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12月01日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這句當代人幾乎都能琅琅上口的話語，其原始出處雖有爭議，但它之所以能膾炙人口，無疑歸功於密爾頓‧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這位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自由經濟學家」美譽的經濟學大師。由於弗利曼在寫給大眾的通俗文章於一九七五年集結成書用這句話作為書名，這句話才風迷全球，這同時也凸顯出弗利曼在公眾中享有極高的聲譽。
弗利曼獲頒諾貝爾獎，足證其學術成就之高，但他之所以享譽全球、對人類有極大的貢獻，卻是在公共政策領域上對「自由經濟理念」的大力傳佈、推廣之故。他在這方面不但著作等身，而且風塵僕僕到各國對國家領導人和普羅大眾耳提面命。為了發揮更大影響力，弗利曼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與海勒（W. Heller, 1915～1987）舉行公開大辯論，也在《新聞週刊》（Newsweek）一段時間（1966～1984）與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1915～2009, 凱因斯學派最主要大將，一九七０年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紙上論戰，被薩繆爾遜稱為「經濟學界的鰻魚」。
經濟學界鰻魚的情操
這個比喻鮮活地點出弗利曼的自由經濟觀點在當時屬於少數，但卻頗富攻擊力，有如遠洋漁業捕魚者，為了維持所補獲魚群的新鮮，必須放入幾條鰻魚與魚群相鬥。這也顯示出弗利曼處境的艱難，但他為真理「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隻身力戰群雄。
除了以文章、演講、辯論宣揚自由經濟理念外，弗利曼更深入政治專制獨裁國度與領導人對談，或充當經濟顧問，將經濟自由灌輸在政策決策者腦中，最有名的當推他在一九七0年代充當智利軍政府獨裁者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 1915～2006）顧問，促使智利致力推動市場自由化策略。但也因為如此，弗利曼在1976年被宣布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引發史無前例的抗議風波。
舉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系和瑞典商業學院的教師及研究員的抗議信為例，內容是：「儘管弗利曼在經濟學理論方面有一些成就，但他完全不理會他所推薦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後果……。他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做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軍事獨裁者之顧問，也替智利軍人政權擬出一條經濟政治路線。……這一切不但指出了皇家科學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煞了弗利曼的得獎資格。……」
除了有這種書信抗議外，頒獎那天，場內有一人抗議，場外更有四千人示威，創下截至該年為止，共七十五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受到破壞的先例，且因示威者擋道，典禮後的國王傳統晚宴，也首度延遲開席。雖然受到如此激烈抗議，弗利曼仍堅持其藉機轉變獨裁者理念的作法，繼續充當各國政要的諮詢顧問，最著名的就是與中共經改初期的關鍵人物趙紫陽在一九八八年的長達兩小時面對面會談。
為何弗利曼敢於干犯眾怒，冒著「為虎作倀」的罪名持續幫軍事獨裁者擬定經改政策？在弗利曼夫婦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對話式自傳《兩個幸運的人》（Two Lucky People）的第二十四和二十六兩章，對該事件的始末，有非常詳細的記載和辯解。我的理解是，弗利曼相信「經濟自由的結果將促成政治自由」。在智利，皮諾契特將軍接受人民的裁決（公民投票），安排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進行總統選舉，軍事執政團把政權交給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恢復了真正的政治自由，而新民主政府繼續執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也終究實現了「自由市場經濟在自由社會中健全運作」的終極目標。
堅信自由經濟最能造福人群
弗利曼之所以有如此的勇氣，就在其對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的堅信，堅信這種制度對人類的福祉最有助益。為了促進人類福祉，不辭辛勞地做自由經濟佈道工作，他將其完整理念在一九六二年作了統整，以《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這本書呈現，而這是一本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書。
由於當時那些深恐政府規模擴大，以及深恐福利國家和凱因斯思想的得勢會危及自由和繁榮者，是被歸屬於相當多數的同輩知識分子視為怪異份子的少數團體，該書因而受到漠視，沒有任何一份全國性的主要刊物對之評論，即使如此，該書出版十八年也賣出了四十幾萬本。到一九八０年，當《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這本書出版時，情況卻大為改觀。這由弗利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一九八二年版序言〉中可清楚得知。
弗利曼這樣寫著：「過去二十五年來學術氣候轉變之大，可由我的妻子和我合著的《選擇的自由》一書所受到非常不同的待遇得到證明。《選擇的自由》一書刊行於一九八０年，在思想上直接承襲《資本主義與自由》。《選擇的自由》得到所有主要刊物的評論，而且通常是具有特色的長篇評論。《書摘》不僅摘述該書，而且以它為封面作號召。《選擇的自由》出版後的第一年就在美國賣出四十萬冊精裝本，一九八一年初並印行普及版，而且已被譯成十二種外國文字。
我們認為這兩本書被接受程度的不同，不在於品質的差別。事實上，較早的那本較著重哲學思想，也較抽象，因此是較為基本的。而《選擇的自由》，如同我們在該書的序言所說的，『較多精微實例，較少理論架構』，《選擇的自由》補足了，而非取代了《資本主義與自由》。從表面上看，讀者對這兩本書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可以歸功於電視的力量。《選擇的自由》是根據我們在公共電視台同名的節目而設計的，原本也是要伴隨該節目的推出來銷售。毫無疑問，電視影集的成功，突顯了該書的卓越。
這種解釋相當膚淺，因為電視節目本身的存在和成功，正可證明學術氣候的改變。在一九六０年代，從未有人來找我們製作像《選擇的自由》這樣的電視節目；這樣的節目即使有贊助者的話，也必定很少。如果真的製作出這樣的節目來，觀眾也一定少得可憐。因此，《選擇的自由》所得到的不同待遇，以及電視影集的成功，正是輿論氣候改變的當然結果。雖然我們這兩本書的論調依然稱不上知識的主流，但至少現在已得到知識分子的尊重，而在廣大的讀者群中幾乎要被視為傳統的作品了。」
輿論氣候的大轉變
弗利曼又說：「輿論氣候的改變，來自經驗，而非理論或哲學。蘇聯和中國曾經是知識階級的大希望之所寄，如今很明顯的已經被唾棄了。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曾經對美國的知識分子產生極大的影響，也早已身陷困境。回頭看看美國，一向熱衷於大政府的知識分子，其中大部分又為民主黨的支持者，在經過了越戰，特別是甘迺迪和詹森兩位總統所扮演的角色後，已感到大失所望。許多偉大的改革計畫，諸如國民住宅、支援工會、學校的種族融合、合併學區、聯邦對教育的補助、反歧視運動，這些過去代表福利的旗幟，如今已多化為灰燼。和其他人一樣，鼓吹改革計畫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袖珍本著作也受到通貨膨脹和高稅率的衝擊。是以上這些現象，而不是理論書籍洋洋灑灑陳述出來的理念，解釋了一九六四年高華德（Barry Goldwater, 1909～1998）的大敗，而到了一九八０年雷根（Ronald Reagan, 1911～2004）的大勝之間的轉變。高華德和雷根這兩個人提出了相同的計畫，也傳達了相同的訊息，卻遭到截然不同的命運。
那麼，像本書一樣的同類書籍，它們所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就我看，有兩層意義。首先，是提供了自由討論的題目。如同我們在《選擇的自由》一書的前言中寫到：『唯一能真正說服你的人便是你自己。你必須讓各種論題自在地在心中翻動，考慮這許許多多的辯論，讓這些辯論去喧騰鼓動，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把你的偏好變為堅定的信仰。』
其次，也是較為基本的是，在環境必須做轉變之前，保有開放的選擇空間。在私人行事中，尤其是在政府的體制中，都存在著一種巨大的慣性，這種慣性可以說是現狀的專制(the tyranny of status quo)。只有在面臨危機時—不管是實際發生的還是預期到的危機—才能產生真正的改變。一旦危機發生，應付危機所採取的行動，是依當時社會廣為流傳的理念而定。我相信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功能；亦即，對應於現存的政策，發展出不同的方案，使這些方案持續活存且具可行性，直到它們從政治上的不可能採行，變為政治上的不可避免。」
經由弗利曼的自述，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與自由》與《選擇的自由》兩本書是互補而非替代性的，只是《資本主義與自由》較著重哲學思想、較抽象、也較為基本。
弗利曼在一九八０年時認為，美國人正在覺醒，也再度認清「受到過度管理的社會很危險」，也了解「好目標會被壞手段搞砸」，而「依賴人的自由，根據他們本身的價值，去控制自己的生活，是充分實現偉大社會的完整潛力，最牢靠的作法」。所以，弗利曼以「也幸好，身而為人，我們仍然能夠自由的選擇應該走哪條路—是否繼續走政府愈來愈大的路，還是喊停和改變方向」，作為《選擇的自由》這本書結語。
不過，弗利曼雖慶幸美國人在一九八０年代有選擇的自由的權力，但他在一九九三年二月於《資本主義與自由》一九八二年版的〈中文版作者序〉中，卻提出了震撼人心的警語。
經濟自由倒退
弗利曼寫道：「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的，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０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
最重大的行為變革發生在原本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和其衛星國，以及中共。那些國家試圖以自由市場取代中央集權控制，來獲取最大可能的利益，位處於西半球的我們對這些發展深感得意。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形態，而共產主義國家正在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們所處的國家之形態。
我對台灣的了解不深，因此我不敢說台灣的情形是否亦如上述的西方國家之態勢。然而，以美國為例，我確信反轉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縮小政府規模和減少侵犯個人事務是極為迫切的作法。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
在台灣發行《資本主義與自由》也許像是運送煤炭到電氣化的城市，因為台灣過去四十年來遵循本書所闡釋的理念，已經變成二十世紀的經濟奇蹟之一，一如香港、新加坡、二次大戰後二三十年的西德，以及過去二十年來的智利。不過，這樣的成果並不是說本書的理念就不相干了。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我非常希望本書的發行能夠幫助台灣保有、且擴大其人民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
弗利曼在該序文中表示對台灣的瞭解不深，因而不敢說台灣的情況與他所描述的西方國家態勢相同，他又謙虛地表示《資本主義與自由》在台灣發行，也許像是運送煤炭到電氣化的城市。弗利曼言下之意是，台灣早已遵循這本書所闡釋的自由經濟理念，因而本書在台灣面世恐怕是多此一舉。其實，當時台灣的情況比弗利曼憂心的西方世界之演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二００九年在金融海嘯後，馬政府急切與對岸簽訂ECFA，更產生危機。而二０一六年蔡政府上台，傾向左派的社會主義政策且方興未艾。
在美國，歐巴馬主政後快速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以健保改革強渡關山可見一斑，這也更凸顯弗利曼的先知。到二０一七年，川普當選總統，重拾一九八０年代雷根總統的自由經濟，雖被稱為「敲響社會主義的警鐘」，但其行動卻是困難重重，因為美國社會早已迷漫社會主義思維，甚至被共產主義普遍滲透了！果不其然，二０二０年美國大選在滿天舞弊疑雲下，民主黨拜登上台，歐巴馬社會主義政策重新抬頭，而在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助威下，政府管制和干預力量大為擴大。至於共產世界的邁向自由經濟，更是掛羊頭賣狗肉，由中共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已可清楚明白。所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更是需要弗利曼一九六二年寫作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來引領。
12個問題歷久彌新
這一本沒有數學符號、沒有任何幾何圖形的「敘述性」著作，展現出不同於「一般人」所認定的「經濟學理」，也無形中為「自由經濟學無用」作了極為有力的辯解。藉著身為自由主義分子（這個名詞的定義還請詳見書中弗利曼的澄清）所抱持的「自由」精神，弗利曼將各個社會中常見的十二個重要問題以淺顯的文字、流利的文筆提出精闢的分析。
這十二個問題分別是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關係、政府在自由社會裡的角色、控制貨幣、國際金融與貿易安排、財政政策、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角色、資本主義與歧視、獨占與企業和勞方的社會責任、職業特許、所得分配、社會福利的措施，以及減輕貧窮。
這些問題都與社會中的每一分子息息相關，也是各個領域的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課題，弗利曼以自由經濟的角度，為我們指出一條異於一般人想像的明路。
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書，是弗利曼根據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說內容集結而成，據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弗利曼壯年期精力充沛、生產力達到頂峰時的傑作。無怪乎一九九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性預期學派的宗師盧卡斯（R.E. Lucas, Jr.）推崇本書是弗利曼思想的精華，既有原創性又極富哲理。
自由經濟在乎政府角色的正確
本書所論述的十二項問題，都圍繞在「政府」角色的如何扮演，這也正是台灣自一九八四年即提出的「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政策之關鍵點，到一九九五年「亞太營運中心」跨世紀方案，配合「行政改革」、「政府再造或改造」、「減肥」等等行動，全都是在「小而有能」、「做該做的事」等等政府職責何在，以及如何作法上圍繞，就是一九九七年憲改大戲也都在作這種事，但成效卻不彰。癥結所在，就是在正確觀念的無法生根，此由弗利曼在本書的〈導論〉一開始所引的已故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 1917~1963)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被此間當成金科玉律就可知一斑了，也就是說沒有跳脫出政府是主人或神祗，人民是僕人或崇拜者的迷思，如此，恐怕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為何早在李登輝當總統時就公開喊出「人民是頭家」，但實際現象都似乎相反，實在很有必要在弗利曼這本書的導論和第一、二章找尋答案。
記得哲人曾說：「知識有兩種，一種是亙古不變的，一種則是與時俱變的。」速食、技術性的知識是屬於時常變動的，而富於哲理的思想性知識是不變的，要歸為不變的知識並不容易，經得起時代考驗的著作更不多見，這本《資本主義與自由》確是屬於此類作品。已故的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先生曾在其《人的行為》（Human Action）譯著的修訂版譯者序中，一開頭就說：「不朽的名著，沒有『時效』問題，因而也沒有『過時』的翻譯；有的，只是無常的『時運』。」他用來恭維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巨著的話語，也同樣適合弗利曼的這本書。
不朽的名著愈久愈閃亮
總之，不朽的名著不但沒有過時之虞，還會有愈陳愈香、愈見其閃耀光芒的功力，《資本主義與自由》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對於此時的台灣，這本六十年前面世的書所探討的十二個問題，如謝宗林在〈譯者序〉中所舉證的，還是懸而未決、甚且每況愈下的重大課題，讓我們一起在其中找尋明路和良藥吧！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這本書在台灣最早的中譯本是一九七二年由台灣銀行出版，是根據一九六二年最原始版翻譯，其後在一九九三年再由我邀藍科正教授和黃美齡小姐，就一九八二年版再重新翻譯，由久大萬象圖書公司出版。到二０一０年，這兩種譯書都已經絕版，當時我覺得有必要再讓這本書在台灣重見天日，正好英文原書在二００二年又再版，而當時最有資格作此翻譯工作的謝宗林又從中華經濟研究院退休，正可全力翻譯，於是向五南出版公司張副總推薦，促成這本最新譯作的出版，相信已臻「信、達、雅」境界譯功的本書，會對華人社會有莫大貢獻。
我必須再強調，翻譯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物質報酬率極低，但對知識的傳佈、交流卻極為重要，翻譯好一本書甚至比自己創作還難，遺憾的是，往往受到輕視，也被誤解為輕而易舉之事，於是很難吸引名家來作。因此，個人感謝謝宗林兄願意加入翻譯不朽名著的陣營，也欽佩五南公司的出版魄力。當時，更希望本書能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思考，終而使社會更和諧、國人福祉更增進。
有意思的是，這本新翻譯書在二０一０年即將付梓出版之際，英國在當年五月十三日「政黨輪替」，以保守黨為首的聯合政府上台，被認為是全歐洲政壇向右轉的最新例證。當時中間偏右的政黨或聯合政府都在西歐大國占上風，包括德、法、英與義大利。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已是右派當權，至於南歐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與葡萄牙，當家的社會黨正竭力抵擋保守派反對黨的步步進逼。
當年《洛杉磯時報》引述分析家的看法指出，雖然國際金融體制幾近解體，全球經濟衰退又接踵而來，但這股默默持續數年的向右轉趨勢，正方興未艾。選民不但沒有受到某些專家們批判「資本主義失靈」而懲罰右派政黨，反而找它們出面收拾殘局。
選擇右派收拾金融危機殘局
設在倫敦的「歐洲改革中心」研究員歐唐納當時說：「許多歐洲國家的人民相信，中間偏右政黨比中間偏左政黨更有能力應付經濟問題。」
以英國為例，保守黨在選舉時強調整頓金融乃當務之急，批評工黨放任政府預算赤字達到類似希臘的比例，並開出當年就要刪除九十億美元支出的支票。二０一０年新首相卡麥隆五月十三日上台當天召開首次內閣會議，內閣閣員立即減薪百分之五，藉此宣示要把矯正國家財政列為施政優先項目。
當時的歐洲為何會有向右轉現象？政治專家分析，一個理由是左派政黨已向中間靠攏，有時甚至吸收右派的政策理念為己有。另一個理由則是要削減赤字就只能削減支出，沒有其它辦法，也因此意識形態變得不管用。譬如在希臘與西葡執政的社會黨人士，受限於歐元區規定，只能推嚴苛的撙節措施來降低膨脹的公共赤字，與保守派政黨沒有兩樣。或者可以說，各國政府採用「印鈔救市」拉拔經濟，其實不被人民所認同，而金融海嘯和經濟蕭條也不被認為是市場失靈或資本主義失敗，反而是大政府或政府干預經濟失當所致。
不過，儘管撙節、小政府的右傾思維看似占上風，但在貧富懸殊擴大、中產階級消失、低薪等等現象浮出，追求「公平正義」的聲音及行動擴大下，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又在二０一四年出版《二十一世資本論》(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這本暢銷全球的磚頭書，讓社會主義、甚至馬克思共產主義再復活，而資本主義又被指責。所幸美國川普總統獨排眾議，重拾一九八０年雷根總統的自由經濟理念，正需要這本《資本主義與自由》重出江湖作為理論基礎及行動準則，而台灣更應跟隨美國的腳步向右轉，也當然需要這本書。
就在此時（二０一八年），五南出版公司推出「經典名著文庫」，將二０一０年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中譯本重新排版納入其中，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當時我也希望讀者能經由這本經典書籍，獲得政府應當扮演何種角色的正確認知，也更盼望政府決策者和有關公共政策的專家學者們，好好仔細閱讀這本經典！
世界輿論氣候再左轉
不過，正當川普對中共中國發起貿易戰，試圖打垮「中共新重商主義」，好讓全球回到公平貿易、進而再往自由貿易全球新秩方向落實之際，一場由中國武漢引爆的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或新冠病毒）卻打垮美國經濟，在滿天弊案下川普連任受阻，民主黨拜登政府上台。不但重拾歐巴馬社會主義政策，更實施極端左派、激進社會主義的民主黨議程，而二００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這位「新凱因斯學派」領頭羊極力主張的「政府大力干預」再度抬頭。
說也真巧，弗利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最新版本也在二0二0年面世。或許是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有鑑於社會風氣極速左移，乃趕緊再將弗利曼推出來制衡，畢竟芝加哥大學是自由經濟的灘頭堡，而弗利曼是芝加哥學派最具代表人物，這本《資本主義與自由》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理論和現實問題並具，這個時候再重新推出有如及時雨，再恰當不過了！
雖說是新版，但除了新加《紐約時報》編委賓雅明･亞波榜(Binyamin Applebaum)所寫的〈前言〉(foreword)外，與二00二年版本的內容完全相同。眾所周知，《紐約時報》是左派媒體，認同社會主義，其記者和編委也應都偏向左派，為何芝大出版社會邀亞波榜寫本書前言？又，為何亞波榜會答應為本書寫前言？實在耐人尋味。或許因為亞波榜曾在二0一九年九月出版《經濟學家的時刻》(The Economist’s Hour)，書中主角就是弗利曼，而亞波榜在二0二0年九月十八日於《紐約時報》的時論〈責備密爾頓･弗利曼五十年，這裡有其他看法〉(50 Years of Blaming Milton Friedman. Here’s Another Idea)，看似在為弗利曼辯護，由而認為亞波榜是為當代人引介弗利曼及其經典著作的適當人選。
正如本書中文譯者謝宗林在翻譯該〈前言〉之後所言，這位左派人士對弗利曼的理念多所誤解。該篇〈前言〉前面十分之八篇幅在介紹弗利曼的生平事蹟，提供了有意思訊息，但最後十分之二篇幅對這本書的評論卻令人揺頭。讀者可就他們兩人的論評，對照弗利曼的全書，仔細思量，相信會收獲良多，也應能明白為何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造福人類，也可明白左派社會主義者如何抹黑、污衊自由市場，而「資本主義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政府是來維護自由，並非來干預市場的，並進而思索「小而有能的政府該做什麼正確事務，又該如何做好」這個最根本、最重要課題。
這本最新中文版本，是謝宗林在二０一八年修改二０一０年譯本的版本，再加上亞波榜新寫的〈前言〉，並將弗利曼在一九九三年二月為「一九九三年中文版」親筆所寫的序文（藍科正教授中譯）納入。如弗利曼所言：「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六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
如今世間重大天災人禍頻傳，社會主義盤據全球，如何在這「末後之末」逆流而上，拯救人類於水深火熱、滿天瘟疫之中，這本經典可說是「靈丹妙葯」！怎可不看呢？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