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9月12日讯】生于1901年逝于1985年的弗格林的重要性不是由于他生前的名声及社会影响，而是因为他一生讨论的问题，以及对于这些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的方向和深度，就为此，任何严肃地讨论当代问题的学者都无法绕过他。
弗格林经历了上个世纪初，近代所经历的最剧烈的思想及社会变化，最繁荣的思想及科学发展时期，以及各类思想及艺术家让人应接不暇、星汉灿烂的阶段。他成长在当时欧洲的中心，各类思想的中心，自由主义的中心——维也纳；他在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年间游走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各著名学苑。
弗格林的思想研究从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两次大战，极权主义等政治灾难问题出发，追寻到罗马化运动带来的意识形态问题，并进一步深入到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出现的问题。
为此，弗格林的思想历程不仅是理解百年来人类思想史的纲要，而且可谓是一个非常具体、有深度的案例。如果一个研究近代西方，甚至可以更广义地说研究人类近代思想史的学者不知道、不了解弗格林，那就是不可原谅的无知。
笔者对于弗格林的研究介绍的特点是，从人们最关心的政治问题出发，以认识论及方法论问题为基础、为坐标，力图把弗格林的探索重新再现在这个思想及问题的坐标上。
笔者从来认为，晦涩、昏话不是哲学的特征，而只表明自己没有想清楚。由于笔者继承的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传统，因此读者在这个介绍中可以期待看到：尽可能地简单、清楚、言之有物，而非语焉不详的描述。
——引自作者《极权主义世纪的孤行者弗格林》一书写作后记
1. 概述——让西方社会及学界感到陌生的名人
2. 启蒙与罗马化运动对抗漩涡中的维也纳
3. 走向学术研究的道路
4. 弗格林对马克思、纳粹及其意识形态的憎恶
5. 在逃离与返回欧洲的生涯中对政治宗教问题的继续研究
6. 弗格林精神思想气质轶事
1. 概述——让西方社会及学界感到陌生的名人
在介绍及研究弗格林及其思想的时候，直到如今，竟然绝大多数的书及文章不约而同地开章明义地提到，埃里克‧弗格林，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位人们虽然熟知他的名字，但是对他却很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感到陌生的学者。这个陌生不只是指他的学术思想，而且包括他的气质和脾性。（注13）
这位一九〇一年出生于德国科隆的日耳曼人、〇九年移居奥地利，在那里成长学习工作到一九三八年，由于受到希特勒纳粹的威胁而流亡并且移居美国，其后在五十年代末期返回德国执教，并且由他一手主持在慕尼黑大学建立了政治研究所。他在慕尼黑工作了十年，教授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到各个大学、各个地方演讲交流，发表出版各种学术论文、文章及书籍。他的课在大学可谓非常著名，著述的问题和思想常常引起争论，但是对于德国社会、学界，乃至政治学领域来说，弗格林的名字却竟然一直到今天还被研究者、媒体称为“让人感到陌生，乃至格格不入”。活着的时候，他甚至由于在德国落落寡合，感到非常不适应，因此最后在六八年退休后又再次离开德国，返回美国，并且在美国度完余生。
德国研究弗格林的专家，他的思想评传的作者汉克尔认为，这种陌生，大约可以说有几个理由：
其一，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德国人，而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他公开地承认自己认同美国的政治文化。与此相反，对于德国的政治文化乃至德国学术，他却感到陌生而遥远，甚至可说是站在它们的对立面。
其二，他的主要的著作，如《秩序和历史》等都是用英文写作的，后来被别人翻译成的德文。
第三点，可能是由于他在德国工作的时候，对德国现实的政治尤其是德国历史问题，他都是持有明确、强烈的批评态度。而这使得他不可能在德国学界及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事实上更严重的是，除了他的思想在德国社会及学界产生的反响很小外，他在一九六四年在慕尼黑大学夏季学期开始的课程《希特勒和德国人》，使得他的很多同事直接拒绝了他。由于他的这种对待德国历史的批评性的讨论让很多人极为不高兴，因此致使德国的右翼保守主义群体和保守的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专门反对他的阵线。这种冲突使得他的这个课程尽管已经和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但是在当时竟然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出版。（注14）
弗格林在德国几乎没有产生影响的原因，在内容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事情中直接或间接包含的内容的因素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因为它缺少对于德国社会当时正在关心的问题的关注及讨论。造成这点首先因为他的专业是政治学，可他探究关心及涉及的范围确实远远不止政治学，而是过分的广泛。这些内容横跨古今深奥的历史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和法学。而这就造成了不仅准确及深刻地把握不同学科是困难的事情，而且让这些学科的思想和方法自洽并且适当地进入到政治学的分析中，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与此平行的是，弗格林及其著述对于同时在德国政治学领域中关注及争论的问题却几乎没有介入。尽管他所涉及的问题更多的是神学、哲学和历史领域，然而就是在这些领域，他提出并讨论的问题也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其次，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弗格林的思想及研究之所以被人们认为尖锐，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非同寻常地否定性的批评，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于实证主义的彻底的否定。他认为波普的批评的理性主义是在学术上毫无用处的意识形态。为此，在六十年代初期在德国开始的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讨论中，他就把自己直接地置身于局外。（注15）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和学术毫无关系。而这就是导致他和学界关心讨论的问题格格不入的第三点，他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政治神学！这种思想，在德国始自五十年代末期的，正在充分展开的有关经验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及其引发的有关形而上学问题的辨析的讨论中，当然就立即从根本上受到怀疑。
弗格林名声的鹊起始自美国，在欧洲则是在意大利，由于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再次兴起，及其传统宗教生活对它的反弹及对抗。在德国他被开始引起讨论则是因为八十年代初期起，过去二十年由波普带入的关于方法论、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及强调，开始受到辩驳，更由于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提出质疑，并且导入了所谓“后现代”这个术语。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想的怀疑及讨论也更加深入，这才使得德国人逐渐开始更多地想到弗格林曾经对这两个问题提出过的看法。
所有这些，由于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欧洲政治及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再次讨论及反省，使得人们在极权主义及二十世纪的历史的研究方向上，进一步更广泛地意识到弗格林的讨论。它对于重新理解历史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更有成效的方向。为此，九十年代后，弗格林的影响在德国逐渐开始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状态。伴随二〇〇一年他的百年诞辰及他的著述德文版的不断出版，很多学者，尤其是弗格林当年在德国的学生开始越来越多地介绍和讨论弗格林的思想。这使得弗格林的母语地、出生地德国，成为研究和介绍弗格林的又一个最重要的地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弗格林的思想的流行及受到人们尤其是学界广泛地认识及介绍。
2. 青少年时期的政治社会影响及大学生活
弗格林一九〇一年一月三号生于德国文化名城科隆，原名为Erich Hermann Wilhelm Vögelin，移居美国后他就一直使用英文字母拼写为Voegelin。他的父亲奥托‧弗格林（Otto Voegelin）是建筑工程师，母亲是家庭妇女。一九一〇年，九岁时随父母搬家到母亲伊莉萨白（Elisabeth）的出生地，奥地利的维也纳。那个时候，维也纳是哈布斯堡王国（Haus Habsburg）的中心，堪称为欧洲最大的都会城市之一。在这个城市中集中了各种丰富多彩、充满矛盾，甚至堪称为混乱的文化现象及人群。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自由主义信念、保守狂热的宗教信仰，革命和反革命的激情——从教权主义（klerikalismus）到自由主义，从罗马化运动（Romantik）的反动思想到各类现代及启蒙思想。维也纳，不仅在大学内而且整个城市都充满了让人非常兴奋激动的知识气氛，它吸引、融合、混杂了当时在欧洲的政治文化及科学中存在的各种倾向及代表人物。
尽管上个世纪的初期在欧洲此起彼伏的革命、政权交替、不同性质的战争，最后甚至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处充满威胁性的厄运，政治疑问无处不在。然而，这一时期对于思想者和梦想者来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生存和思想的空间。这种紧张复杂、矛盾丛生的气候对少年时代的弗格林的思想及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且打下深刻烙印。
在这些著名的人物中，必须提到的是，有充满自由色彩的现代经济边界效用理论的创始者之一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 1921），欧根‧博姆-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保守的国民经济学家、哲学家奥特玛尔‧施潘（Othmar Spann，1878-1950），以及当代最著名的哲学流派，以石里克（MoritzSchlick,1882-1936）、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和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
回顾弗格林青少年时期的维也纳的思想和精神气氛，首先必须要提到的是启蒙运动和罗马化运动的激烈的对抗。发生于十七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为欧洲带来社会及政治生活的巨变。为此，它激发了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强烈反弹和反动，而在十八世纪末叶在欧洲产生了对抗启蒙运动的罗马化运动。这个起自十八世纪末叶的罗马化运动同样为欧洲带来其独特的文化、社会及政治的后果。取代教会国家的发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近代世俗国家的形成，各种带有浓烈的经院哲学色彩的观念论雨后春笋般地产生，都是罗马化运动直接的、典型的结果。为此，在启蒙运动发生三百年后，罗马化运动发生一百年后，作为欧洲中部，文化、政治中心的维也纳自然也就成了这两个影响近代的潮流直接碰撞的舞台。它使得我们认识、描述弗格林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影响，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离不开这两种思想运动。维也纳甚至可以说集中了所有当代这两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人物。
启蒙运动和罗马化运动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维也纳的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倾向的群体，第一，继承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第二，罗马化运动激发出来的宗教保守派、原教旨主义者、复古人士，第三，罗马化运动激发出来的各类世俗宗教思想及政治群体人士。这三种倾向的思想家及群体不仅在观点、内容上截然不同，而且在认识论及方法论上也有着极为显着的带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性的特点。而这对于要想准备理解及把握弗格林的思想，了解他的观点及探究各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来源是非常必要的。
为此，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把握当时维也纳的文化气氛的特点，人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当时的维也纳，尽管溶有各种倾向及现象，但它是欧洲自由主义的中心——来自古希腊的启蒙主义思想是它的主流思想倾向。而我们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在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受到康德后的德国罗马化运动的谢林、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不多。这也就是说，当时的维也纳更多地平行于巴黎和伦敦，而不是柏林，它更多地朝向文艺复兴后的近代欧洲的启蒙主义的倾向，而不是德国罗马化方向。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谈到那个时期的维也纳的学术思想，就一定要谈百年来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维也纳学派。它在文化思想上，是那一时期对于奥地利和维也纳来说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的思想流派，而这就决定了我们了解生长于这个城市的文化中的弗格林，他的思想的形成和这一流派，以及作为这一流派标志的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关系，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正面还是反弹，都对于认识弗格林的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特别是对于中文界，首先必须清楚维也纳学派所独具的特点，而这就是我们判断维也纳主要倾向的基础。
对于那一时期的维也纳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纽拉特曾经谈到它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它和那一时期流行于德国的思想的关系，第二个是它在欧洲思想潮流中的倾向。
对于前者，纽拉特曾经谈到，维也纳流行的是反对那一时期德国的唯心主义的倾向。他在谈到康德时说，当时维也纳的教会和宫廷都拒绝把已经成功地统治了普鲁士思想的康德学说后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当作法国革命的结果来接受。他们更多地倾向于这类康德哲学的反对者。（注16）
对于第二点，纽拉特则认为，英国和法国思想家对于奥地利的影响更大，而不是康德后产生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如谢林、费希特和黑格尔。在奥地利文化思想的走向，亦如当时平行于柏林的华沙、剑桥和巴黎，为此，纽拉特称维也纳的思想精神是真正的欧洲式的，而不是德国式的。
一个泛泛的知识空气并不能够充分准确地解释一位知识分子的某些具体的思想究竟是受什么影响产生的，为此需要我们更为具体地来寻找和弗格林的一些观点可能有关联的当时当地的一些情况。但是，弗格林和德国唯心主义及新康德主义，包括后来他和他的纯粹法学学说中具有新康德主义倾向的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的疏远，维也纳的空气可能起到很大作用，尤其是对于他对黑格尔的激烈反对态度。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准确无误地把握到的是，到一九一九年弗格林进入大学前，他所受到的影响及倾向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即我们前面所说的维也纳文化空气中弥漫的第三种倾向，罗马化运动中的世俗宗教倾向，各类观念论及其群体人士。
弗格林后来在他的自传中非常明确、清楚地记述了他即将进入大学那一年思想上的变化。如他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在这个时候的弗格林，对于未来，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科学研究。在他还在高中的时候，尤其是在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前，他就对马克思的思想及其“方法”产生了抗体。对此，他写道：
“在中学毕业和进入大学学习之间的那个秋季，由于我刚刚被俄国革命燃烧激发起兴趣，仔细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此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它，但是我居然立刻就相信了读到的东西。这样的事情上在我也就只此一次了。我必须承认，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到十二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到圣诞节，我所有的兴奋之情就都烟消雾散了，因为在这中间我参加了一个包括经济学理论史的经济学理论课程，于是我立刻就看到马克思错在了什么地方。从此，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就再也没有成为问题。”（注17）
这两个月形成的思想成为了他一生思想的基础之一。弗格林后来不止一次地重复了这个看法，“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是知识分子中的骗子”。（注18）这后一句话，甚至成为弗格林的一生最具有代表性的名言——在德国谈到弗格林人们立即就会想到这句话。
3. 走向学院式学术研究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弗格林一九一九年开始了他在法学系的研究生生涯。由于他很早就确立要走一条科学研究之路，因此在他进入大学后充满饥渴地涉猎了很多领域，他一九一九年在维也纳大学法律和国家科学科目注册。他研究的是与国家学说相联系的法理学，自然他的选课也包含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三年后完成有关国家问题的博士论文。他的两位指导导师非常有名，一位是汉斯‧凯尔森，奥地利最著名的国家法专家，也是奥地利宪法之父。另外一位是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家奥特玛尔‧施潘。这两个人对于弗格林未来的学院式的研究工作基本的方法及知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关于凯尔森，弗格林在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如果用我的回忆来说，他令我着迷的是，在他对于一些重大的法律问题描述，他的分析的精确性。”但是，几年以后弗格林就和他的老师，新康德主义者，《纯粹法律学》的作者凯尔森拉开了距离，“我之所以和凯尔森拉开了距离是因为在他的《纯粹法律学》中显现的意识形态因素。……”（注19）
在弗格林来说，不仅在他的著述中，而且在他的个人生活中都能够看到那一时期维也纳的知识环境对于他的影响。这尤其表现在对于涉及到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及自由主义，以及对于与由此而产生的罗马化运动所具有保守倾向的怀疑的看法上。
弗格林自己曾经描述过他在维也纳的时候所参与的知识活动，所接触到的学者及群体。但是这个描述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当时最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情况，而非常多地提到的是当时在维也纳活跃的其他的一些团体和人。他们当然也是当时维也纳知识空气中的一部分。这其中最主要被他提到的是施潘、凯尔森和路德维希‧冯‧米瑟（Ludwig von Mise）的私人研讨班。这个私人性聚会的研讨班每月一次，讨论不同的题目，直到一九三八年初才不再举行。为此可以说它也是当时维也纳的一个精神思想学派。对此必须提到的是，当时在维也纳知识圈子中和这个组群的人有着直接关系的另外一些人，例如国民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uetz，）、法学家菲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艺术史家约翰内斯‧魏尔德（Johannes Wilde）、心理学家罗伯特‧威尔德尔（Robert Waelder）、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 冯 恩格尔-杨诺斯（Friedrich von Engel-Janosi）。这些个精神思想圈成为学生们经常拜访的地方。弗格林直到最终离开奥地利之前一直经常地访问这些地方。他和那一时期的朋友也始终保持着联系，并且留下很多和他们讨论具体的学术及哲学问题的文献。据这些圈子中的一个成员多年以后回忆说，弗格林是那些个圈子中少有的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天才的人物。（注20）
尽管弗格林在那段学习时期并不只是沉溺在学术圈子里，他甚至在一九二一年到二二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停留了相当多个星期，但是他还是在一九二二年完成了政治学博士学业。对于他的这一学业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题目是对于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的关于个体性的社会学与施潘的普遍性的社会学说的比较研究。但是这个论文至今没有发表过。据说是因为他的两位博士导师，施潘和凯尔森，在学术问题上是直接对立的。
一九二二年他在施潘作为出版人之一的刊物，《国民经济学和社会政治期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一九二二年到二三年冬天，弗格林到柏林一学期继续他的学业。在柏林他选修了古代史家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的课。其后一九二四到二七年，他作为奥地利第一位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赞助的学者，到美国进行了两年的访问研究。在这一期间他前后短期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这对他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在美国的两年给我心智发展带来巨大的突破。……简略说，就是我发现了一个世界，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在这里看我曾经成长的世界，在知识上、道德上和精神思想上都无足轻重了。应该存在着不同的互相并列的世界，这个想法对我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影响。这个经验使我超越了中欧乃至整个欧洲带给我的地域主义，并且没有使我陷入美国的地域主义。”（注21）
在美国的两年的奖学金生活中，弗格林发现进入盎格鲁美利坚历史、文学、传统，以及法学系统的途径。这在其后在他的工作中伴随了终生。对于政治学者弗格林来说，英国和美国是“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秩序的典范。”（注22）
回到欧洲后他紧接着又到法国巴黎的索邦大学进行了一年的访问。在巴黎停留期间他了解学习了法国文化和法语，甚至通过认识了很多俄国移居到法国的移民学习了俄语，其程度居然能够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关于他对美国的两年访问，弗格林后来说，这使他在知识生活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并且由他在美国的研究开始了他的升等论文《关于美国精神的形式》。（注23）
一九二八年弗格林完成了他的升等论文。一九二九年，他到海德堡大学，在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和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那里进行了一学期的学习研究。在这一年，他成为维也纳大学国家学和社会学的编外教师，从此他结束了青年时代的游学生涯。
反观早期弗格林接触了大量的不同的学者，这些学者对于他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同形式及性质的影响。其中最早及与他有最直接关系的是施潘和凯尔森。但是研究弗格林的学者一般认为，这两个人在研究方向上和内容上对弗格林的影响都不大，尤其是凯尔森。凯尔森的新康德主义倾向、实证主义的气质和弗格林可说是格格不入，甚至直接是弗格林的否定性的批评的对象。所以研究者认为，他们的影响是气质和方法上的。
研究者认为，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种理论而拒绝它的辨析中，让人们看到他受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影响。对此他自己也承认过韦伯对他的影响。
“……韦伯通过他的比较知识学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对我个人的影响就是，韦伯让我永远明白，在社会学或者政治学领域中，如果一个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才能够成为一位富有成效的学者。这意味着，人们学习比较文化史学时不仅要了解现代文明，而且要了解中世纪和古代的文明，……不仅西方文明，而且还有近东和远东。”（注24）弗格林的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在二十年代，弗格林就认识到，“比较知识学是学术研究工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注25）
对于弗格林所受到的当代思想家的影响，研究弗格林的学者认为，一九二四年到二六年他在美国的时候还受到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欧文‧埃德曼（Irwin Edman，1896–1954)）、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社会学家亨利‧吉丁斯（Henry F. Giddings，1855-1931）以及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1862-1945）的影响。他听过这些人的课。没有听过课但是对他有相当影响的有哲学家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和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 1910）。他在法国的时候则是受到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安东尼‧塞尔迪兰格斯（Antonin G. Sertillanges，1863-1948）、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吉尔松（Etienne Gilson），以及哲学家博格森（Henri Bergson）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弗格林对于现代社会的极为保守的看法受到了马利坦及新托马斯主义很大的影响。
2020. 8，德国‧埃森
（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