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5月08日訊】《有冇搞錯》。5月7日。
今年「五一」,香港人過了一個「屬於香港人的五一黃金週」。有香港市民解釋說,「五一」,代表「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黃」則代表親民主派、支持抗爭的「黃店」,合起來,叫作五一黃金週。
這個黃金週,有超過2300個香港小店黃店。有的商舖,主要是餐館,顧客如果喊反送中口號,或舉起五一手勢,就可以享受折扣。到5月4日,估計有超過40萬香港市民響應,創造了超過1億港元營業額。
很多「黃店」門前大排長龍,而且不是只集中在幾間有名的「黃店」。
一名家住元朗的28歲女子說,她在黃店消費更開心,「感覺大家在同一條船,身邊的人理念一致,吃飯聊天談到政治也不用顧慮。」但她也說,消費時不會只問政治立場,也會考慮品質、服務態度和店內環境等。
中聯辦5月2日以發言人名義發表文章,聲稱炒作「黃色經濟圈」,是「罔顧自由市場規則、人為製造社會撕裂」、是一種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同歸於盡)。
中聯辦的文章說,2020年全球大學影響力排行榜中,香港多家大學均有較大幅度下跌,香港大學從去年的第10位暴跌至41位。
香港大學排名下降,首先是學術自由受到壓制,大學由政府控制,而且和過去這二十年,香港大學和中國大陸的大學進行全面合作有關。這些,和反送中運動有多少關係?
中聯辦的文章還說啦,香港交通運輸、餐飲零售、旅遊服務等行業,更是慘澹蕭條,尖沙咀、旺角、銅鑼灣和中環四大核心商業區的空置商鋪成行連片,冷清場景為數十年所未見。所以它說,這是「黑暴攬炒」給普通市民帶來清灰冷灶之困苦,是愈演愈烈的「關閉潮」「失業潮」的罪魁禍首。
這個可以再搞笑一些嗎?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黑暴,今天穿了黑衫,但如果我是,我會很自豪,因為今年交通運輸、餐飲零售、旅遊服務慘澹蕭條,商業區空空蕩盪、冷冷清清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無一例外,中國所有城市都是這樣,還不止這樣,全球都是,紐約、東京、巴黎、倫敦、羅馬,我有這麼厲害?難道不該自我得意一下嗎?
是不是很搞笑?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在美國,有些店主要是白人買,有些店主要是黑人買,當然有些店主要是亞裔人去光顧。中國、香港也都是這樣的。
誰去什麼地方消費,是他的自由。
這個和言論自由一樣,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不是逼你非要說別人的話。新聞自由也是如此,媒體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是非要表達別人的觀點。
這裡說的自由,主要約束公權力,不是個人。
黃色經濟也是,沒人逼著大家非去黃店,個人消費個人選擇。只有政府,或者那些有權有錢有勢的,才會破壞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或者是市場自由。
所以,說黃色經濟破壞自由市場原則,這是典型的指鹿為馬,胡說八道,廣東話說屙不出屎賴地硬。香港經濟進入大蕭條,和全世界原因一樣,是因為武漢中共肺炎,不是別的什麼原因。
中聯辦這種顛倒黑白,胡說八道,我們一點不奇怪,因為過去七十多年,中共正常說人話的時間不多,大部分都是這麼講話的,所以大家習慣了。
再看一下,中聯辦說,一些反對派政客為在立法會選舉中多撈席位,罔顧自由市場規則,極力炒作所謂的「黃色經濟圈」,人為製造社會撕裂,不擇手段滋擾、破壞無辜商戶,是一種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
這個說到重點了。
我住的附近有一家日本餐,是著名的藍店。前些年生意一直不錯的,還要排隊。現在很慘,差不多可以說是門可羅雀。每次經過我都會看一下裡面,大部分時間只有兩三個客。店員要開始在門外派傳單,給折扣,但沒什麼用。
其它的,香港有一個很有名的金鋪,滿街都是他們家的,老闆不提名字了,反正是著名親共的商人。這些天每次經過,看進去都沒有客人。還有名牌店、奢侈品店、化妝品、藥店什麼的,生意確實很差。不過這些店,都是做遊客生意為主,疫情之下,遊客基本上都沒有了,當然生意受損,和反送中沒有什麼關係,和黃色經濟圈更是絲毫沒有關係了。
比如澳門,上個月整個月賭場只有7億多生意,比去年一天的生意還少,難道是黃絲不去賭博造成的嗎?中聯辦是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呀?
我們說黃色經濟圈的興起,是中聯辦關注的重點。因為中聯辦,或者咱們乾脆叫他們香港市委吧,名正言順好不好,他們所有的既得利益,和藍絲藍店密不可分。那些大富豪,李嘉誠這種級別的,香港市委拿他們其實沒什麼辦法,也惹不起,因為這些人在北京、在中央都有自己的門路,後台有時候可以很硬的。但那些小富豪,餐館、出租車公司、中小型的房地產企業、中小商家,這些才是中聯辦,也就是香港市委的主要財源。
有點像是中國大陸城市,大的中央級企業,根本可以無視本地政府,所以本地政府通常會大力支持本地中小企業,當然中小企業也要投桃報李,大家一起悶聲發大財。
中聯辦也好,港澳辦也好,本地中小藍色企業是他們的重點。所以香港的黃色經濟圈,就踩到中聯辦他們的尾巴上了,他們大聲喊叫起來是不是就正常合理了。
其實,要說把經商、企業和經濟染上政治顏色加以區別對待,中共是擅長,也最經常使用。過去十年,中共煽動的制裁和杯葛外國貨,起碼有好幾次吧。日本、韓國、美國、法國、印度、台灣都被制裁杯葛過,連什麼都製造不出來的菲律賓,也被杯葛他們的香蕉。
前兩年,每次都有外企網站因為把台灣、香港列在其它國家中,遭到中共嚴厲批判,包括航空公司在內,很多企業都會道歉,改網站。
而且,大部分時候,不是顧客杯葛,而是中國政府直截了當切斷他們的生意。說「罔顧自由市場規則、人為製造社會撕裂」,這個世界上還有人比中共更嚴重的嗎?
中資企業媒體的廣告,有一次上過《蘋果》、大紀元這些媒體嗎?
去年,賣瓶裝水的寶礦力,從TVB撤了廣告。梁振英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發文:「呼籲全國消費者,全面抵制寶礦力。」他說的全國,當然是大陸了。
梁振英一直和《蘋果日報》打仗。他每天在臉書上公布《蘋果日報》的全版廣告商的名稱,向廣告商施壓。如果《蘋果》當天沒有全版廣告,他會發文消遣。
還有人組織團隊,專門打電話去《蘋果》的廣告客戶那裡,當然這種待遇,大紀元已經「享受」了十多年了。
這是不是撕裂社會?是不是肆意破壞自由市場原則?
梁振英是政協副主席,屬於國家領導人,他是代表他自己呢?還是代表中共在香港撕裂社會?
當時這個TVB的廣告風波,中共直接控制的《文匯報》,引述那些親中商家,說了很多好笑的話。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說,在面對政治事件上,企業受壓或偏幫「對社會已造成很壞的影響」。香港鑽石總會胡劍江說:利用抽廣告手段去針對本地傳媒機構,行為等同攻擊,實屬不義。
梁副主席,一直都在撕裂社會,是不是影響很壞?等同攻擊?實屬不義?
別說媒體了。
我有一個朋友,是香港居民。他捐錢給和法輪功有關的神韻藝術團,這位朋友不是法輪功,起碼捐錢的時候不是,只是覺得神韻演出非常漂亮,推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他很喜歡。
結果他回大陸的時候被抓起來了。因為他有和大陸做生意,所以共產黨拚命找他的紕漏,最後硬是做假證,砌他生豬肉,說他偷稅漏稅、罰款,然後判刑五年,在大陸坐了五年監獄。
香港大紀元有工作人員,除了(在)大紀元(工作)還做些生意。前年,一個大陸生意人,因為和她做生意被調查,後來跑去國外了。這是不是製造社會撕裂?
2016年到2018年,我還在自由亞洲電台工作,派駐香港。我們在灣仔的辦公大樓到期,到處去找新辦公室。記得我們看中一個地方,價錢、地點都很合適,租約簽下來,最後被那個大業主否決了。那個大業主是中共的政協委員,一看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嚇得趕快找個理由反水。這個壓力是哪裡來的,我們給足租金,而且因為不受市場波動影響,租金非常有保障,風險比一般商業機構小多了,他為什麼不敢租給我們?怕什麼?是誰罔顧自由市場規則?
香港各個社區,各個屋村裡面,政治人物、議員,包括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辦公室,建制派的就容易租到,泛民的就難租到,是誰在分顏色?誰肆意撕裂社會?
去年,有一間網媒《寒冬》(Bitter Winter)報導說,廣東省內,對於和香港客戶來往的中小型企業,展開了嚴格的政治立場審查,以防港獨分子和這些企業勾結。但不少大陸公司卻認為,中共這樣嚴格的維穩審查措施,才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損失。
報導引述大陸沿海地區一間廠商的員工指,今年10月該廠曾被公安查問有關香港客戶的姓名、年齡、地址、政治立場、貨物狀況等資料,「我問為什麼小廠也要查?警察說大企業都有黨支部,一舉一動都被政府盯著,小廠反而很難監管,因此才要這樣查。」他還表示,公安還拿走了該廠從6月開始接到的所有訂單記錄,而6月正是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的時候。
該名員工又透露,他和香港人接觸過後,總感覺香港民主運動和政府對外宣傳的內容並不一樣,而且香港人在討論到這件事時總是很小心,雖然聽得出來是支持抗爭活動的,但不敢說得太白以免被中共報復。
另一名在廣東做生意的張女士表示,中共針對香港的穩控措施令一些有涉港業務的商戶蒙受損失。從6月開始,她數次透過香港一間銀行給客戶轉帳,卻因手機收不到來自該行的驗證碼,無法轉帳。銀行方面表示,很多客戶都遇到了同樣的情況,該行正常發出驗證碼,但被大陸電信公司封鎖。
張女士說:「由於錢款沒有及時轉出,客戶對我們不太信任了,要求我們先轉帳過去,才願意跟我們交易,這給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真搞不懂驗證碼又不是敏感訊息,為什麼要屏蔽?」
另外,由於海關針對出口香港地區的貨物強加查驗,導致發貨速度明顯變慢,各個環節下來,客戶要延遲一週才能收到貨,這也讓他們這類小商店生意越來越難做。
曾在東莞設廠、現已將生意遷往柬埔寨的香港廠商兼網台時事評論員傑斯,接受香港《蘋果》電話訪問時指出,有關大陸公安向廠家查問香港客戶資料的傳聞相當可信,因為大陸公安一向都是這樣做事,並指此舉不外是要恐嚇大陸的廠商不要隨意接單,以及透過不同管道「收集資料」。就像過去每逢香港爆發社會運動、紀念六四或5年前的雨傘運動,一些被懷疑用作抗爭或宣傳的物品訂單,大陸有關部門都會特別感興趣,想追查訂貨的背後團體或組織底細。
中共過去二十年發明了新的鎮壓和所謂維穩新模式。簡單說,就是政治問題經濟解決,經濟問題政治解決。
什麼意思呢?就是如果這個人政治上有問題,因為太敏感,不好說,就找一個經濟問題或者治安問題,比如偷稅漏稅,或者比如說什麼嫖妓,抓起來判刑。
但一個人是經濟問題,比如拆遷不接受賠款,認為太少,或者是做生意發生糾紛,和官方鬧起來了,那就安上一個政治罪名,比如接受境外媒體採訪了,那就是洩露國家機密,如果拿了別人的救濟,那就是被境外勢力收買,勾結了境外勢力,抓起來判刑。
在中國大陸,沒有什麼純粹經濟學,都是政治經濟學。因為馬克思主義,這兩個是一個東西,一個是上層建築,一個是經濟基礎,分不開。所以共產黨在此處理問題的時候,一定是合起來一起處理的。
中共鎮壓法輪功,提出三個目標:名譽上搞臭(這是宣傳),經濟上搞垮(這是經濟),肉體上消滅(這就是直接暴力)。從來不分的,從來沒有分開過。
所以中共對政治和經濟的聯繫極為敏感,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這樣做的,知道經濟上的影響力,對政治可以產生多大的作用。
中共這種破壞自由市場原則、撕裂社會的政策,中共在大陸已經執行了70多年了,在香港同樣做了70年了,97前這麼幹,97後同樣這麼幹的,以後中共也好,港共也好,會一直這麼做下去。
但它不希望香港市民這麼做,因為一旦有了黃色經濟圈,就有了所謂經濟基礎,抗爭和抗議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經濟支援,就不會這麼容易被壓制下去。
這才是中共最擔心的。套用毛主席的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看來,黃色經濟圈,香港人是選對辦法了。
責任編輯:連書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