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李雲翔:《布娃娃》是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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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7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慧真、梁珍香港報導)由「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獲獎導演李雲翔執導的「定格動畫」短片《布娃娃》(Rag Doll),7月7日在加拿大「雄獅獎」(Leo Awards)動畫片類別中唱主角,一舉斬獲最佳動畫片、最佳導演、最佳編輯和最佳美術指導四大獎項。

布娃娃》以一個5歲女孩在母親被綁架後,克服恐懼的成長經歷為主線,通過布娃娃的遭遇,來反映現實社會中國大陸一些孤兒的經歷。

導演李雲翔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談了他創作本片的靈感來源,和為什麼採用「定格動畫」形式,以及創作背後的難度和故事。

他表示,短片在YouTube「Films for Freedom」頻道發布後,很多不同國家的觀眾看完後被故事所打動,直觀地感受到了在中國大陸發生的迫害,有的感動得流淚。

短片讓人們更好地理解了,中共迫害下的中國家庭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境遇。而這只是七十多年來,千千萬萬遭受中共迫害的中國家庭所遭遇苦難的滄海一粟。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創作靈感來自現代中國真人真事

梁珍:能不能講一下您為什麼創作《布娃娃》?創作靈感來自什麼?

李雲翔:《布娃娃》是一部「定格動畫」的短片,主要講述了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在失去媽媽之後,她是怎麼樣克服自己很多的一些困難,來面對這樣一個世界。

創作靈感來自於兩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之前看過一則報導,說有一個人她是因為信仰的原因被關在「上海女子勞教所」,被強迫勞動,做什麼呢?就是生產一種娃娃。她出來之後在意大利的一個網站上,找到了這個品牌的娃娃,她認出來(這)就是自己當時在勞教所裡面被迫生產的這些娃娃。

後來我也接觸到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些小孩們,他們都是父母受到中共當局的一些打壓,有的失去了父親或母親,有的是失去了雙親,變成孤兒;其中還有人也在勞教所裡面被強迫勞動,都是未成年的一些孩子們。

所以基於這兩個因素,我就很想創作一部影片來反映這些孤兒們,他們的一些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環境下,尤其又失去了父母,吃了很多苦啊,有很多很感人很令人揪心的遭遇,我就想通過一部短片能把它表現出來。

採用「定格動畫」難度大 力求真實

梁珍:可以說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那為什麼您選擇用「定格動畫」這種比較虛幻的方式去表達呢?

李雲翔:應該說是基於真實故事改編的一個故事。那麼選擇動畫呢,是因為如果用真人實景拍攝的話,當然演員啊,場景啊有很多挑戰。更重要的是什麼呢,如果你去真實還原這些孩子們很悲慘的一些遭遇,恐怕看起來,你表現得越真實,越容易讓觀眾覺得看不下去。

那麼如果用動畫的方式呢,給觀眾一些距離的話,反而更容易把他帶進來,能夠去從另外一個層面幫助他去了解這些故事。

動畫當然大家都很了解了,我們有二維動畫、三維動畫,尤其現在電腦動畫越來越流行,技術上越來越成熟。但是它有一個缺憾,就是你不管光影做得多麽流暢,不管你技術上多麽發展,這東西它不存在,是你用CG(電腦成像)做出來的。

那定格動畫有一個特點,它技術上雖然有一些限制,甚至有一些瑕疵,但是它的每一個畫面、每一個人物、每一個場景是實實在在做出來的東西,它存在過,然後再一幀一幀把它拍攝下來。所以說它有特殊的一種真實的感覺,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

再有一點,在影片當中,其實我們有一幕,就是這個主人公,她手裡拿著一個娃娃,她在做這個娃娃,我們也希望在這個畫面之前的場景也是實際做出來的。主要是基於真實的一個考量,最後選擇了「定格動畫」這個方式。

梁珍:您是第一次採用「定格動畫」的方式製作呢,還是說之前也嘗試過?您創造這一次「定格動畫」的難度在哪裡?

李雲翔:這是我第一次做定格動畫。動畫這個方式本身我倒不陌生,但是定格動畫帶來很多挑戰。如果你是CG(電腦成像)的話,幾乎是沒有什麼對於你想像力的一種限制,你想到你就可以畫出來,就可以CG製作出來了。

但定格動畫因為它是實際要存在這些人物和場景,所以你離不開這些現實的限制。你必須把它能夠一幀一幀地拍出來,又因為我們的預算也很有限,所以說很多事情局限性很大。我們如果一天比較順利的話,能拿到四到五秒的畫面,那我們就感到很高興了。

比如說,如果這一個鏡頭時間比較長,到晚上了沒有拍完,你說我第二天回來再拍,那不可以的。因為這一晚上的時間,人物位置、場景等可能發生了一些變化,你早上再來的時候這個戱接不上了,所以通宵一定要把鏡頭拍完才可以收工。有很多局限性,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吧。

再比如說有些看似很簡單,電腦動畫很容易的,比如下雨、雪地裡面做一個蛋糕、蠟燭,這些看似在電腦動畫裡面非常簡單的一些東西,在定格動畫做起來就很複雜。一陣風吹過把這個報紙捲起來,被吹走,那你這個報紙的每一個小的摺皺,沿著地被吹走的每一下都要用手去調整它,一格一格地拍下來。然後你還要很逼真地走過去,一陣風吹過這個娃娃,很冷嘛,打一個寒顫,她就哆嗦了這一下,我們就嘗試了很多種辦法,感覺到很逼真,讓它體現出來,所以這個做起來感覺比較艱辛。

梁珍:我發現你們那個場景布置非常的細膩,也有很多看上去是專門為這部電影做的小布景,包括那個盒子、那女孩子躲著那個箱子等,都非常細緻,是不是在製作背景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

李雲翔:對。因為定格動畫的場景和道具呢,它不僅僅說你比例縮小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它必須得能動。能動是個什麼概念呢?比如這個盒子,一般做個盒子的話,你能打開能關上就可以了,但是作為定格動畫它不行,必須得要求從關上到打開的每一個步驟,它必須能停住。因為你打開一小點,拍一張照片;打開一點拍一張,一秒鐘你要拍比如說24張,或者你要拍12張。你是一(秒)拍一還是一(秒)拍二,它每一步必須都停住。

那麼人物也是,這個娃娃也是。這個娃娃我們也是找了一個業界很有名的專門做娃娃的老前輩,因為這個娃娃,一部電影下來成千上萬次的你要去擺動它的每一個關節,所以它不但每個關節都必須真實存在的,跟人一樣了,關節都有了,而且還必須得非常結實,否則你拍到一半,這個關節斷掉了,那還涉及到一個聯繫的問題,所以就是災難性的。

影片精神超越迫害本身 感動各國觀眾

梁珍:這個布娃娃應該是非常質量好的,可以拿來作永久紀念的一個布娃娃。這部電影出來,已經入圍了好萊塢的多個電影節,現在觀眾的反饋怎麼樣?你自己有沒有一些故事分享,給我們講一講?

李雲翔:我們大概是在獲得「雄獅獎」之後,把它在YouTube上發布出來了。我最近也去看了一下很多評論、留言,我也覺得很有感觸,因為上面看起來大部分是不同的觀眾,來自不同的國家,那麼人們都被這個故事所打動。當然理解是不一樣了,有的人的是很直觀地感受到這個布娃娃她的一些境遇,被感動得流淚;有的人更多地理解到了影片背後很多的隱喻的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人們普遍還是,好像能夠感受到內心的一些精神層面的東西。因為這個故事本身,我也希望它能夠超越單純迫害和被迫害的一些經歷,它其實探討了很多更深層的,面臨恐懼的時候、面臨逆境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樣的辦法去面對。但真正不管這個困難也好,逆境也好,強權也好,看似多麽地不可戰勝、不可逾越,但是如果你真正內心有勇氣,敢去面對的時候,其實是有如神助,在這個時候可能會發生奇蹟。

也有很多來自業界的一些反饋,我也覺得很受鼓舞。因為其實在動畫界,尤其定格動畫界,這個圈子不是很大,大家看了之後,也給我發了一些訊息過來,覺得在這個故事當中,一個是技法上,一個是故事本身的內涵上,大家給了很多鼓勵。所以我覺得也很感謝大家。

拋下圓滑看世界 勇氣和善念源於純真

梁珍:這個故事我也看了,除了技法上很細膩之外,就感覺到在黑暗中你看到光明,雖然看上去真的是一個非常淒涼的故事,但是有很多美好的東西。就像《賣火柴的小女孩》,超越了這個故事,因為《賣火柴的小女孩》是個悲劇,但是最後看到她在打坐的時候,看到一個仙境,那時候特別的美。在創作中編排怎麽樣給人帶來希望,你是怎樣想到並突破這塊的?

李雲翔:我覺得尤其從小孩的視角,來反映這樣一個作為孤兒的境遇,你把它描繪多悲慘都說得過去。但是問題並不在於這個,在於我跟很多孤兒們的接觸當中,我從他們身上看到的是一種希望,不管多麼大的逆境,不管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他們心中這個希望是存在的,他沒有自暴自棄。

那這種精神力量給我很大的觸動,從而讓我感覺到,其實很多小孩之所以有這樣的精神力量,是因為他們可能還沒有受到更多的作為成年人的「洗禮」,就是很多事情磨得很圓滑,是吧?

小孩們呢,他們保持著這樣的一份童真,這個童真恰恰是我們,可能很多作為成年人失去的一些東西。那麼當把這些東西都拋下之後,真正從小孩視角來看這個世界時候,反而給我們一些啟示。

當你面對一個很大的困境的時候,你覺得沒有解,鬥又鬥不過,妥協你又不心甘情願,那我應該怎麼辦?有的時候回到一些很單純很簡單的問題來看,就是說你可能改變不了外面,但是你可以守住自己的一點善念。那麼有的時候,你可能還需要一些勇氣,這個勇氣看似好像光芒很小,但是對人內心真正的改變,有的時候是很大的。

劇情打動好萊塢大師 合作加入新技術

梁珍:你在製作的時候,有沒有考量到這部片子可能要拍四年,這麼長時間,而且你和好萊塢的多位媒動畫大師一起合作,當中又有一些什麼樣的一些難忘的分享和技能的提高方面?

李雲翔:說來很慚愧,當時我的計劃是四個月把它做完。還記得我們當時開製作會議的時候,我們還想了一下,大家努努力,我們爭取四個月把它拍出來。但是實際拍攝才發現,真的遇到很多挑戰、很多挑戰。

當然學到很多東西,就很有幸,我們這次參與的一些人,包括像我們的動畫總監Martin Meunier,他是因為在《Caroline》影片當中,開創了定格動畫的一些手法,從而獲得了奧斯卡獎,還有參與了很多定格動畫長篇大作的一些知名的定格動畫師,像Ken Burton,Rich Zimmerman,Justin Kohn,他們也都非常支持這一部作品。因為他們在看了這個劇本之後,深受觸動,所以說很願意來幫忙,他們當然帶來了一些,可以說是定格動畫一些比較一線的技術。

當然因為受我們預算影響,他們也沒能夠完全地發揮出來,我感覺一個是在很多場景的處理上,一些細節的處理上。比如這個娃娃怎麼從這個畫面當中跳出來,再比如說我們有一段這個娃娃在風雨當中,在街上行走,對於這個雨的處理,對於整個畫面的過渡,很多細節方面,原來我覺得定格動畫實踐起來是否有些困難,是不是需要多一些電腦的輔助?但實踐證明,他們還是能夠找到一些方法能夠把它解決。所以我覺得帶來了很多很新的一些東西。

另外,敬業精神我覺得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為了拿到這一個鏡頭的畫面,不管幹到多晚,一定要把這些畫面完成,很多這個(事)。

還有一點,我覺得很有意思。業界公認,就是從好萊塢也好,從很多電影人也好,人們更多的是在拍一些續集,更多在拍一些市場上、票房上他們認為有保證的一些故事;(而)創新的東西、敢於突破的東西,就是風險的東西,越來越少。

所以呢,我認為他們能夠來參與我們這樣一部很小的製作,也是因為這個故事本身很少見,也打動了他們,所以說對於這些合作呢,我覺得對大家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體驗。

不負囑託 講述中國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梁珍:談到您自己。看到您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榮獲大獎,包括《活摘》,就是《大衛戰紅魔》這個片子,奪得「皮博迪獎」,也是媒體界的「普利茲新聞獎」,是最高的獎項。那我就想問一下,為什麼您的創作題材很多都和人權迫害有關係?尤其是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迫害。

李雲翔:我在加拿大,跟中國大陸的電影人相比,優勢就是有一些他們沒有辦法觸及的故事,沒有辦法說的話,我有這個條件能去講這樣的故事,能去說這樣的話。也有一些大陸的朋友們,私下跟我講了,說很羨慕我。

其實很多從事電影工作的人,包括在中國大陸的很多人,他們是很明白的。他們很想把一些故事講出來,但是迫於這樣的環境限制,沒有辦法。所以我有這個條件,那為什麼不去做一做?

另一方面,其實往往在這些在中國很難講的故事當中,確實(有)真正的應該被講的故事,因為這裡面,體現了人的勇氣、智慧,體現了人們在這個這種大環境下,怎麼樣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這裡面有太多可歌可泣、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們,在最近一段時間這個變故當中,也應該能夠遇到很多在您身邊的很多感人的故事。在這些變故發生之前可能還不太注意,不太聽得到,所以所謂「時勢造英雄」,對吧?

那麼這些故事呢,我也很榮幸能夠把它講出來,其實正因為以前我的一些作品,也不斷地有一些在中國大陸的人找到我,把他們的故事告訴我。他們告訴我,對我是一種信任,因為對我來講只聽一聽故事而已,對他們來講那是經過在風雨當中洗禮,有很多犧牲,有很多付出在背後的。所以他們敢於把這個故事講給我,對我的這種信任,我感到是一種囑託,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動力,在激勵我的同時,也不斷地告訴我說,OK,聽完故事不是白聽的,我要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所以說,在不斷地一步一步地做下去。

壓力下揭中共迫害人權 堅持傳遞真相

梁珍:因為你所接觸的這個題材都是當今世界在屏蔽的真相,所以您看到,包括「活摘器官」這個題材一直都是被中共當局封鎖的,而你把它搬上大屏幕,讓國際社會知道。您雖然在自由的國度,但您在創作這類題材的過程中,有沒有受到合作方等的一些壓力,您又是怎麼去應對呢?

李雲翔:壓力其實是很大的。在北美電影界有句話叫「Every movie is a miracle」,每部電影都是一個奇蹟。因為每部電影創作都很困難。這個題材,那就是「Double Miracle」雙重奇蹟,真的是很困難。

如果是真人實景拍攝的影片,我們經常遇到這個場景被取消的,或者演員馬上就要開拍了,甚至簽完合同了,他說,「對不起我不敢來了」,那你馬上面臨停拍的問題。

動畫片沒有演員的問題,但是有主創人員受到壓力之後退出的。也有電影節或者是一些獎項的主辦方,受到壓力之後把我們這個電影取消的,無法參加影展的,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多了。

甚至有給了我們一些資金支持的一些機構,也收到中國大使館的一些信件,要求他們停止支持。當然他們說得比較含蓄了,說這是一些「反華」影片,或者是什麼的,再後來人家主辦方把信拿給我看,你看這是衝著你來的。所以這樣的事情一直很多的了。

但是呢,我們在海外只不過創作這樣的一些影片就受到這麼多壓力,那麼可想而知,在中國大陸,親身要面對這樣的事情那些主人公們,他們的壓力是多大?如果我們面臨這樣的一點壓力就退縮的話,對不起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把故事告訴我們的那些人們。所以我剛才講,聽故事不是白聽的,對吧?

這些人把故事講給了我,對我是一種信任,那麼我多少也要學到一點他們的勇氣吧?多少也要對得起他們的一些信任吧?所以我覺得,至少一路走下來,我倒覺得應該堅持下去,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

我們之前推出一部影片《求救信》,孫毅這個主人公,他在勞教所裡面把很多遭遇寫成祕密的信件,塞到聖誕節裝飾品裡面,居然被一個美國人發現了,甚至帶來整個中國勞教制度的一些變革。像這樣傳奇般的故事,你說不應該把它記錄下來嗎?

丟人的是共產黨 人們敢於說真話中國就有希望

梁珍:我相信你手上有很多題材,可能也希望更多人能參與,把這麼多好故事記錄下來,但就像你剛才所說的,中共大使館會說這是「反華」,香港現在的電影界也面臨著國安審查的紅線,拍了電影可能就會說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罪」,所以令到香港本地的電影界已經是創作自由大為受限。

一些像《十年》這樣的電影已經要被迫下架,《理大圍城》連播放的場地也多次被取消,那你有什麼話想跟香港的觀眾講?在面對動不動被扣帽子,你又是怎麼去應對呢?

李雲翔:我在加拿大創作環境還是更自由,對於香港甚至中國大陸的很多同業的一些朋友們,他們的處境我其實也是很了解的,確實是很艱難的。

我在有一次電影節當中,有一個觀眾是中國大陸來的,他來旅遊,他看了我的一部影片,很真誠地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很榮幸看到這樣的作品,他也很受感動,他有個想法就是:「我們把中國大陸很多的人權迫害在國際上這樣去講,會不會感覺很丟人呢?」

我說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但是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中共當局,它在做這樣的侵犯人權的事情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這是很丟人的一件事情?第二,這件事情你瞞是瞞不住的,中共迫害人權這件事情,在國際上不說婦幼皆知,也差不多了,如果沒有人站出來講這樣的故事,這是不是更丟人的一件事情?(同胞被迫害)14億人大家都默不作聲。

我問這個觀眾這樣一個問題:我說如果在二戰期間,有德國人站出來說,納粹的罪行是錯誤的,我們不應該迫害猶太人;或者是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時候,它做了很多侵犯人權的事情,有日本人站出來說,我們不應該去侵略別人的國家。你怎麼看待這些人?你認為他是反德、反日,還是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

中國人為何不抗爭?封鎖嚴重你聽不到

也有很多外國朋友問我,說中國人為什麼不抗爭?我說不是不抗爭,很多人在努力、在抗爭,只不過因為封鎖得很嚴重,大家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如果你認為這個環境應該改變,那麼盡你的一份力。當然大家的環境、處境不一樣,能做的事情不一樣,那麼每個人問自己:我能做什麼?哪怕小到只是發一個傳單,或者傳遞一個信息,大到你的角色、你的地位能夠做更大的事情,每個人你不用問別人怎麼做,其實都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梁珍:現在香港,大家經過這兩年的社會運動,很多人目前心情都是非常的恐懼,大批的人移民走,還有一些留下的人或者在監獄裡面都變得非常的痛苦,每天(心裡)在流淚。相信你在加拿大也看到,越來越多的華人、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包括電影界、藝術界也有不少人來到加拿大,你有什麼話想跟香港人講嗎?

李雲翔:每年「六四」的時候,我都看到有媒體的報導,在維園那麼多的人去紀念「六四」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我很受感動,因為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也好,在海外華人界也好,好像提「六四」的人也不是很多了,好像提起來都是老黃曆一樣,甚至很多人覺得,你看經濟發展也好,怎麼樣也好,來證明當時的一些決定是「正確」的。但是就香港每年的這個紀念活動本身來講,我覺得這個精神還在。

香港市民的很多抗爭精神,尤其在後來的一系列的事件當中,我看到了很多報導,我深受感動,我覺得只要這個精神還在,不管有多麼大的逆境,都有希望。

我想說的是,作為海外華人,其實很多人都是一樣的,心與香港市民的心是同在的,大家不要放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我覺得前景是光明的。

另外新長片今秋可能發行

梁珍:你用四年拍了15分鐘,積累了很多經驗,會不會再創作下一部「定格動畫」的作品?

李雲翔:這個計劃確實是花費的時間跟精力超出了原來的想像。那最近在做一部長片,應該說也在接近尾聲,這是一個實景拍攝的故事,大概是兩個小時左右的長片,講述的是中國清華大學的一些學生,他們怎麼樣幫助一個外國記者,把在中國被封鎖的一些人權迫害的消息,在國際上能夠曝光出來,也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這個我們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來製作,希望今年秋季能夠發行出來。

完整訪問請觀看《珍言真語》節目。

責任編輯:孫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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