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馬克思、共產黨及其文化思想的死敵弗格林的思想歷程(一)

——節自《極權主義世紀的孤行者弗格林》一書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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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9月12日訊】生於1901年逝於1985年的弗格林的重要性不是由於他生前的名聲及社會影響,而是因為他一生討論的問題,以及對於這些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的方向和深度,就為此,任何嚴肅地討論當代問題的學者都無法繞過他。

弗格林經歷了上個世紀初,近代所經歷的最劇烈的思想及社會變化,最繁榮的思想及科學發展時期,以及各類思想及藝術家讓人應接不暇、星漢燦爛的階段。他成長在當時歐洲的中心,各類思想的中心,自由主義的中心——維也納;他在二十歲到三十歲的十年間遊走於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各著名學苑。

弗格林的思想研究從威脅到人類生存的兩次大戰,極權主義等政治災難問題出發,追尋到羅馬化運動帶來的意識形態問題,並進一步深入到宗教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文化和人類社會發展的關係,所出現的問題。

為此,弗格林的思想歷程不僅是理解百年來人類思想史的綱要,而且可謂是一個非常具體、有深度的案例。如果一個研究近代西方,甚至可以更廣義地說研究人類近代思想史的學者不知道、不了解弗格林,那就是不可原諒的無知。

筆者對於弗格林的研究介紹的特點是,從人們最關心的政治問題出發,以認識論及方法論問題為基礎、為坐標,力圖把弗格林的探索重新再現在這個思想及問題的坐標上。

筆者從來認為,晦澀、昏話不是哲學的特徵,而只表明自己沒有想清楚。由於筆者繼承的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傳統,因此讀者在這個介紹中可以期待看到:盡可能地簡單、清楚、言之有物,而非語焉不詳的描述。

——引自作者《極權主義世紀的孤行者弗格林》一書寫作後記

1. 概述——讓西方社會及學界感到陌生的名人

2. 啟蒙與羅馬化運動對抗漩渦中的維也納

3. 走向學術研究的道路

4. 弗格林對馬克思納粹及其意識形態的憎惡

5. 在逃離與返回歐洲的生涯中對政治宗教問題的繼續研究

6. 弗格林精神思想氣質軼事

1. 概述——讓西方社會及學界感到陌生的名人

在介紹及研究弗格林及其思想的時候,直到如今,竟然絕大多數的書及文章不約而同地開章明義地提到,埃里克‧弗格林,對於德國人來說,是一位人們雖然熟知他的名字,但是對他卻很不了解、甚至可以說感到陌生的學者。這個陌生不只是指他的學術思想,而且包括他的氣質和脾性。(注13)

這位一九〇一年出生於德國科隆的日耳曼人、〇九年移居奧地利,在那裡成長學習工作到一九三八年,由於受到希特勒納粹的威脅而流亡並且移居美國,其後在五十年代末期返回德國執教,並且由他一手主持在慕尼黑大學建立了政治研究所。他在慕尼黑工作了十年,教授學生,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到各個大學、各個地方演講交流,發表出版各種學術論文、文章及書籍。他的課在大學可謂非常著名,著述的問題和思想常常引起爭論,但是對於德國社會、學界,乃至政治學領域來說,弗格林的名字卻竟然一直到今天還被研究者、媒體稱為「讓人感到陌生,乃至格格不入」。活著的時候,他甚至由於在德國落落寡合,感到非常不適應,因此最後在六八年退休後又再次離開德國,返回美國,並且在美國度完餘生。

德國研究弗格林的專家,他的思想評傳的作者漢克爾認為,這種陌生,大約可以說有幾個理由:

其一,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德國人,而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他公開地承認自己認同美國的政治文化。與此相反,對於德國的政治文化乃至德國學術,他卻感到陌生而遙遠,甚至可說是站在它們的對立面。

其二,他的主要的著作,如《秩序和歷史》等都是用英文寫作的,後來被別人翻譯成的德文。

第三點,可能是由於他在德國工作的時候,對德國現實的政治尤其是德國歷史問題,他都是持有明確、強烈的批評態度。而這使得他不可能在德國學界及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事實上更嚴重的是,除了他的思想在德國社會及學界產生的反響很小外,他在一九六四年在慕尼黑大學夏季學期開始的課程《希特勒和德國人》,使得他的很多同事直接拒絕了他。由於他的這種對待德國歷史的批評性的討論讓很多人極為不高興,因此致使德國的右翼保守主義群體和保守的知識分子共同形成了一個專門反對他的陣線。這種衝突使得他的這個課程儘管已經和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但是在當時竟然最終還是沒能得到出版。(注14)

弗格林在德國幾乎沒有產生影響的原因,在內容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面說的那些事情中直接或間接包含的內容的因素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因為它缺少對於德國社會當時正在關心的問題的關注及討論。造成這點首先因為他的專業是政治學,可他探究關心及涉及的範圍確實遠遠不止政治學,而是過分的廣泛。這些內容橫跨古今深奧的歷史學、哲學、神學、社會學和法學。而這就造成了不僅準確及深刻地把握不同學科是困難的事情,而且讓這些學科的思想和方法自洽並且適當地進入到政治學的分析中,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與此平行的是,弗格林及其著述對於同時在德國政治學領域中關注及爭論的問題卻幾乎沒有介入。儘管他所涉及的問題更多的是神學、哲學和歷史領域,然而就是在這些領域,他提出並討論的問題也不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其次,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弗格林的思想及研究之所以被人們認為尖銳,一方面是因為他對於黑格爾和馬克思的非同尋常地否定性的批評,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對於實證主義的徹底的否定。他認為波普的批評的理性主義是在學術上毫無用處的意識形態。為此,在六十年代初期在德國開始的有關社會科學研究的討論中,他就把自己直接地置身於局外。(注15)因為在他看來這是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爭論,和學術毫無關係。而這就是導致他和學界關心討論的問題格格不入的第三點,他認為政治哲學的核心是政治神學!這種思想,在德國始自五十年代末期的,正在充分展開的有關經驗主義的社會學研究及其引發的有關形而上學問題的辨析的討論中,當然就立即從根本上受到懷疑。

弗格林名聲的鵲起始自美國,在歐洲則是在意大利,由於六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再次興起,及其傳統宗教生活對它的反彈及對抗。在德國他被開始引起討論則是因為八十年代初期起,過去二十年由波普帶入的關於方法論、認識論問題的討論及強調,開始受到辯駁,更由於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對現代社會的意義提出質疑,並且導入了所謂「後現代」這個術語。與此同時人們對於「意識形態化」的思想的懷疑及討論也更加深入,這才使得德國人逐漸開始更多地想到弗格林曾經對這兩個問題提出過的看法。

所有這些,由於一九八九年柏林牆的倒塌,歐洲政治及社會形勢的巨大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人們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再次討論及反省,使得人們在極權主義及二十世紀的歷史的研究方向上,進一步更廣泛地意識到弗格林的討論。它對於重新理解歷史可能會開啟一個新的不同的、更有成效的方向。為此,九十年代後,弗格林的影響在德國逐漸開始到達了前所未有的狀態。伴隨二〇〇一年他的百年誕辰及他的著述德文版的不斷出版,很多學者,尤其是弗格林當年在德國的學生開始越來越多地介紹和討論弗格林的思想。這使得弗格林的母語地、出生地德國,成為研究和介紹弗格林的又一個最重要的地區。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弗格林的思想的流行及受到人們尤其是學界廣泛地認識及介紹。

2. 青少年時期的政治社會影響及大學生活

弗格林一九〇一年一月三號生於德國文化名城科隆,原名為Erich Hermann Wilhelm Vögelin,移居美國後他就一直使用英文字母拼寫為Voegelin。他的父親奧托‧弗格林(Otto Voegelin)是建築工程師,母親是家庭婦女。一九一〇年,九歲時隨父母搬家到母親伊莉薩白(Elisabeth)的出生地,奧地利的維也納。那個時候,維也納是哈布斯堡王國(Haus Habsburg)的中心,堪稱為歐洲最大的都會城市之一。在這個城市中集中了各種豐富多彩、充滿矛盾,甚至堪稱為混亂的文化現象及人群。城市的空氣中瀰漫著自由主義信念、保守狂熱的宗教信仰,革命和反革命的激情——從教權主義(klerikalismus)到自由主義,從羅馬化運動(Romantik)的反動思想到各類現代及啟蒙思想。維也納,不僅在大學內而且整個城市都充滿了讓人非常興奮激動的知識氣氛,它吸引、融合、混雜了當時在歐洲的政治文化及科學中存在的各種傾向及代表人物。

儘管上個世紀的初期在歐洲此起彼伏的革命、政權交替、不同性質的戰爭,最後甚至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到處充滿威脅性的厄運,政治疑問無處不在。然而,這一時期對於思想者和夢想者來說,還是存在著相當大的生存和思想的空間。這種緊張複雜、矛盾叢生的氣候對少年時代的弗格林的思想及精神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並且打下深刻烙印。

在這些著名的人物中,必須提到的是,有充滿自由色彩的現代經濟邊界效用理論的創始者之一的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1840- 1921),歐根‧博姆-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保守的國民經濟學家、哲學家奧特瑪爾‧施潘(Othmar Spann,1878-1950),以及當代最著名的哲學流派,以石里克(MoritzSchlick,1882-1936)、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和紐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為代表的維也納學派。

回顧弗格林青少年時期的維也納的思想和精神氣氛,首先必須要提到的是啟蒙運動和羅馬化運動的激烈的對抗。發生於十七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不僅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而且為歐洲帶來社會及政治生活的巨變。為此,它激發了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強烈反彈和反動,而在十八世紀末葉在歐洲產生了對抗啟蒙運動的羅馬化運動。這個起自十八世紀末葉的羅馬化運動同樣為歐洲帶來其獨特的文化、社會及政治的後果。取代教會國家的發生於十九世紀的歐洲近代世俗國家的形成,各種帶有濃烈的經院哲學色彩的觀念論雨後春筍般地產生,都是羅馬化運動直接的、典型的結果。為此,在啟蒙運動發生三百年後,羅馬化運動發生一百年後,作為歐洲中部,文化、政治中心的維也納自然也就成了這兩個影響近代的潮流直接碰撞的舞台。它使得我們認識、描述弗格林青少年時代所受到的影響,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離不開這兩種思想運動。維也納甚至可以說集中了所有當代這兩種思想傾向的代表人物。

啟蒙運動和羅馬化運動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維也納的文化思想領域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種傾向的群體,第一,繼承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第二,羅馬化運動激發出來的宗教保守派、原教旨主義者、復古人士,第三,羅馬化運動激發出來的各類世俗宗教思想及政治群體人士。這三種傾向的思想家及群體不僅在觀點、內容上截然不同,而且在認識論及方法論上也有著極為顯著的帶有自己的歷史淵源性的特點。而這對於要想準備理解及把握弗格林的思想,了解他的觀點及探究各自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來源是非常必要的。

為此,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把握當時維也納的文化氣氛的特點,人們首先應該看到的是,當時的維也納,儘管溶有各種傾向及現象,但它是歐洲自由主義的中心——來自古希臘的啟蒙主義思想是它的主流思想傾向。而我們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在兩次大戰間的維也納受到康德後的德國羅馬化運動的謝林、費希特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影響不多。這也就是說,當時的維也納更多地平行於巴黎和倫敦,而不是柏林,它更多地朝向文藝復興後的近代歐洲的啟蒙主義的傾向,而不是德國羅馬化方向。

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談到那個時期的維也納的學術思想,就一定要談百年來最有影響的哲學流派——維也納學派。它在文化思想上,是那一時期對於奧地利和維也納來說一個具有標誌性的的思想流派,而這就決定了我們了解生長於這個城市的文化中的弗格林,他的思想的形成和這一流派,以及作為這一流派標誌的經驗主義的哲學思想的關係,無論直接還是間接,正面還是反彈,都對於認識弗格林的思想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因此,特別是對於中文界,首先必須清楚維也納學派所獨具的特點,而這就是我們判斷維也納主要傾向的基礎。

對於那一時期的維也納學派,這一學派的主要成員紐拉特曾經談到它的兩個特點,第一個是它和那一時期流行於德國的思想的關係,第二個是它在歐洲思想潮流中的傾向。

對於前者,紐拉特曾經談到,維也納流行的是反對那一時期德國的唯心主義的傾向。他在談到康德時說,當時維也納的教會和宮廷都拒絕把已經成功地統治了普魯士思想的康德學說後的思辨的唯心主義哲學當作法國革命的結果來接受。他們更多地傾向於這類康德哲學的反對者。(注16)

對於第二點,紐拉特則認為,英國和法國思想家對於奧地利的影響更大,而不是康德後產生的德國唯心主義傳統,如謝林、費希特和黑格爾。在奧地利文化思想的走向,亦如當時平行於柏林的華沙、劍橋和巴黎,為此,紐拉特稱維也納的思想精神是真正的歐洲式的,而不是德國式的。

一個泛泛的知識空氣並不能夠充分準確地解釋一位知識分子的某些具體的思想究竟是受什麼影響產生的,為此需要我們更為具體地來尋找和弗格林的一些觀點可能有關聯的當時當地的一些情況。但是,弗格林和德國唯心主義及新康德主義,包括後來他和他的純粹法學學說中具有新康德主義傾向的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1881-1973)的疏遠,維也納的空氣可能起到很大作用,尤其是對於他對黑格爾的激烈反對態度。

我們現在可以肯定地、準確無誤地把握到的是,到一九一九年弗格林進入大學前,他所受到的影響及傾向是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即我們前面所說的維也納文化空氣中瀰漫的第三種傾向,羅馬化運動中的世俗宗教傾向,各類觀念論及其群體人士。

弗格林後來在他的自傳中非常明確、清楚地記述了他即將進入大學那一年思想上的變化。如他在自傳中所寫的那樣,在這個時候的弗格林,對於未來,他已經把目光投向了科學研究。在他還在高中的時候,尤其是在高中畢業後,直接進入大學前,他就對馬克思的思想及其「方法」產生了抗體。對此,他寫道:

「在中學畢業和進入大學學習之間的那個秋季,由於我剛剛被俄國革命燃燒激發起興趣,仔細閱讀了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儘管此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它,但是我居然立刻就相信了讀到的東西。這樣的事情上在我也就只此一次了。我必須承認,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到十二月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到聖誕節,我所有的興奮之情就都煙消霧散了,因為在這中間我參加了一個包括經濟學理論史的經濟學理論課程,於是我立刻就看到馬克思錯在了什麼地方。從此,馬克思主義對我來說就再也沒有成為問題。」(注17)

這兩個月形成的思想成為了他一生思想的基礎之一。弗格林後來不止一次地重複了這個看法,「馬克思主義在科學學術上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是知識分子中的騙子」。(注18)這後一句話,甚至成為弗格林的一生最具有代表性的名言——在德國談到弗格林人們立即就會想到這句話。

3. 走向學院式學術研究的道路

正是在這樣一種氣氛下,弗格林一九一九年開始了他在法學系的研究生生涯。由於他很早就確立要走一條科學研究之路,因此在他進入大學後充滿饑渴地涉獵了很多領域,他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大學法律和國家科學科目註冊。他研究的是與國家學說相聯繫的法理學,自然他的選課也包含國民經濟學和社會學等。三年後完成有關國家問題的博士論文。他的兩位指導導師非常有名,一位是漢斯‧凱爾森,奧地利最著名的國家法專家,也是奧地利憲法之父。另外一位是國民經濟學和社會學家奧特瑪爾‧施潘。這兩個人對於弗格林未來的學院式的研究工作基本的方法及知識結構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作用。

關於凱爾森,弗格林在後來在自傳中寫道,「如果用我的回憶來說,他令我著迷的是,在他對於一些重大的法律問題描述,他的分析的精確性。」但是,幾年以後弗格林就和他的老師,新康德主義者,《純粹法律學》的作者凱爾森拉開了距離,「我之所以和凱爾森拉開了距離是因為在他的《純粹法律學》中顯現的意識形態因素。……」(注19)

在弗格林來說,不僅在他的著述中,而且在他的個人生活中都能夠看到那一時期維也納的知識環境對於他的影響。這尤其表現在對於涉及到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及自由主義,以及對於與由此而產生的羅馬化運動所具有保守傾向的懷疑的看法上。

弗格林自己曾經描述過他在維也納的時候所參與的知識活動,所接觸到的學者及群體。但是這個描述沒有提到任何有關當時最著名的維也納學派的情況,而非常多地提到的是當時在維也納活躍的其他的一些團體和人。他們當然也是當時維也納知識空氣中的一部分。這其中最主要被他提到的是施潘、凱爾森和路德維希‧馮‧米瑟(Ludwig von Mise)的私人研討班。這個私人性聚會的研討班每月一次,討論不同的題目,直到一九三八年初才不再舉行。為此可以說它也是當時維也納的一個精神思想學派。對此必須提到的是,當時在維也納知識圈子中和這個組群的人有著直接關係的另外一些人,例如國民經濟學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許茨(Alfred Schuetz,)、法學家菲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藝術史家約翰內斯‧魏爾德(Johannes Wilde)、心理學家羅伯特‧威爾德爾(Robert Waelder)、歷史學家弗里德裡希 馮 恩格爾-楊諾斯(Friedrich von Engel-Janosi)。這些個精神思想圈成為學生們經常拜訪的地方。弗格林直到最終離開奧地利之前一直經常地訪問這些地方。他和那一時期的朋友也始終保持著聯繫,並且留下很多和他們討論具體的學術及哲學問題的文獻。據這些圈子中的一個成員多年以後回憶說,弗格林是那些個圈子中少有的一個幾乎可以說是天才的人物。(注20)

儘管弗格林在那段學習時期並不只是沉溺在學術圈子裡,他甚至在一九二一年到二二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停留了相當多個星期,但是他還是在一九二二年完成了政治學博士學業。對於他的這一學業結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題目是對於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的關於個體性的社會學與施潘的普遍性的社會學說的比較研究。但是這個論文至今沒有發表過。據說是因為他的兩位博士導師,施潘和凱爾森,在學術問題上是直接對立的。

一九二二年他在施潘作為出版人之一的刊物,《國民經濟學和社會政治期刊》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一九二二年到二三年冬天,弗格林到柏林一學期繼續他的學業。在柏林他選修了古代史家愛德華‧邁爾(Eduard Meyer)的課。其後一九二四到二七年,他作為奧地利第一位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獎學金贊助的學者,到美國進行了兩年的訪問研究。在這一期間他前後短期訪問了哥倫比亞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哈佛大學。這對他以後的發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後來在自傳中寫道,

「在美國的兩年給我心智發展帶來巨大的突破。……簡略說,就是我發現了一個世界,這裡是另一個世界,在這裡看我曾經成長的世界,在知識上、道德上和精神思想上都無足輕重了。應該存在著不同的互相併列的世界,這個想法對我產生了一個深刻的影響。這個經驗使我超越了中歐乃至整個歐洲帶給我的地域主義,並且沒有使我陷入美國的地域主義。」(注21)

在美國的兩年的獎學金生活中,弗格林發現進入盎格魯美利堅歷史、文學、傳統,以及法學系統的途徑。這在其後在他的工作中伴隨了終生。對於政治學者弗格林來說,英國和美國是「作為現代社會的理性化秩序的典範。」(注22)

回到歐洲後他緊接著又到法國巴黎的索邦大學進行了一年的訪問。在巴黎停留期間他了解學習了法國文化和法語,甚至通過認識了很多俄國移居到法國的移民學習了俄語,其程度居然能夠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關於他對美國的兩年訪問,弗格林後來說,這使他在知識生活的發展中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並且由他在美國的研究開始了他的升等論文《關於美國精神的形式》。(注23)

一九二八年弗格林完成了他的升等論文。一九二九年,他到海德堡大學,在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868-1958)和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那裡進行了一學期的學習研究。在這一年,他成為維也納大學國家學和社會學的編外教師,從此他結束了青年時代的遊學生涯。

反觀早期弗格林接觸了大量的不同的學者,這些學者對於他的思想的形成產生了不同形式及性質的影響。其中最早及與他有最直接關係的是施潘和凱爾森。但是研究弗格林的學者一般認為,這兩個人在研究方向上和內容上對弗格林的影響都不大,尤其是凱爾森。凱爾森的新康德主義傾向、實證主義的氣質和弗格林可說是格格不入,甚至直接是弗格林的否定性的批評的對象。所以研究者認為,他們的影響是氣質和方法上的。

研究者認為,在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科學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一種理論而拒絕它的辨析中,讓人們看到他受到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影響。對此他自己也承認過韋伯對他的影響。

「……韋伯通過他的比較知識學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個對我個人的影響就是,韋伯讓我永遠明白,在社會學或者政治學領域中,如果一個人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他才能夠成為一位富有成效的學者。這意味著,人們學習比較文化史學時不僅要了解現代文明,而且要了解中世紀和古代的文明,……不僅西方文明,而且還有近東和遠東。」(注24)弗格林的研究者認為,這意味著,在二十年代,弗格林就認識到,「比較知識學是學術研究工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注25)

對於弗格林所受到的當代思想家的影響,研究弗格林的學者認為,一九二四年到二六年他在美國的時候還受到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歐文‧埃德曼(Irwin Edman,1896–1954))、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社會學家亨利‧吉丁斯(Henry F. Giddings,1855-1931)以及經濟學家和社會哲學家約翰‧羅傑斯‧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1862-1945)的影響。他聽過這些人的課。沒有聽過課但是對他有相當影響的有哲學家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和哲學家、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 1910)。他在法國的時候則是受到法國的新托馬斯主義者安東尼‧塞爾迪蘭格斯(Antonin G. Sertillanges,1863-1948)、馬利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吉爾松(Etienne Gilson),以及哲學家博格森(Henri Bergson)的影響。研究者認為,弗格林對於現代社會的極為保守的看法受到了馬利坦及新托馬斯主義很大的影響。

2020. 8,德國‧埃森

(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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