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李云翔:《布娃娃》是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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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7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真、梁珍香港报导)由“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获奖导演李云翔执导的“定格动画”短片《布娃娃》(Rag Doll),7月7日在加拿大“雄狮奖”(Leo Awards)动画片类别中唱主角,一举斩获最佳动画片、最佳导演、最佳编辑和最佳美术指导四大奖项。

布娃娃》以一个5岁女孩在母亲被绑架后,克服恐惧的成长经历为主线,通过布娃娃的遭遇,来反映现实社会中国大陆一些孤儿的经历。

导演李云翔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节目采访时,谈了他创作本片的灵感来源,和为什么采用“定格动画”形式,以及创作背后的难度和故事。

他表示,短片在YouTube“Films for Freedom”频道发布后,很多不同国家的观众看完后被故事所打动,直观地感受到了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迫害,有的感动得流泪。

短片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中共迫害下的中国家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境遇。而这只是七十多年来,千千万万遭受中共迫害的中国家庭所遭遇苦难的沧海一粟。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创作灵感来自现代中国真人真事

梁珍:能不能讲一下您为什么创作《布娃娃》?创作灵感来自什么?

李云翔:《布娃娃》是一部“定格动画”的短片,主要讲述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在失去妈妈之后,她是怎么样克服自己很多的一些困难,来面对这样一个世界。

创作灵感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之前看过一则报导,说有一个人她是因为信仰的原因被关在“上海女子劳教所”,被强迫劳动,做什么呢?就是生产一种娃娃。她出来之后在意大利的一个网站上,找到了这个品牌的娃娃,她认出来(这)就是自己当时在劳教所里面被迫生产的这些娃娃。

后来我也接触到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小孩们,他们都是父母受到中共当局的一些打压,有的失去了父亲或母亲,有的是失去了双亲,变成孤儿;其中还有人也在劳教所里面被强迫劳动,都是未成年的一些孩子们。

所以基于这两个因素,我就很想创作一部影片来反映这些孤儿们,他们的一些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下,尤其又失去了父母,吃了很多苦啊,有很多很感人很令人揪心的遭遇,我就想通过一部短片能把它表现出来。

采用“定格动画”难度大 力求真实

梁珍:可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为什么您选择用“定格动画”这种比较虚幻的方式去表达呢?

李云翔:应该说是基于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故事。那么选择动画呢,是因为如果用真人实景拍摄的话,当然演员啊,场景啊有很多挑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去真实还原这些孩子们很悲惨的一些遭遇,恐怕看起来,你表现得越真实,越容易让观众觉得看不下去。

那么如果用动画的方式呢,给观众一些距离的话,反而更容易把他带进来,能够去从另外一个层面帮助他去了解这些故事。

动画当然大家都很了解了,我们有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尤其现在电脑动画越来越流行,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但是它有一个缺憾,就是你不管光影做得多么流畅,不管你技术上多么发展,这东西它不存在,是你用CG(电脑成像)做出来的。

那定格动画有一个特点,它技术上虽然有一些限制,甚至有一些瑕疵,但是它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东西,它存在过,然后再一帧一帧把它拍摄下来。所以说它有特殊的一种真实的感觉,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

再有一点,在影片当中,其实我们有一幕,就是这个主人公,她手里拿着一个娃娃,她在做这个娃娃,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画面之前的场景也是实际做出来的。主要是基于真实的一个考量,最后选择了“定格动画”这个方式。

梁珍:您是第一次采用“定格动画”的方式制作呢,还是说之前也尝试过?您创造这一次“定格动画”的难度在哪里?

李云翔:这是我第一次做定格动画。动画这个方式本身我倒不陌生,但是定格动画带来很多挑战。如果你是CG(电脑成像)的话,几乎是没有什么对于你想像力的一种限制,你想到你就可以画出来,就可以CG制作出来了。

但定格动画因为它是实际要存在这些人物和场景,所以你离不开这些现实的限制。你必须把它能够一帧一帧地拍出来,又因为我们的预算也很有限,所以说很多事情局限性很大。我们如果一天比较顺利的话,能拿到四到五秒的画面,那我们就感到很高兴了。

比如说,如果这一个镜头时间比较长,到晚上了没有拍完,你说我第二天回来再拍,那不可以的。因为这一晚上的时间,人物位置、场景等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早上再来的时候这个戯接不上了,所以通宵一定要把镜头拍完才可以收工。有很多局限性,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

再比如说有些看似很简单,电脑动画很容易的,比如下雨、雪地里面做一个蛋糕、蜡烛,这些看似在电脑动画里面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在定格动画做起来就很复杂。一阵风吹过把这个报纸卷起来,被吹走,那你这个报纸的每一个小的折皱,沿着地被吹走的每一下都要用手去调整它,一格一格地拍下来。然后你还要很逼真地走过去,一阵风吹过这个娃娃,很冷嘛,打一个寒颤,她就哆嗦了这一下,我们就尝试了很多种办法,感觉到很逼真,让它体现出来,所以这个做起来感觉比较艰辛。

梁珍:我发现你们那个场景布置非常的细腻,也有很多看上去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做的小布景,包括那个盒子、那女孩子躲着那个箱子等,都非常细致,是不是在制作背景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

李云翔:对。因为定格动画的场景和道具呢,它不仅仅说你比例缩小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它必须得能动。能动是个什么概念呢?比如这个盒子,一般做个盒子的话,你能打开能关上就可以了,但是作为定格动画它不行,必须得要求从关上到打开的每一个步骤,它必须能停住。因为你打开一小点,拍一张照片;打开一点拍一张,一秒钟你要拍比如说24张,或者你要拍12张。你是一(秒)拍一还是一(秒)拍二,它每一步必须都停住。

那么人物也是,这个娃娃也是。这个娃娃我们也是找了一个业界很有名的专门做娃娃的老前辈,因为这个娃娃,一部电影下来成千上万次的你要去摆动它的每一个关节,所以它不但每个关节都必须真实存在的,跟人一样了,关节都有了,而且还必须得非常结实,否则你拍到一半,这个关节断掉了,那还涉及到一个联系的问题,所以就是灾难性的。

影片精神超越迫害本身 感动各国观众

梁珍:这个布娃娃应该是非常质量好的,可以拿来作永久纪念的一个布娃娃。这部电影出来,已经入围了好莱坞的多个电影节,现在观众的反馈怎么样?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故事分享,给我们讲一讲?

李云翔:我们大概是在获得“雄狮奖”之后,把它在YouTube上发布出来了。我最近也去看了一下很多评论、留言,我也觉得很有感触,因为上面看起来大部分是不同的观众,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么人们都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当然理解是不一样了,有的人的是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布娃娃她的一些境遇,被感动得流泪;有的人更多地理解到了影片背后很多的隐喻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人们普遍还是,好像能够感受到内心的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我也希望它能够超越单纯迫害和被迫害的一些经历,它其实探讨了很多更深层的,面临恐惧的时候、面临逆境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去面对。但真正不管这个困难也好,逆境也好,强权也好,看似多么地不可战胜、不可逾越,但是如果你真正内心有勇气,敢去面对的时候,其实是有如神助,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奇迹。

也有很多来自业界的一些反馈,我也觉得很受鼓舞。因为其实在动画界,尤其定格动画界,这个圈子不是很大,大家看了之后,也给我发了一些讯息过来,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是技法上,一个是故事本身的内涵上,大家给了很多鼓励。所以我觉得也很感谢大家。

抛下圆滑看世界 勇气和善念源于纯真

梁珍:这个故事我也看了,除了技法上很细腻之外,就感觉到在黑暗中你看到光明,虽然看上去真的是一个非常凄凉的故事,但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超越了这个故事,因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个悲剧,但是最后看到她在打坐的时候,看到一个仙境,那时候特别的美。在创作中编排怎么样给人带来希望,你是怎样想到并突破这块的?

李云翔:我觉得尤其从小孩的视角,来反映这样一个作为孤儿的境遇,你把它描绘多悲惨都说得过去。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在于我跟很多孤儿们的接触当中,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希望,不管多么大的逆境,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心中这个希望是存在的,他没有自暴自弃。

那这种精神力量给我很大的触动,从而让我感觉到,其实很多小孩之所以有这样的精神力量,是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受到更多的作为成年人的“洗礼”,就是很多事情磨得很圆滑,是吧?

小孩们呢,他们保持着这样的一份童真,这个童真恰恰是我们,可能很多作为成年人失去的一些东西。那么当把这些东西都抛下之后,真正从小孩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时候,反而给我们一些启示。

当你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境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解,斗又斗不过,妥协你又不心甘情愿,那我应该怎么办?有的时候回到一些很单纯很简单的问题来看,就是说你可能改变不了外面,但是你可以守住自己的一点善念。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一些勇气,这个勇气看似好像光芒很小,但是对人内心真正的改变,有的时候是很大的。

剧情打动好莱坞大师 合作加入新技术

梁珍:你在制作的时候,有没有考量到这部片子可能要拍四年,这么长时间,而且你和好莱坞的多位媒动画大师一起合作,当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难忘的分享和技能的提高方面?

李云翔:说来很惭愧,当时我的计划是四个月把它做完。还记得我们当时开制作会议的时候,我们还想了一下,大家努努力,我们争取四个月把它拍出来。但是实际拍摄才发现,真的遇到很多挑战、很多挑战。

当然学到很多东西,就很有幸,我们这次参与的一些人,包括像我们的动画总监Martin Meunier,他是因为在《Caroline》影片当中,开创了定格动画的一些手法,从而获得了奥斯卡奖,还有参与了很多定格动画长篇大作的一些知名的定格动画师,像Ken Burton,Rich Zimmerman,Justin Kohn,他们也都非常支持这一部作品。因为他们在看了这个剧本之后,深受触动,所以说很愿意来帮忙,他们当然带来了一些,可以说是定格动画一些比较一线的技术。

当然因为受我们预算影响,他们也没能够完全地发挥出来,我感觉一个是在很多场景的处理上,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比如这个娃娃怎么从这个画面当中跳出来,再比如说我们有一段这个娃娃在风雨当中,在街上行走,对于这个雨的处理,对于整个画面的过渡,很多细节方面,原来我觉得定格动画实践起来是否有些困难,是不是需要多一些电脑的辅助?但实践证明,他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方法能够把它解决。所以我觉得带来了很多很新的一些东西。

另外,敬业精神我觉得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为了拿到这一个镜头的画面,不管干到多晚,一定要把这些画面完成,很多这个(事)。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业界公认,就是从好莱坞也好,从很多电影人也好,人们更多的是在拍一些续集,更多在拍一些市场上、票房上他们认为有保证的一些故事;(而)创新的东西、敢于突破的东西,就是风险的东西,越来越少。

所以呢,我认为他们能够来参与我们这样一部很小的制作,也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很少见,也打动了他们,所以说对于这些合作呢,我觉得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不负嘱托 讲述中国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梁珍:谈到您自己。看到您有很多的作品都是荣获大奖,包括《活摘》,就是《大卫战红魔》这个片子,夺得“皮博迪奖”,也是媒体界的“普利兹新闻奖”,是最高的奖项。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您的创作题材很多都和人权迫害有关系?尤其是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

李云翔:我在加拿大,跟中国大陆的电影人相比,优势就是有一些他们没有办法触及的故事,没有办法说的话,我有这个条件能去讲这样的故事,能去说这样的话。也有一些大陆的朋友们,私下跟我讲了,说很羡慕我。

其实很多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很多人,他们是很明白的。他们很想把一些故事讲出来,但是迫于这样的环境限制,没有办法。所以我有这个条件,那为什么不去做一做?

另一方面,其实往往在这些在中国很难讲的故事当中,确实(有)真正的应该被讲的故事,因为这里面,体现了人的勇气、智慧,体现了人们在这个这种大环境下,怎么样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里面有太多可歌可泣、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们,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变故当中,也应该能够遇到很多在您身边的很多感人的故事。在这些变故发生之前可能还不太注意,不太听得到,所以所谓“时势造英雄”,对吧?

那么这些故事呢,我也很荣幸能够把它讲出来,其实正因为以前我的一些作品,也不断地有一些在中国大陆的人找到我,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他们告诉我,对我是一种信任,因为对我来讲只听一听故事而已,对他们来讲那是经过在风雨当中洗礼,有很多牺牲,有很多付出在背后的。所以他们敢于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对我的这种信任,我感到是一种嘱托,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动力,在激励我的同时,也不断地告诉我说,OK,听完故事不是白听的,我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所以说,在不断地一步一步地做下去。

压力下揭中共迫害人权 坚持传递真相

梁珍:因为你所接触的这个题材都是当今世界在屏蔽的真相,所以您看到,包括“活摘器官”这个题材一直都是被中共当局封锁的,而你把它搬上大屏幕,让国际社会知道。您虽然在自由的国度,但您在创作这类题材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合作方等的一些压力,您又是怎么去应对呢?

李云翔: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在北美电影界有句话叫“Every movie is a miracle”,每部电影都是一个奇迹。因为每部电影创作都很困难。这个题材,那就是“Double Miracle”双重奇迹,真的是很困难。

如果是真人实景拍摄的影片,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场景被取消的,或者演员马上就要开拍了,甚至签完合同了,他说,“对不起我不敢来了”,那你马上面临停拍的问题。

动画片没有演员的问题,但是有主创人员受到压力之后退出的。也有电影节或者是一些奖项的主办方,受到压力之后把我们这个电影取消的,无法参加影展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了。

甚至有给了我们一些资金支持的一些机构,也收到中国大使馆的一些信件,要求他们停止支持。当然他们说得比较含蓄了,说这是一些“反华”影片,或者是什么的,再后来人家主办方把信拿给我看,你看这是冲着你来的。所以这样的事情一直很多的了。

但是呢,我们在海外只不过创作这样的一些影片就受到这么多压力,那么可想而知,在中国大陆,亲身要面对这样的事情那些主人公们,他们的压力是多大?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一点压力就退缩的话,对不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故事告诉我们的那些人们。所以我刚才讲,听故事不是白听的,对吧?

这些人把故事讲给了我,对我是一种信任,那么我多少也要学到一点他们的勇气吧?多少也要对得起他们的一些信任吧?所以我觉得,至少一路走下来,我倒觉得应该坚持下去,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我们之前推出一部影片《求救信》,孙毅这个主人公,他在劳教所里面把很多遭遇写成秘密的信件,塞到圣诞节装饰品里面,居然被一个美国人发现了,甚至带来整个中国劳教制度的一些变革。像这样传奇般的故事,你说不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吗?

丢人的是共产党 人们敢于说真话中国就有希望

梁珍:我相信你手上有很多题材,可能也希望更多人能参与,把这么多好故事记录下来,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中共大使馆会说这是“反华”,香港现在的电影界也面临着国安审查的红线,拍了电影可能就会说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罪”,所以令到香港本地的电影界已经是创作自由大为受限。

一些像《十年》这样的电影已经要被迫下架,《理大围城》连播放的场地也多次被取消,那你有什么话想跟香港的观众讲?在面对动不动被扣帽子,你又是怎么去应对呢?

李云翔:我在加拿大创作环境还是更自由,对于香港甚至中国大陆的很多同业的一些朋友们,他们的处境我其实也是很了解的,确实是很艰难的。

我在有一次电影节当中,有一个观众是中国大陆来的,他来旅游,他看了我的一部影片,很真诚地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很荣幸看到这样的作品,他也很受感动,他有个想法就是:“我们把中国大陆很多的人权迫害在国际上这样去讲,会不会感觉很丢人呢?”

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共当局,它在做这样的侵犯人权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第二,这件事情你瞒是瞒不住的,中共迫害人权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不说妇幼皆知,也差不多了,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讲这样的故事,这是不是更丢人的一件事情?(同胞被迫害)14亿人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问这个观众这样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在二战期间,有德国人站出来说,纳粹的罪行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迫害犹太人;或者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它做了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情,有日本人站出来说,我们不应该去侵略别人的国家。你怎么看待这些人?你认为他是反德、反日,还是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中国人为何不抗争?封锁严重你听不到

也有很多外国朋友问我,说中国人为什么不抗争?我说不是不抗争,很多人在努力、在抗争,只不过因为封锁得很严重,大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你认为这个环境应该改变,那么尽你的一份力。当然大家的环境、处境不一样,能做的事情不一样,那么每个人问自己:我能做什么?哪怕小到只是发一个传单,或者传递一个信息,大到你的角色、你的地位能够做更大的事情,每个人你不用问别人怎么做,其实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梁珍:现在香港,大家经过这两年的社会运动,很多人目前心情都是非常的恐惧,大批的人移民走,还有一些留下的人或者在监狱里面都变得非常的痛苦,每天(心里)在流泪。相信你在加拿大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包括电影界、艺术界也有不少人来到加拿大,你有什么话想跟香港人讲吗?

李云翔:每年“六四”的时候,我都看到有媒体的报导,在维园那么多的人去纪念“六四”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很受感动,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也好,在海外华人界也好,好像提“六四”的人也不是很多了,好像提起来都是老黄历一样,甚至很多人觉得,你看经济发展也好,怎么样也好,来证明当时的一些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就香港每年的这个纪念活动本身来讲,我觉得这个精神还在。

香港市民的很多抗争精神,尤其在后来的一系列的事件当中,我看到了很多报导,我深受感动,我觉得只要这个精神还在,不管有多么大的逆境,都有希望。

我想说的是,作为海外华人,其实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心与香港市民的心是同在的,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我觉得前景是光明的。

另外新长片今秋可能发行

梁珍:你用四年拍了15分钟,积累了很多经验,会不会再创作下一部“定格动画”的作品?

李云翔:这个计划确实是花费的时间跟精力超出了原来的想像。那最近在做一部长片,应该说也在接近尾声,这是一个实景拍摄的故事,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的长片,讲述的是中国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他们怎么样帮助一个外国记者,把在中国被封锁的一些人权迫害的消息,在国际上能够曝光出来,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这个我们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制作,希望今年秋季能够发行出来。

完整访问请观看《珍言真语》节目。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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