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美國港口工人為什麼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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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4年10月05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原泉編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美國勞工罷工次數相對較少。在私營部門,工會成員人數長期以來一直在下降。大部分的糾紛來自公共部門的工會,在2020—2022年期間學校的延長停課時間,讓我們見證了這一點,教師工會展示了其影響力。

然而,如今我們面臨著東海岸和墨西哥灣沿岸港口發生的災難性罷工,這是自1977年以來,東部和墨西哥灣沿岸港口首次罷工,國際碼頭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ILA)要求大幅提高工資和改善福利。

即使是一週的罷工也會導致集裝箱和貨物堆積,導致供應減少,給零售業帶來壓力,並推高價格。更長時間的罷工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包括嚴重短缺及可能實行配給。民主黨人希望管理層讓步,而共和黨人則傾向於使用聯邦法律——《塔夫脫-哈特萊法》(Taft–Hartley),這是一項旨在修正其它糟糕法律的糟糕法律,迫使所有人重返工作崗位。

罷工可能很快結束,也可能持續數月之久。考慮到大選將至,港口的戲劇化情勢很容易被當作表演。快速重新開工無疑將有利於執政黨,執政黨會受到擁護。長期罷工則會造成政治災難,也會讓唯恐天下不亂者認為經濟脆弱且失敗。

更大的問題在於,為什麼這一切偏偏在此時發生。數十年來,港口的運作都很順暢,沒有出現任何問題,而現在突然出現大量憤怒的工人,要求一份新的長期合同,大幅提高他們的工資。

有主要因素,也有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是通貨膨脹,工人的工資根本跟不上通脹。工人的工資經通脹因素調整後,目前與2019年基本持平。然而,調整通脹需要準確的數據,而美國勞工統計局並沒有提供這些數據。

聯儲局經濟數據(FRED);圖表:Jeffrey A. Tucker

在現實生活中,過上舒適生活的成本飆升,已經遠遠超過了普通工人的支付能力。官方的通脹數據不包括利率,它錯判了醫療保險的費用,它不能説明食品雜貨、房租或其它大部分開支的實際支出。因此,即使工人的工資根據通脹進行調整,他們的實際工資也比五年前低了。

工會說得很清楚:「通脹完全吞噬了任何加薪和時薪。與六年前相比,一切都變得更加昂貴。我們的成員在支付房貸、房租、汽車貸款、食品雜貨、水電費、地稅,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孩子的教育費用上都面臨困難,美國海運聯盟(USMX)的航運企業的貪婪,讓他們產生了利潤高於人民的妄想。」

在一個薪資由工會與管理層協商決定的行業中,高通脹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工人不滿,而最終導致老式罷工也就不足為奇了。同樣的問題現在正在影響著所有私營部門的工會,比如音樂行業的工會。

工人和管理層之間的社會和經濟差距也引發了強烈不滿。在2020—2021年封控期間,工人停薪留職,靠政府發放的補助過活,但這些補助金根本無法支付帳單。同時,管理層卻沒少領薪水,甚至還從企業獲發的數十億刺激款項中獲得巨額加薪。

封控的世界促成了現代工會形成的整個框架。他們主張勞動者聯合起來,作為一個團體行動,在必要時罷工,以阻止管理層的權力過度集中。這裡深層的理念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一種內在衝突,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榨取剩餘價值,而工人儘管使企業運轉,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稽之談,一般來說不是真的。勞動合同是自願的契約,資本家/企業所有者通常獲得更多的利潤,因為他或她對結果承擔了更多的責任。資本必須在最終產品售出並產生收入之前很久就要支付工資和薪水,也就是說,資本的所有決策本質上都是投機性的。作為工人的好處是,有更多的安全保障,而不必承擔企業風險。

所有這些都假定了一個運作良好、流動性強的自由市場,在這個市場中,企業和工人都存在競爭。每個人都按照雙方同意的僱用條款工作,合作也隨之而來。在美國歷史上,工會對生產獲得實質性權力的唯一時期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當時政府介入支持工會,對抗管理者和股東。

這也是自由市場的運作方式。

2020年及之後發生的事情卻並非如此。所有企業突然受到中央計劃的約束,富人和有權勢的人比工人享有更多的特權,而工人被剝奪了為家人勞動的權利。同時,另一個階級的工人——我們姑且用馬克思的術語稱呼他們為農民——則通過送貨、修理基礎設施和照顧病人找到工作。結果是明顯的階級差異,這與馬克思主義模型奇妙地契合:精英與工人之間的對立。

在這種情況下,古老的馬克思關於階級衝突的謊言變得非常真實。這真的是統治階級對工人、富人對窮人、特權階級對邊緣階級之間的對立。階級衝突是由上層法令的力量強加而形成的,伴隨著新的術語。例如,我們使用「必要」和「非必要工人」、「大企業」和「小企業」這類詞語。

這種分化所造成的後果非常嚴重,至今仍在持續。通脹加劇了這一問題,因為購買力下降對靠工資生活的工人影響最為顯著,而對富裕階層的影響則小得多。因此,這些碼頭工人開始關注他們的帳單、食品價格、房租和保險費的上漲,然後他們注意到管理層的表現,最後憤怒被點燃。

人們可以譴責他們,指出他們掙得比快餐店的工人多,但想想四年來購買力下降30%到50%的影響,所以罷工也並不是不合理,大多數勞工對此無能為力,但工會成員卻有選擇。

工會的要求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航運公司在經歷了兩年的中斷後,面臨著真正的經濟壓力,並且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只會增加財務困難。在某些方面,這次罷工是在最糟糕的時候發生的,管理層確實無法滿足工會的所有要求。

碼頭工人也擔心科技正在減少他們的工作時間,最終取代他們的職位。目前,許多裝卸和搬運工作都可以由機器完成,工會領導對此非常清楚。這個擔憂很合理,但從長遠來看,拒絕技術升級並不是切實可行的選擇,總有一天要去面對現實。

我們將拭目以待,看談判開始後的進展將會如何,但航運公司最好能重新思考自己的管理人力成本。在不了解該行業內部具體情況下,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管理架構實際上人浮於事且薪資過高。

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工會是出了名的魚龍混雜,上層的人生活優渥,是擁有賓利車和遊艇的百萬富翁,同時卻聲稱代表繳納高額會員費的成員的利益。我們不確定這次罷工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了成員的意願。事情總是比表面看起來要複雜得多。

不管你如何看待這次罷工,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災難性疫情應對措施所帶來的持續後果,它擾亂了正常的商業運作,並注入6萬億美元的虛假貨幣來應付這種中斷,最終導致通脹,進而減少了從事工作的人的實際工資。很少有人能將這兩者聯繫起來,但其邏輯軌跡就擺在那兒且不可否認。◇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雜誌《米塞斯之最》(The Best of Mises)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並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發表演講。

原文:Why Are Dock Workers Striki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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