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9月07日訊】《有冇搞錯》。9月7日。
昨天星期日，香港不少市民在九龍參與遊行，要求重啟立法會選舉。當然，警方出動大批警察去鎮壓，濫捕了很多人。罪名大部分是非法聚集，違反限聚令。
昨天一天之中，有三件事，特別值得留意。它也說明了香港的整個制度，也就是一國兩制的香港這一制，正在快速地蛻變。
第一件事，是警方在旺角拘捕了一位新城巴士的司機，指他危險駕駛。這位司機大佬唯一做的，是戴了豬嘴，就是防毒面具，然後按了喇叭。警方把他拉下車，然後指他藏有攻擊性武器。什麼攻擊性武器，竟然是一把扳手。一個司機在車上有一把扳手，可以是攻擊性武器。有冇搞錯？以後會不會拳頭也是攻擊性武器？所以每個人都要帶個手銬才能上街，你們乾脆宣布恢復奴隸制度算了。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香港警方已經可以不顧常識，在沒有罪名的情況下，任意拘捕任何他們不喜歡的人，這是典型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中禁止的「任意拘捕」行為。香港是聯合國兩個政治和權利公約的簽署方，不叫簽署國，《基本法》裡面也列明保護基本權利。香港警方的這個做法，在我看來，就是隨心所欲，就是任意拘捕，就是完全不顧忌法律限制，完全不顧忌任何司法問題。
這是典型的非法治國家警察的做法。看任何人不順眼，看任何人不高興，即使沒有任何證據都可以濫捕。
第二件事，是「快必」譚得志被捕。昨天上午，警方出動國安隊，也就是香港國安警察出動，上門拘捕譚得志。罪名是什麼呢？
警方發言人說，香港國安警察最初是循《港區國安法》煽動分裂國家罪名方向調查，經蒐證及徵詢律政司後，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發表煽動文字」採取行動，指稱譚擺街站期間涉嫌發表的言論、文字引起憎惡、藐視政府，字眼引起民間不滿。
也就是說，國安警察先以港版國安法煽動分裂去拘捕，拘捕後搜查，最後指控的罪名是發表煽動文字。
我估計，律政司覺得，譚得志說的話，告不入分裂國家，所以告他「發表煽動文字」。所以，政府罵不得，否則就是引起憎惡、藐視政府？當年鄧小平說，可以罵共產黨，但港府卻不能罵啦？你自己的做法令人厭惡，你做得，別人說不得、罵不得？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最嚴重的問題是國安警察以一個罪抓人，然後告另一個罪。意思是，我不喜歡你，先拘捕再說，至於用什麼罪名告你，慢慢再調查，慢慢再說。
這種事情，在中國大陸非常常見。所以，一國兩制的香港這一制，是不是已經沒有了？習近平說一國兩制不走樣，香港警察是不是在打習近平的臉？
另外一個事件，是《星島日報》報導的。
香港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堯，被調離裁判法院。他被調到高等法院，去專門處理刑事案件的排期事宜，那個職銜為「刑事案件排期法官」，9月18日上任，為期逾8個半月。
這位何俊堯法官，過去曾經判處多宗反修例示威案中的被告罪名不成立。
今年6月，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成員吳嘉兒及何秀儀去年在立法會《國歌條例草案》公聽會期間，離座衝向官員席位示威，何秀儀另被控襲擊一名男保安。裁判官當時裁定何秀儀普通襲擊罪不成立，並認為涉案的保安作供有誇大失實之嫌。
8月，區議員仇栩欣涉在北角襲警案開庭，何俊堯狠批兩名作供警員砌詞狡辯、證供不盡不實，「大話冚大話」，所以裁定兩個被告無罪釋放。
這個案件的判決，觸動港共的神經。網上流傳有人草擬好投訴信，發動所謂「同路人」投訴，並附上無權處理法官投訴的政務司司長及警方國安處等電郵地址。
被稱為香港特區政府機關報，其實是中聯辦機關報的《文匯報》和《大公報》，過去幾天發表連篇累牘文章，批判法官。
所以，何俊堯的調職，當然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所謂「排期法官」，就是把案件分派給其他法官審理。《星島日報》的報導說，所以何俊堯這次被派往較高等法院作排期官，是司法機構對他委以重任，因他會負責分派更嚴重的案件，給其他指定法官處理。
法官被調走，不再審理法庭案件，去做一個調度員的工作，是不是獲得重用，我不知道，但我高度懷疑這是所謂的調虎離山，在大陸叫明升暗降，其實就是插手司法啦。
9月6日發生這麼多事情，其實一件比一件更嚴重。這段時間以來，從中聯辦到港共，拚命強調香港沒有三權分立，而是三權分工。他們指的是憲政的制度安排。但香港過去100年，都是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去行事的。是香港以前的立法會，不是本地民選的，所以法律不是本地法律，但英國是三權分立的，所以還是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在管制香港。
香港多位法官已經說過多次，過去香港政府官員也說過多次，香港按照三權分立原則施政的。在《基本法》中，三權分立雖然沒有明確表述，但各個條文中，對行政、司法和立法不同的規定，已經明確表達這個原則。
中共不要說三權分立，因為三權分立意味著「西方那一套」，意味這資產階級自由化。80年代有人問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香港有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趙紫陽說，你們搞的就是資本主義，所以沒有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
但鄧小平不能給三權分立正名，所以始終不承認三權分立。左派說，地方政府有沒有三權分立？這樣問好像很奇怪，我們這麼問，紐約有沒有三權分立？紐約當然有三權分立，雖然紐約沒有國家立法機構，但本地法案當然是本地議會訂立的，紐約法官當然獨立於行政當局。雖然紐約沒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憲法制度，但卻是在三權分立憲制規定下行事。
當然，政治制度是關鍵問題，三權分立不可能在專制體制下運作，它必須在民主的體制下才能有效運作。所以，香港應該是向前走到民主，還是向後退回到共產專制，這才是大問題。
當年，共產黨提議一國兩制，香港這一制度，不是單指市場化和私有產權這些經濟制度，最重要的，更是公民權利和獨立司法這些政治制度。沒有現代社會制度，香港哪有自己的一制？
我們看到的，是中共和香港政府，在還沒有到五十年不變的期限時，就拚命把香港拉回到專制制度中去，他們要消滅自由、民主這些「洪水猛獸」，因為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是共產專制的大敵。
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那本書裡面，談到東歐國家，主要是二戰前的德國，為什麼會由相對自由民主的制度，走向了專制專政制度。他的解釋是說，當生存出現危機，民眾的安全感大幅度降低的時候，人們願意出讓部分權利，換取安全。他當然指的是上世紀30年代的全球大蕭條，經濟崩潰，而德國情況特別糟糕，所以才有希特勒上台，席捲歐洲。
這是這種制度倒退發生的時候，或者是之前的情況。中共獲得政權的情況確實也是這樣的。中國人先是和日本打了8年，然後再打4年的內戰，就是從1938年打到1949年，長達近12年的全面戰爭，經濟徹底崩潰，大家沒有飯吃，所以特別容易接受共產黨這樣的體制。
但在和平時期，既得利益階層為了保有特權，保證專制制度延續，他們特別需要危險和社會危機。如果沒有，他們會製造危機。喬治奧維爾的《動物農莊》裡面，專制者拿破崙就拚命渲染外界危險，說雪球要帶人類攻占動物農莊。
共產黨就是這樣的，永遠都是敵對勢力，永遠都是別人欺負我，永遠都是亡我之心不死。以前我在廣州上小學上中學，老師每天都說香港的階級敵人多可怕，有親戚在香港的人，都是可疑的敵對分子，不要說香港人了。
現在輪到香港了。香港政府大概不好意思說太多敵對勢力，但他們有病毒。所以香港瘟疫的危險一定很嚴重，社群限制絕對不能放鬆，就算是讓生意人、讓貨運、讓真有危險的人士進港，也不能讓香港人自己聚集，他們一定會強調多麼危險，多麼可怕。因為越是危險越是可怕，政府才越有正當權力去剝奪別人的權利。
十年前有一本書很流行暢銷，是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寫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在那個書裡面，作者用大量歷史實施和各種數據，揭示了一個道理，就是社會經濟的成功和失敗，主要是因為制度。過去香港的成功，依靠的是香港的制度。而近年香港的衰落，尤其是未來香港的衰落，很抱歉，還是會因為制度。雨傘運動也好，反送中運動也好，都是制度失敗帶來的後果，而不是造成失敗的原因。
沒有這樣的基本判斷，對香港的所有分析都是胡說八道，要不然就是笨蛋，要不然就是別有用心。
責任編輯：連書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