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5月09日訊】（大紀元專欄作家Antony Sammeroff和The Mises Institute撰文／曲志卓編譯）隨著美國通貨膨脹率飆升至8%，許多人都感受到了壓力，並希望節省資金。但在美國，藥物的價格上漲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據《美國醫學會雜誌》（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報導，比起其它物品，美國製造的藥品價格在十年內上漲了六倍。
這更具悲慘性，因為飆升的藥物成本是由特定的政府政策造成的。對COVID-19的可怕反應引起了民眾對大型製藥公司日益增長的懷疑浪潮。如果這種懷疑浪潮能夠產生一點積極的結果，那就請讓美國人重新審視醫療保健政策，並要求政府做出一些改變。
眾所周知，邁蘭公司（Mylan）在2004年至2016年期間將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EpiPen）的價格提高了450%（根據通貨膨脹進行了調整），而EpiPen中的腎上腺素每針成本僅為一美元左右。作為EpiPen的唯一合法供應商，邁蘭可以隨意向公眾收取他們想要的任何費用。
政府專利的過度授權是美國藥品成本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美國醫學會雜誌》2016年的一篇論文稱，市場排他性是美國人均在藥品上的花費超過其它十九個工業化國家的兩倍多的最重要原因。輝瑞（Pfizer），Biogen，吉利德科學（Gilead Sciences），Amgem，AbbieVie，Turing Pharmaceutical，Envizo，Valeant Pharmaceuticals和Jazz Pharmaceuticals（僅舉幾例）都受益於壟斷醫療保健產品的價格欺詐。
西爾弗（Silver）和海曼（Hyman）在2018年出版的《過度收費：為什麼美國人為醫療保健付出太多》（Overcharged: Why Americans Pay Too Much for Health Care）中列舉了無數的例子。
他們寫道：「馬丁‧施克雷利（Martin Shkreli），現在臭名昭著的『製藥兄弟』……通過將一種名為Daraprim的藥物的價格從每片13.50美元提高到750美元來欺騙愛滋病患者。……施克雷利……喜歡受到關注，喜歡惡搞他的批評者。當他舉行慈善抽獎活動時，中獎彩票的持有者可以打他的臉，他吹噓自己收到了超過78,000美元的報價。」
藥物專利被認為可以刺激創新。但現實情況是，它們引起了這一行業的（不良）動機，實際上降低了醫療保健質量，同時將藥物價格推向了頂峰。有人表示，如果沒有專利法和製藥行業的自由競爭，許多重要的藥物將與簡單的布洛芬（ibuprofen）的價格差不多。因為一旦藥物被發明出來，它們的製造成本相對較低。
與此同時，在藥品問題上對美國人民的欺騙不僅發生在櫃檯上，而且還體現在製藥公司通過稅收制度以壟斷價格向政府收取費用。製藥公司知道，通過醫療保險（Medicare）和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數百萬人會以壟斷價格向醫生要求所需的藥物，因為他們永遠不會看到價格標籤。
這是一個大型的社團主義計劃，將數十億美元的公共資金投入私人手中。例如，2014年，吉利德科學公司推出了一種名為索爾瓦迪（Solvadi）的丙型肝炎的藥物，並以每粒藥丸1,000美元的天文數字價格銷售。治療丙型肝炎病人的費用將達到2,680億美元，與當年美國人已經花在所有處方藥上的金額相似。
醫療補助計劃為索爾瓦迪準備了13億美元的預算。但當面臨配給時，丙型肝炎患者提起集體訴訟，指控醫療補助和私人提供者拒絕支付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准的藥物。換句話說，患者們希望政府為每粒藥丸支付1,000美元！
即使自費購買藥物的人最終也不得不支付過高的價格，因為，作為買家，他們與願意為他們掏錢的政府和私人保險公司競爭。雪上加霜的是，人們甚至為自己的稅款所資助開發的專利藥物支付過高的費用！
一項研究表明，在1984年至2009年間發明的最具變革性的藥物中，有一半以上起源於國家支持的研究。公共資助的大學和政府組織，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經常向私人開發商提供研究人員或資金。
專利非但沒有激勵創新，反而鼓勵公司微調已經存在的治療方法，而不是開發更好的治療方法。公司通常被允許「常青」（或「再專利」）他們的藥物，他們所需要做的只是稍微調整它們。例如，治療胃灼熱的Prilosec的製造商通過獲得藥丸塗層的第二項專利來擴大其壟斷地位，使他們能夠繼續成為活性成分的獨家供應商。
難怪據報導，85%的新藥並不比現有的藥物更好！公司只是簡單地將原始藥物從市場上撤出，迫使醫生發行新的、更昂貴的藥物。新藥與前一種藥物沒有本質的區別。它只是有一個新的專利。研究人員羅賓‧費爾德曼（Robin Feldman）和王康妮（Connie Wang）發表了一項研究稱，在2005年至2015年期間，FDA記錄的與新專利相關的藥物中至少有74%不是新藥，而是現有藥物。
當一種新的疾病出現時，用一種已經存在的藥物來治療它要好得多。這種藥物是為治療其它疾病而發明的，而不是為它開發一種全新的藥物。這是因為我們對長期在市場上的藥丸的安全性和副作用有了更多的了解。專利阻礙了尋找使用舊藥的新方法，因為投資者寧願擁有專利授予的市場排他性，也不願使用已經以仿製藥形式提供的更安全的藥物。
這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當時已經存在的治療方法被忽視，而醫療行業則急於推出一種保證會帶來數十億美元的疫苗，由納稅人支付帳單。
當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博士發現並成功開發出第一批脊髓灰質炎疫苗之一時，他被問及誰擁有該專利，並回答說：「好吧，人們會說，你能為太陽申請專利嗎？」
然而，在那個時候，為患者帶來新的治療方法需要相對較短的時間，而且成本也比現在小得多。過去，互相競爭的廠家必須對藥物進行逆向工程，以便以仿製藥形式提供，這需要一些時間。現在，公司必須披露其藥物化合物，並在FDA審查過程中公開其生產過程。他們不得使用商業祕密。
這意味著，當審查過程結束時，其它公司已經知道如何製造他們的藥物。由於這種強制性的開放政策，製藥行業依靠極端壟斷價格和專利，來收回因FDA監管體系的複雜性而人為增加的研究成本。
前醫學研究員、令人震驚的《監管之死》（Death by Regulation）一書的作者瑪麗‧魯沃特（Mary Ruwart）解釋說，對於確保製藥公司盈利來說，如果監管體系更加合理，專利就沒有必要。
她寫道，在1962年至1980年間，過度的政府法規將新藥從實驗室上市所需的時間從四年延長到十四年。這不僅會增加將藥品推向市場的成本，提高消費者的價格，而且還會給製藥公司的競爭對手足夠的時間來複製他們的工作。
從本質上講，政府用左手阻礙製藥業，用右手保護它。公司抱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過度監管人為地提高了他們的成本，如果沒有專利，他們就沒有盈利的空間。特別是在一個（據稱）只有十分之二的藥物能夠最終進入市場的環境中。因此，政府必須為了公共利益而保護行業的底線。最後，是公眾為一切買單。研究、監管機構、專利保護、利潤，這一切都隱藏在藥丸的膨脹成本中。
我們至少有四個理由懷疑專利是否在醫療保健創新方面帶來了任何好處。
首先，專利會阻礙潛在的發明人將其他人的最新發展與他們自己的「附加」獨創性混合在一起，並迅速將其推向市場。
其次，專利阻止公司研究與競爭對手正在研究的產品類似的產品，這些產品可能會吸引相同或略有不同的患者群，因為如果公司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擊敗，而沒有獲得專利權，他們所有的研究支出都會被浪費掉。
第三，壟斷權的激勵措施會阻礙共享研究和合作，並且降低成本並保持最終產品的利潤率，因為公司處於贏家通吃的制度中。
第四個原因是，當一家公司壟斷了為大多數患有特定疾病的人提供服務的產品時，可能就失去了為該產品不適合的人開發藥物的動力。研究成本往往超過無法盈利的風險。
讓我們以偉哥為例，由於幾個原因，偉哥是一種非常不完美的治療陽痿的藥物。在一些人中，它會導致從頭痛到胃痛的不良副作用，而且藥效需要一個多小時才能開始，這意味著性行為必須有計劃，不能自發發生。對於大多數患有最嚴重問題的患者，由於糖尿病或前列腺癌手術引起的神經損傷，它根本不起作用。對於那些需要無限期服用它的人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效用會降低，最終完全失效。
顯然，開發其它治療陽痿的治療方法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儘管偉哥有缺點，但直到現在它的專利快要過期的時候，人們才對開發替代品重新產生了興趣。如果該藥物一開始就沒有獲得專利，其它公司將一直在尋找可以與偉哥競爭的其它治療方法，毫無疑問，其中一些至少在某些方面會比偉哥更好。
通過給予公司獨家壟斷供應醫療保健產品來限制醫療保健產品供應的一種替代方法，是向新藥的原始創造者提供獎勵。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提供了「優先審查憑證」（PRV）的獎勵。一個成功的製藥商可以用來縮短FDA對某些被忽視疾病的藥物的批準時間。
如果公司自己願意，獲勝者甚至可以將他們的代金券出售給其它製藥公司。據報導，United Therapeutics從另一家藥品製造商那裡獲得了3.5億美元，用於為幼兒開發癌症治療藥物而贏得的PRV。
這種方法可以作為一種暫時的解決辦法，但實際上需要的是大幅放寬對藥品的監管限制，放寬或廢除專利法。本著美國保險商實驗室（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的精神，藥物可以被第三方而不是政府監管機構認證為安全有效（美國保險商實驗室可以對電器給予批准許可證書）。這將消除政府和保險公司不可避免的誘惑，即與大型製藥公司合作，以犧牲我們為代價獲利。
作者簡介：
安東尼‧薩默洛夫（Antony Sammeroff）是蘇格蘭自由播客（Scottish Liberty Podcast）的聯合主持人，並在其t它自由主義主題節目中占據突出地位，包括湯姆‧伍茲秀（The Tom Woods Show）、自由獅會（Lions of Liberty）、學校吸吮播客（School Sucks Podcast）等。他是《全民基本收入——支持和反對》（Universal Basic Income-For and Against）一書的作者（前言由羅伯特‧P‧墨菲（Robert P. Murphy）撰寫）。他之前的自勵書《拖延湮滅》（Procrastination Annihilation）可以從BeYourselfAndLoveIt.com免費下載。安東尼在SeeingNotSeen.Blogspot.com上發表的關於經濟問題的博客和他的文章也被蘇格蘭自由黨（Scottish Libertarian Party）、科布登中心（the Cobden Centre）、后座議員（The Backbencher）、理性崛起（The Rational Rise）和ActualAnarchy.com發表。
米塞斯研究所（The Mises Institute）成立於1982年。研究所秉承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默里‧N‧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傳統，促進奧地利經濟學派，個人自由，誠實歷史和國際和平的教學和研究。我們尋求知識界氛圍的根本轉變，從國家主義轉向私有財產秩序。
原文「PostCOVID America: Racked by Inflation, Americans Pay Too Much for Drugs」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