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4日訊】140年前的秋天，1860年10月，圓明園浩劫，舉世震驚，英法聯軍無疑是禍首。但是，誰先搶了圓明園？王 運說是中國人, 北京城裏的滿人和老百姓！
王 運（1832－1916）的《圓明園詞》說：“敵兵未雍門荻，牧童已見驪山火。 ”這話文謅謅的，好在附有自注，詞義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園宮，見陳設巨麗， 相戒弗入，雲恐以失物索償也。乃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爲名，遂先縱火 ，夷人還而大掠矣。”王當時剛出道，在權臣戶部尚書肅順的幕府中，北京的關係很熟 。據他的見證，當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後，最先進入圓明園盜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 ，是海澱附近的滿漢窮人。
此話關係重大，不可亂打誆語，要有根據。所以《花隨人聖庵摭憶》作者黃浚（18 90－1937）寫到這段疑案，在同意王運、稱“此說大致不謬”以後，另外還引了李慈 銘的《越縵堂日記》作旁證。
李慈銘八月二十四日（西曆10月7日）記：“聞夷人僅焚園外官民房”，還沒有大搶 。第二天形勢急轉直下，大規模的搶劫哄然而起。日記說：城外西郊，盜賊遍地。城裏 的貴族、官僚、富人紛紛害怕起來，打點細軟準備出逃。他們怕的不是洋人，而是京城 周圍的窮滿人、窮漢人。暴民們一個個手上把玩著剛從圓明園裏搶來的古董、玉器，已 經一群群地潛入城裏，準備跟在洋人後面，接著搶。
八月二十七日的情況簡直恐怖。“圓明園爲夷人劫掠後，奸民乘之，攘奪餘物，至 挽車以運之。上方珍秘，散無孓遺。”可見，等到英法聯軍正式開槍以後，北京的暴民 們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搶劫。據說河裏、溝裏都是罎罎罐罐，搬不動，扔下的。此後的幾 十年裏，圓明園裏，無有寧日。北京的老百姓，每逢動亂，或平時官兵有所疏忽，就拖 著板車奔海澱。從楠木、金磚，到石塊、瓦片，皇上的東西，什麽都往家裏搬。運氣好 的，在廢墟裏還能找到拼得起來的瓷器、玉器。民國初年的時候，王 運曾對人說：“ 圓明園毀後，周垣半圮，鄉人竊入，盜磚石，伐薪木，無過問者。”1980年夏，已經是 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學生，第一次旅遊北京，在前門附近看到從圓明園裏搬來的石條和界 碑，壘砌在街沿上。見我們南方人端詳考證的樣子，老北京得意地說：“沒錯！圓明園 的，皇上家的，”令人厥倒。
誰先在圓明園開搶，是講得清楚的。按照英法聯軍將士的回憶錄，他們是10月6日追 趕滿兵，進入圓明園的。當日，爲了戰事，在苑囿週邊燒了幾間房子。來自英法鄉下的 兵士，住在宮殿裏，眼界大開，垂涎三尺，已經在議論盜掠珍寶。但據說第一天還好， 只有幾個法國士兵拿了幾件小東西，作紀念，沒有動手，他們是在幾天後，聯軍司令部 商量後才下手的。第二天，10月7日，海澱的中國人下手了。不敢搶外國大兵佔據的宮殿 ，就搶那些無人看管的傭人、管家和太監住房。滿人入關216年，北京第一次失陷，沒了 官的北京沒人管，一下亂了，對整天垂涎著皇上生活的小民來講，無疑也算是一種解放 ，進到這平日裏的禁園張望也是享受。於是開搶，如王運、李慈銘所記。
隨軍的英國紀（Ghee）牧師說：“當我們再走近內宮時，遇見了成群打夥的中國人，搶劫他們皇帝的東西。我們檢查他們的籃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氈毯和粗布的棉 衣。他們沒有走進最好的宮殿，他們懼怕我們。”因此，外界看起來，是中國人先搶燒 圓明園。英法聯軍當然不是善類，他們早已在園內有組織有紀律地分贓、搬運、拍賣圓 明園財物，但外界不知。情況就是這樣：英法聯軍是有組織的江洋大盜，海澱的某些百 姓是散亂的刁民細賊。
說實在，多次讀到這段史料，總是不解：“首善之區”的百姓，“皇城根下”的子 民，有的還是幫著皇上統治全國人民的滿族特權分子，平時又最恨洋人，臨事不和皇上 共患難，不顯出“忠君愛國攘夷”的樣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撈便宜，爲什麽？這 樣的中國人，到底是怎麽回事？漢奸？不像。農民起義？也不像。愚民群氓京混子？他 們卻又是如此地精明地拿捏分寸，皇帝、老外都吃不了兜著。
這樣的故事，最叫人想得起另一句話：“乘火打劫。”大約是中國歷史書上，這樣 的故事太多了，才有人發明了這句妙語。秦末項羽大燒咸陽，放火的是楚兵，搶劫者中 卻一定夾有大量當地細民，不然爲什麽大火“三月不滅”。明末“闖王”李自成進北京 ，很想守住紀律不搶，也是北京城裏的當地人先搶了起來，一發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 時候，北京、南京、武漢都發生過類似事件，有人想搶。但是因爲有一批商人、政客、 士紳出面維持，不准擄掠，才是歷來的改朝換代中情況最好的一次，故宮保了下來，造 了博物院。不過，這樣的故事，還沒有離我們遠去。本世紀裏，每有“煽風點火”的群 衆運動，就有“乘火打劫”的行動者。明眼人可以數出很多次。
杜牧的《阿房宮賦》，對中國歷史上爲何不斷出現“乘火打劫”的現象解釋得最爲 生動服人。他總結秦始皇的阿房宮被焚燒的原因時，說道：“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 之心。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 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女工；釘頭磷磷，多於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 之帛縷；……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戌卒叫，函穀舉。楚 人一舉，可憐焦土。”杜牧雖爲詩人，不是理論家，但他講出了大道理：長期朕“一人 ”，宮城內外的百姓和皇帝，富貴貧賤，奢侈窮困，差別太大。沒有中間階級的斡旋、 社會關係的溝通、輿論批評的發泄，鄙野之人，平日裏固然魏闕仰望，敢怒不敢言，可 一旦有人揭竿，老實委瑣，委屈成奴的平民，必“乘火打劫”，在金鑾殿裏，九龍床上 過把皇帝癮而後快。
由圓明園的“乘火打劫”想到了北方朋友講的家鄉故事。抗戰時期，某地日寇掃蕩 抗戰村莊。日軍後面，跟著鄰村的村民。鬼子“三光”（燒、殺、搶光）之後，他們再 收撿一些破爛回家。由此又想到魯迅的《藤野先生》，那個中國人圍觀日本人殺中國人 的鏡頭。魯迅和同代人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怪其愚昧。然而，又經歷了二十 世紀這麽多的風風雨雨，我們現在應該知道：習慣性的“乘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質高 低的問題，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問題。這是一個體制問題。一個社會，一個城市，如 果總是不鼓勵市民有獨立的財産、事業、信仰和追求，沒自己的事幹，老念著、侃著、 望著皇上的生活，以此爲苦，也以此爲樂，他們的人格必然無聊卑下，行爲不負責任， 到時候就會一哄而起，成爲暴民。王運、李慈銘，還有魯迅，看到了中國人的這個毛 病，但無法下藥。不知我們這一代人能否真的多懂一點，不再出這樣的“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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