出版自由——這就是對身體施加暴力,而這是與民主派不相稱的。」高爾基直言自己對自由「有一種極度的飢餓感。」

高爾基對發生在眼前的一切徹底失望,他認為列寧「把自己想像成社會主義的拿破崙」,把「俄國人民做一次註定要失敗的殘酷的試驗」,「這一不可避免的悲劇並不能使列寧感到難為情」。

高爾基還表示,蘇維埃政權「在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遙遠的未來的時候,忘記了未來是用當前創建出來的。」因此「『我擔心』,這些工人中的一位寫信告訴我,『有朝一日群眾將對布爾什維主義不滿,對最好的未來永遠失望,將永遠失去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將重新把目光轉向過去……』」

高爾基的大膽言論無疑觸怒了列寧和蘇維埃政權,《真理報》對其展開了猛烈的圍剿,其後蘇維埃政權不僅查封了《新生活報》,禁演高爾基的劇本,還抄了他的家,並威脅要逮捕他的親朋好友。最終,列寧出面,建議自己曾稱之為「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傑出代表」的高爾基離蘇聯。於是,1922年,高爾基藉口出國治病離開了自己的國家。

接受斯大林邀請回國

列寧死後,繼承者斯大林為了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一方面用恐怖手段鎮壓異己,一方面收買效忠者,收買的對象是黨內高官和著名知識分子,高爾基就是其最重要的目標。斯大林向克格勃下達了讓高爾基回國的任務。

斯大林採用的手法是:先製造全蘇聯對大作家的個人崇拜,等大作家接受了這種崇拜,再讓他作為製造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領軍人物。

1928年,高爾基60大壽時,先是克格勃的頭子亞戈達組織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電報和信件發給在國外的高爾基,向其抒發崇敬和懷念之情;接著,克格勃又策劃了規模空前的60誕辰慶典,高爾基的各種照片畫像、讚美高爾基的文章充斥著蘇聯的所有媒體;最後,亞戈達向大作家轉達斯大林的提議:請高爾基務必回來擔當紅色蘇聯的精神領袖的重任,大作家將成為國內的第二號人物。

曾經看透蘇共並強烈抨擊其政策的高爾基會接受斯大林的邀請嗎?要知道,此時久居國外的高爾基已經失去了其在列寧時代的那種文壇無二主的榮譽和地位,而斯大林給予其的榮耀使其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高爾基選擇了回國。

回國後,高爾基兩次到全國各地旅行參觀,在目睹了所謂「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蓬勃景象」後,寫了長篇報告文學《蘇聯遊記》。此時的高爾基重新感受到了不盡的肉麻恭維和難以想像的特權優惠,其兒子馬克西姆憑藉父親的特權,過上了奢侈的生活,並被稱為「蘇維埃王子」。

為了進一步籠絡高爾基,斯大林加封高爾基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奠基人和最高代表」,高爾基則吹捧斯大林是「列寧的忠實的堅強的學生」,「強有力的領袖」,具有「鋼鐵意志」和「充滿智慧」的「更加偉大」的黨的領袖和「人民的父親」。從此,高爾基成為斯大林的吹鼓手,不斷重複著斯大林喜歡聽的謊言。

充當斯大林的吹鼓手

上個世紀20年代,一個犯人從蘇聯的索洛維茨島勞改營中成功逃走,並在逃亡英國後出版了曝光島上黑幕的《在地獄島上》一書,該書讓歐洲人甚為震驚。為了消除負面影響,蘇聯政府決定派一個政治上可靠且在國際上享有聲望的作家親赴島上考察,以此駁斥西方的指責。符合這兩個條件的高爾基被選中了。

在國家相關官員的陪同下,高爾基來到了索洛維茨島。在他來之前,監獄方就做了精心的安排,改變了島上肅殺的氣氛,如將島上衣衫襤褸的犯人集中起來,然後用帆布遮住。

不過,在貌似溫暖、舒適的環境中,高爾基還是看出了一些端倪。有些被安排在長椅上躺著看報紙的囚犯,故意將報紙倒拿,大概是希望以此暗示高爾基:他所看到的都是顛倒黑白的,是假的。沒有人知道此時的高爾基是如何想的,他只是默默的走到那些將報紙拿倒的囚犯身邊,將報紙正了過來。

然而,出乎監獄當局和國家相關人員意外的是,當高爾基參觀兒童教養院時,一個十四歲男孩突然從歡迎隊伍中走出,輕輕的對高爾基說:「高爾基爺爺,你看見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相嗎?要我告訴你嗎?」高爾基十分吃驚,他摒退了所有人,在工棚中單獨和這個男孩談了一個多小時。男孩將監獄中所有的飢餓、毒打和虐待全部告訴了高爾基。

當高爾基從工棚中出來時,業已是淚流滿面。隨之他被四輪馬車接到了監獄長官的別墅中用餐。在用過餐後,高爾基離開了索洛維茨島。而那個冒著生命危險將真相告之的男孩在其剛剛離開後,就被槍決了。時間是1929年6月20日。

了解了真相回到莫斯科後的高爾基,立即在蘇聯和全世界各大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文章「以雄鷹和海燕的名義」,稱蘇聯政府拿索洛維茨島來恐嚇老百姓是「毫無根據」的,「犯人們在那裡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

無疑,高爾基選擇了背棄良知。兩個很好,將當局所有的罪行統統抹去。《古拉格群島》的作者索爾仁尼琴認為,高爾基為了獲得更大的聲譽和金錢,就必須和當權者合謀,自願充當吹鼓手的角色。

《莫斯科日記》中的高爾基

1935年,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應高爾基的邀請訪問蘇聯,並見到了斯大林。在其回國後撰寫的《莫斯科日記》中,我們得以再次窺見高爾基的蛻變。

高爾基曾對不滿蘇聯公然歧視政策的羅曼·羅蘭的妻子瑪莎如此說道:「如果需要做出選擇,犧牲什麼會更好一些?少數還是多數?」從高爾基的所作所為來看,自然,犧牲少數而維護所謂「大多數人的利益」無疑是正確的選擇。良知在此似乎已成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此外,究竟由誰來判斷誰是「少數」,誰是「多數」呢?這個仲裁者可以保持公正嗎?

對高爾基的詰問,瑪莎當時的回應是:「假設是少數,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有什麼權利對想在德國人中滅絕少數猶太人的希特勒感到憤怒呢?」誠如斯言,如果以高爾基的判斷標準,希特勒也的確沒有什麼可指責的;但歷史卻表明,希特勒遭到了所有世界上正義人士的唾棄,而這恰恰是因為他背棄了人的基本良知。

結語

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去世,終年68歲。有無法證實的傳聞稱,他是死於斯大林的暗殺而非不治之症。因為那些甘心充當斯大林御用工具的人在被利用完後,大多死於非命,包括他最信任的克格勃頭子們。不過,高爾基由一個「不合時宜」的獨立知識分子變成獨裁政權的吹鼓手的過程,倒是非常值得所有專制制度下的知識分子引以為鑑的,畢竟歷史將最終給出一個真實的評價。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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