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再為阿根廷川普米萊敲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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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4年03月23日訊】阿根廷新總統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出乎意外的,於1月17日出現在最認為對他最不友好的場所—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簡稱WEF),而且還發表演講。

集體主義滲入西方世界

他一開始就說:「西方世界正處於危險之中,這種危險是因為那些本應捍衛西方價值觀的人,被一種必然導致社會主義並由此帶來貧窮的世界觀所同化。」

米萊接著說,近幾十年間,受到一些出於好意想幫助他人的人,以及一些渴望躋身於特權階級的人所驅動,西方世界的主要領導人已經放棄了自由模式,轉而採用了我們所稱的「集體主義」的不同版本。

他告訴我們,集體主義實驗永遠不是解決困擾全世界人民的各種問題的方法,相反的它就是問題的根源。米萊認為阿根廷人有資格來證明此論點,因為阿根廷就是活生生的一個實驗場。他指出,阿根廷在1860年採用自由模式,35年間成為世界上領先的大國。但在過去的100年裡,阿根廷轉而擁抱集體主義之後,阿根廷人就陷入系統性貧窮,全球排名下降到140名。

米萊進而以全球歷史數據來展示,自由企業資本主義制度不只是結束世界貧窮的唯一可能的制度,而且是唯一符合實現道德的制度。

攤開經濟進步歷史,可看到從西元0年到1800年間,全球人均GDP一直維持固定,但自從採納資本主義作為經濟制度那一刻起,財富就呈現爆炸性增長,而且是持續加速的成長。從西元0年到1800年間,人均GDP年增率始終維持在約0.02%。從19世紀開始,伴隨工業革命,年複合增長率達0.66%,依此速度,人均GDP翻倍,約需107年。1900到1950年間,增長率加速到每年1.66%,人均GDP翻倍只需66年。到1950年至2000年間,增長率又提升為2.0%,全球人均GDP翻倍只需33年。再觀察2000年至2023年,增長率又提升至每年3%,在短短的23年內就可使全球人均GDP翻倍。這也就是說,從1800年到今天的人均GDP,在工業革命之後,全球人均GDP超過15倍,使全球90%的人口擺脫了貧困。

資本主義讓人類擺脫貧困

米萊特別提醒說,1800年時,約9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中,但在2020年大流行疫情前降至5%。此明顯可知:自由貿易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絶非產生問題的根源,相反地,它是結束全球饑餓、貧困,乃至極端貧困的唯一工具。米萊認為這些實證證據無可置疑。既然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無疑在生產方面更為優越,左翼理論就轉向攻擊資本主義的道德問題,也就是「不公正」。米萊認為,左派說資本主義是邪惡的,因為它是個人主義的,而集體主義是好的,因為它是利他的,米萊指出,「是用別人的錢去利他」。也因此,左派倡導社會主義,這在近來才在發達國家變得時髦,但在阿根廷卻已老生常談超過80年。

米萊指出,社會主義既不公正,也不促進整體福祉。相反地,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不公平的,因為它是暴力的。社會主義不公正,因為國家通過稅收得到資金,而稅收則是強制徵收的。稅負越高、強制力越大,自由度就越低。米萊指出,那些倡導推動社會正義者,認為整個經濟就像一個可以由不同人分享的餡餅。但這個餡餅的大小並不是既定的,就像柯茲納(Israel Kirzner)所說的,市場發現過程中產生了財富。若企業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不受歡迎,除非它改進來迎合市場需求,否則生意將失敗,若它們生產出高質量、價格吸引人的商品,它們就會生意興隆並生產出更多商品。

米萊強調說,「市場是一個發現過程」,資本家在其中找到前進的正確路徑。不過,如果國家在資本家成功時懲罰他們並妨礙發現過程,資本家就會滅少生產,餡餅將會變小,對整個社會造成傷害。集體主義就是經由抑制這些發現過程,並阻礙發現的應用,終而綁住企業家手腳,阻止他們以更好的價格提供更好的商品與服務。

米萊問說,對於資本主義這樣的經濟制度—一種不只讓全球90%的人口擺脫赤貧,且以越來越快速度持續讓人們脫貧,並且在道德上更優越和公平的經濟制度,學術界、國際組織、經濟理論和政治界又是如何詆毀它的呢?

米萊進一步說,多虧了自由貿易資本主義,世界現在正處於有史以來最好時刻。在人類歷史中,從來沒有比今天更繁榮的時期。今天的世界擁有更多的自由、更加富裕、更為和平和繁榮,對於那些自由更多、擁有經濟自由並尊重個人財產權的國家更是如此,而擁有更多自由的國家比壓制性國家富裕12倍。自由國家中所得最低的10%群體,比壓制性國家的90%人口生活得更好。自由國家的貧困率是壓制性國家的25分之一,極端貧困率是50分之一,自由國家的公民壽命比壓制性國家長25%。

自由主義捍衛生命、自由和財產

米萊說他所謂的自由主義,是引用阿根廷自由主義最大權威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 Jr.)教授所說的,是「基於非侵犯原則,捍衛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對他人生活計畫的不設限制的尊重」,基本內涵是「私有財產、不受國家干預的市場、自由競爭、勞動分工和社會合作,成功只能通過提供更高質量或更優惠價格的商品來服務他人來達成。」也就是說,資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會的恩人,他們不是剝奪他人的財富,而是為社會福祉做貢獻。總而言之,成功的企業家是英雄,這也就是米萊為未來阿根廷施行的模式,是一種基於自由主義基本原則的模式,亦即「捍衛生命、自由和財產」。

接著,米萊就他所說的「企業資本主義和經濟自由已被證明是消除全球貧困的卓越工具,而我們現在正處於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時期」,而為什麼他又說「西方正處於危險之中」,作了解釋。米萊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這些國家中,某些政治和經濟部門,本應捍衛自由市場、私產和其他自由主義制度價值,卻由於在理論框架的錯誤、或者對於權力的貪婪,正在破壞自由主義的基礎,為社會主義開大門,而這可能將我們置於貧困、苦難和停滯之中。」

社會主義帶來貧困、苦難和停滯

米萊語重心長地警告說:「永遠不要忘記,社會主義不管在哪裡,始終都是一個導致貧困的因子,所有嘗試過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失敗了。它在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都失敗了,還導致10億人死亡。」

他又說:「西方今天面臨的根本問題,不只是即使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甚至是在有壓倒性的實證證據之後,仍然倡導導致貧困的社會主義那些人,以及我們自己的領導人、思想家和學者。他們以錯誤的理論,破壞了給予我們歷史上最大規模財富和繁榮擴張制度的基礎。」米萊明確指出,該理論就是「新古典經濟理論」,該理論設計了一套工具,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終究是為國家干預、社會主義和社會退化開大門迎接。

米萊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在於,他們的模型並不符合現實,他們將錯誤歸咎於所謂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而不是重新審視模型的前提。該理論就以「市場失靈」而引進政府的監管,但這隻有形的手會扭曲價格體系、阻礙經濟計算,也因而阻礙了儲蓄、投資和成長。米萊指出,問題在於「即便所謂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不理解市場是什麼。」因為如果他們真的理解了,就會很快看到市場失靈是不可能存在的。

他接著說:「市場不是描述供需曲線的圖表;市場是一個社會合作的機制,你在其中自願交換所有權。因此,基於這個定義,談論市場失靈是矛盾的。如果交易是自願的,就不存在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唯一可能存在的情境是有強制存在,而一般能實施強制的只有國家,因為它擁有暴力壟斷權。」

新古典經濟學為國家干預、社會主義和社會退化鋪路

就因為如此,米萊建議那些認為市場出現了失靈者,趕緊去檢查是否與國家干預有關。若他們發現不是這樣,他建議他們再檢查一遍,因為顯然有錯誤,畢竟市場失靈是不存在的。他舉例說,經濟體系中的產業集中(壟斷、獨占)是新古典主義者所說的市場失靈。米萊認為,如果沒有規模報酬遞增,我們就無法解釋自1800年以來的經濟成長。這種被稱為壟斷的現象,使經濟不斷成長,使極端貧困從95%降至5%。

那麼,為什麼新古典主義理論會認為創造如此多福祉的東西是市場失靈呢?米萊對該理論學者當理論失敗時怪罪於現實,而不去改變模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新古典模型面臨的困境是,他們希望通過攻擊所謂的市場失靈來完善市場的功能,但這樣做不僅為社會主義打開大門,也阻礙了經濟成長。舉例來說,對壟斷進行監管、破壞他們的利潤並摧毀增長的收益,將會自動地破壞經濟成長。換言之,每當你想要糾正一個所謂的市場失靈時,由於不了解市場是什麼,或是因為沈迷於一個失敗的模型,你就在為社會主義敞開大門,將人民置於貧困之中。

不過,米萊感慨地說,面對國家干預是有害的理論證明,以及顯示其失敗的實證證據。集體主義者提出的解決方案不是更大的自由,而是更嚴格的監管,於是產生了螺旋式不斷增加監管的惡性循環,直至我們所有人都變窮,而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都取決於坐在豪華辦公室裡的官僚。

社會主義者轉向「社會衝突」課題

鑑於集體主義模式的慘敗,以及無可否認的自由世界之進步,社會主義者被迫改變了他們的議程。米萊指出,他們拋棄了基於經濟體系的階級鬥爭,轉而替換為其他所謂的「社會衝突」,而這些衝突對社區生活和經濟增長同樣有害。新戰役中的第一個是男性與女性之爭。米萊表示,自由主義已提供了性別之間的平等,是基於「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信條—人人都擁有創造者賦予的同樣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所有權。他認為激進的女權主義議程所導致的「只是更大的國家干預,阻礙了經濟過程,為那些對社會沒貢獻的官僚提供了工作,例如:婦女部門或致力於推廣此一議程的國際組織。」

米萊說,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另一個衝突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對抗,他們聲稱人類破壞了應不惜一切代價保護的地球。他們甚至主張人口控制機制或血腥的墮胎計畫,而這些有害的想法已在我們社會中占有強勢地位。米萊指出,新馬克思主義者設法滲入西方世界的常識,經由占據媒體、文化、大學和國際組織來實現目標。米萊認為國際組織可能是最嚴重的,因為這些機構對作為多邊組織成員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決策有著巨大影響。不過,米萊感到幸運的是,有越來越多人敢於發聲,因為如果不真正且果斷地對抗這些觀點,我們唯一的可能命運是,增加國家管制的力度,於是社會主義、貧困和減少自由就接踵而至,我們的生活水準就會變得更差。但米萊卻又表示不幸,因為西方已開始走向這條路。

米萊清楚明白地說,他知道對許多人來說,暗示西方已轉向社會主義似乎聽起來很荒謬,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他們將社會主義侷限於傳統經濟的定義—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國家擁有生產資料的經濟體系。米萊卻認為該定義應依當前形勢進行更新,因為時至今日,國家不需要直接控制生產資料就能控制個人生活的各個面向。

社會主義近親繁殖成多重面目

米萊指出,現今國家通過印鈔、債務、補貼、控制利率、價格管制等政策來糾正所謂的「市場失靈」,就可以控制數以百萬計個人生活和命運。現今大多數西方國家,這些都是被普遍接受的政治提議,不論是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民主基督教或基督教民主主義、新保守主義、進步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還是全球主義等等都是如此主張,因為它們都是「集體主義」的變種。即便名稱不同,本質都一樣,它們都聲稱國家應操控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們捍衛的都是與那個引領人類走向史無前例進步的模式相反的模式。

最後,米萊表示他之所以參與會議,是要邀請西方世界的其他國家重回繁榮之路,而經濟自由、有限政府和對私有財產的無限尊重是經濟成長的基本要素。至於集體主義所產生貧困並非幻想、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運。關於這些,阿根廷人有著非常切身的了解,因為他們親身經歷過。

米萊再強調,自從阿根廷人決定放棄讓他們富裕的自由模式以來,就落入了一個不斷下行的螺旋,每天都變得越來越貧窮。他以切身經驗警告,如果那些通過自由模式變得富裕的西方國家,繼續走這條通往奴役之路,這就是將會發生的情況。

勿重蹈阿根廷覆轍

米萊意有未盡地說:「阿根廷是一個實證示範,無論你有多富裕,或者擁有多少自然資源,或者你有多少的技術熟練或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或者你的中央銀行有多少金條,如果採取阻礙市場自由運作、自由競爭、自由價格體系的措施,如果你阻礙貿易,如果你攻擊私有財產,唯一可能的命運就是貧困。 因此,在結束時,我想對在場的所有商業人士,以及那些雖然不在場卻在世界各地關注我們的人說一句話: 不要被嚇到,不要被政治階層或依賴國家生活的寄生蟲所嚇倒! 不要屈服於只想掌握權力並保留特權的政治階級!你們是社會的恩人,你們是英雄,你們是我們所見過最非凡繁榮時期的創造者!不要聽任何人說,你的雄心壯志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賺錢,那是因為你以更優惠的價格,提供了更好的產品,從而有助於普遍的福祉。

不要屈服於國家的步步進逼。國家不能解決問題;國家本身就是問題。你們是這個故事的真正主角,請放心,從今天起,阿根廷是你們無條件的盟友。 非常感謝,自由萬歲」。

米萊在短短時間內以不到五千字的演說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人類面臨危急存亡的課題,並以「真正經濟學家」之姿明確點出問題根源,且以近兩千多年的人類歷史和近80年來阿根廷奴役社會的慘痛經驗,呼籲世人堅持或重拾自由主義、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體系,拒絕並放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或國家政府集權、管制干預的體制,才能將處於奴役社會邊緣的人類社會轉回繁榮、成長且永續社會。

讓國家政府扮演正確角色

問題的關鍵就在「國家政府的角色」,正如米萊所言,現今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各種變種,都是要「國家操控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它們已滲入西方世界的常識,經由占據媒體、文化、大學和國際組織來實現目標。他指控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市場失靈」理念就是禍首,而該理論正是現今標準經濟學教本的主角,經由供需圖形和數學方程式的推導就能輕易得出市場失靈,且以「獨占」、「資訊不對稱」、「外部性」,以及「共用財或公共財」四種實際現象來解說,於是賦與「政府校正市場失靈」的實權。此外,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出現的凱因斯理論也賦予政府「創造有效需求」且「精密調節」經濟的任務,用的藉口也是「市場失靈」。正如米萊指出的,現今國家通過印鈔、債務、補貼、控制利率、價格管制來糾正,於是控制各個人民的生活和命運。

其實,米萊所說的都不是新鮮事,至少「奧地利或奧國學派」學者都早已出了很多書駁斥指正過了,其中以米塞斯和海耶克最具代表,而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 Coase)更對「市場失靈理論」以「黑板經濟學」嘲諷之,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則大力宣揚自由經濟理念且親身當說客全球奔走,期待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落實全人間。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領銜的「公共選擇」學派則提出「政府失靈」來否定國家政府的主導管控能力,也認為政府不但不能匡正市場失靈,反會讓其擴大。

米塞斯和海耶克對抗社會主義

這裡有必要將米塞斯和海耶克對抗社會主義,並防止其滲透美國的努力重述。我們知道,反對政府干預者所信奉的是資本主義或市場機能,或者是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今則被強加指責認為是「市場萬能」論者。其實,政府干預或管制,往往不知不覺落入「全能政府」而不自知。平實而言,「市場萬能」或「全能政府」指涉的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麼?」以及「個人自由」究竟是如何的問題。奧國學派大師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44年出版的《官僚制》(Bureaucracy)〈前言〉開宗明義:

「當今社會與政治衝突的主要議題是:人是否該拋棄自由、私自開創進取和個人負責的精神,而選擇屈服於社會主義國—一個執行強制與脅迫的巨大機構—接受其監管?獨裁的極權主義體制是否該取代個人主義和民主體制?公民是否該被改造成為順民,在一支全民強制勞動隊伍裡當下屬,無條件遵守上司的命令?他是否該被剝奪最為珍貴的選擇權,不准他選擇自己的手段與目的,不准他塑造自己的生活?」

米塞斯將之化約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爭論所隱含的根本問題—在人的行為過程中,有無可能使用經濟計算的工具,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他在1944年運用人的行為理論於歷史觀察,寫成《官僚制》和《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兩本小書來詮釋,前一本藉由比較與分析營利事業的利潤管理制和政府機構的官僚管理制,兩者運作方式的本質差異,為一般讀者介紹這個根本問題。

後一本《全能政府》則以國家至上主義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明確表示「國家至上或政府掌權者與官僚至上」,來與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本質「消費者至上」或「消費者主權」或「公民自由至上」作對比,來凸顯問題之所在。

米塞斯曾區分社會主義(生產手段公有、沒有生產手段市場與價格的社會分工生產體制,包含市場與價格名存實亡的納粹統制經濟體制和蘇維埃的共產經濟計畫體制)和干預主義(政府干預企業、逐步弱化生產手段私有權、弱化聽命於消費者的市場有效應用經濟計算分配生產手段的功能),並且指出干預主義終究會趨向社會主義,有時在使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一名詞時,也包含干預主義的意思。在這本書中,米塞斯就以國家至上主義一詞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

本書一開頭,米塞斯就指出造成世態混亂的一個根本原因,那就是「一個極其有害的教條主義」,此即「人們大多沒雅量,來容忍他人批評自己所鍾愛的社會與經濟政策。

他特別指出,經濟學家對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提出反對意見,僅針對選用的方法認為不合適,並未質疑想要達成的最終目的。人們不願承認,如果採納經濟學家的勸告,而不是漠視它,就可能更容易達成目的。不過,人們對膽敢批評他們所鍾愛的政策者,一律稱之為「他們所屬國家、種族或團體的敵人」。

反對干預的經濟學家受到抹黑

米塞斯就舉經濟學家斷言「最低工資率並非提高賺取工資者生活水準的適當手段」為例。指出「經濟學家既不是勞動的構陷者,也不是勞工的敵人」,正好相反,經濟學家是建議用比較合適的辦法,來改善賺取工資者的物質幸福,正是為他們的幸福成功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他又寫說:「指出每一個人都從資本主義的運作獲得好處,並不等於辯護資本家的既得利益。」而一個在四、五十年前主張保護私有財產(私產)制和自由企業的經濟學家,並不是在為「當時的」富有者自私的階級利益而奮鬥。該經濟學家是想讓那些和他同一時代、一文不名、沒沒無聞,但具獨創能力者,得以自由發展所有如今使得一般人生活更為愉快的新產業。不可諱言的,許多這些產業變革的先驅變成富翁,但他們之所以變富,是因為他們供應一般民眾喜歡的汽車、電冰箱、電影、飛機等等,以及各式各樣雖比較不令人驚歎,但同樣有用的新創產品。這些新產品,肯定不是政府辦公室和官僚的成就。米塞斯指出,到1940年代初,沒有任何一樣技術進步能歸功於蘇聯人、俄國人當時的成就,頂多是偷竊、抄襲外國資本家的某些創新進步,而這些資本家還不斷被俄人貶斥。

米塞斯在當時就指出,人類尚未達到科技完美的最終地步,還有大量進步和改善生活水準的空間,而創造與發明的精神種籽永遠存在,但它只有在經濟自由化的地方,才會繁榮興盛,結出果實。他進一步說,如果經濟學家證明一個國家處理其對外貿易政策或國內少數民族的方式,其實是傷害它本身的根本利益,該經濟學家也不是該國和其人民的敵人。謾罵不當政策的批評者並質疑他們的動機,米塞斯認為是無濟於事的,只可能壓制真理的聲音,絕不可能使不適當的政策變為適當。而極權統治的擁護者,將反對者的態度命名為「消極主義」,他們自以為正當他們呼籲改善令人不滿的現狀時,反對者卻執意讓禍害繼續存在。米塞斯指出,這是以心胸狹隘的官僚觀點,在判斷所有社會問題,只有官僚才會認為,唯有設立新的辦公室、頒布新法令並增加政府僱員,才能稱為「積極有益」的做法,其餘一切都是消極不作為。

米塞斯強調,「經濟自由方案,不是消極的方案,它積極想要確立和保存」,它是以生產手段私有制及自由企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它積極想要維護自由競爭和消費者主權。米塞斯指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反對所有旨在廢除未受干擾的市場經濟,而代之以政府控制的措施。」他說:「放任自由、並非意味讓禍害繼續存在,正好相反,它意味不要干預市場的運作。因為干預必定限制生產成果,從而使人民變得更窮。它並且意味:不要廢除或癱瘓這個,儘管遭到政府與政客所設下的無數障礙阻撓,卻仍然已史無前例,提高廣大群眾生活水準的資本主義制度。」

米塞斯觀察到,從19世紀末開始,歐洲各國政府和國會,一直熱中於阻撓市場運作、干預商業活動,而且熱中於使資本主義癱瘓,毫不在意地忽視經濟學家的警告。他們築起貿易壁壘、助長信用擴張與寬鬆貨幣政策,採取價格管制、最低工資率和補貼政策。他們把課稅變成沒收與剝奪。他們宣稱,無所顧忌的支出,是增加財富與福祉的最佳方法。

不幸的是,當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產生如經濟學家早就預言的不好後果時,輿論並未譴責他們所鍾愛的這些政策,反而怪罪資本主義。在群眾眼裡,並不是這些反資本主義的政策,而是資本主義本身,才是經濟蕭條、失業、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獨占與浪費、社會動盪與戰爭等等的根本原因。

當代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實為社會主義者

這是因為當時「反自由主義偽裝成貨真價實的自由主義」且擄獲一般民心。這些「自稱的自由主義者」所支持的政策方案,完全違背古典自由主義的信條,他們貶斥生產手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熱烈支持進步主義的經濟管理辦法,為實現全能政府奮鬥。他們歡呼、推崇每項賦予官僚和政府機構更多權力的措施。任何人如果沒和他們一樣偏愛嚴密組織與控制人民,都被譴責為反動分子和經濟保皇派。米塞斯指出,這些以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自許者,天真地深信自己是真正民主派,但他們的民主概念和19世紀的民主概念恰恰相反,他們混淆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不僅沒看出兩者不相容,甚至相信唯獨社會主義意味真正的民主政治,認為蘇維埃制度是一種民主制度。

對於迄1940年代所有維護和平的努力之所以都未能成力,米塞斯認為原因在人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此即不明白只有一個純粹、完美和未遭阻撓的資本主義世界裡,才不會有侵略和征服的誘因。在「國家至上」的世界,即便是民主政府,在充斥貿易壁壘和移民障礙、外匯管制和剝奪外資的時代,幾乎每一個公民基於自身利益,都渴望外國政府可能用來傷害他的這些措施遭到廢除。所以,幾乎每位公民都渴望本國軍事力量強大、領土擴大,至少意味他得以解脫某個外國政府所施加的各種禍害。19世紀末,所有歐洲國家都熱中於委給政府更多權力,擴大政府強制與脅迫領域,熱中於以國家名義壓制個人的一切活動與努力,在「經濟民族主義」,也就是國家至上主義下,政府控制愈來愈多的商業活動。

米塞斯察覺到1940年代已是個人主義讓位給全能政府的時代,人民服從國家至上主義,允許政府管理人間一切事務,深信政府將使人間變成天堂。在極權主義的道路上最為先進的國家,甚至公民個人的閒暇時間如何使用,也被認為是政府的工作,德國是最重要的一個代表性國家,而當時人類文明危機的焦點就在德國,它一直是國際和平的干擾者,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德國的戰爭。在西方國家的人民沒準備拋棄他們的「國家至上主義政策」,他們國內的經濟民主主義,以及他們彼此間的經濟戰就停止不了,也將不可能締結和平的國際關係,而更為慘痛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將可能發生。有鑑於此,米塞斯乃撰本書,探索描述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與事件,以致形成當時德國與歐洲這樣不幸的事態。

米塞斯一生堅信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極力證明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社會民主主義也不行,他在1922年就寫了《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雖然一炮而紅,卻讓全球的社會主義者都討厭他。

當1930年代在德國迅速蔓延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即將取得勝利時,米塞斯明白其隨即會威脅奧地利,一旦納粹占領奧地利,蓋世太保一定會找他,於是在1934年,米塞斯遷居瑞士日內瓦。在瑞士期間,他寫出了畢生最重要的著作《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但直到1949年才改寫成英文出版。該書第235頁裡寫著:「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而1948年之後大學課堂裡的「經濟學」幾乎都是薩繆爾遜(P.A. Samuelson)在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Economics)之模式—標準的「凱因斯經濟學」,就是政府可精心調節整體經濟,雖然仍然強調「市場」,但其實掛羊頭賣肉,賦予政府以各種政策來「干預」,骨子裡是道道地地的社會主義。配合當時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整個美國都被社會主義淹沒而不自知。經歷社會主義奴役社會的米塞斯,在1940年移居紐約時驚覺事態嚴重,趕緊在1944年寫出了《官僚制》和《全能政府》兩本小書力挽狂瀾,奈何曲高和寡,不但撼動不了潮流,自己還備受冷落,無法在大學謀得正式教職。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海耶克(F. A. Hayek)這位奧國學派第四代掌門人,在1944也寫出《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暢銷全球的書,該書也在揭穿社會主義的真相,其影響力雖然遠高於米塞斯的著作,但海耶克卻備受學界冷落。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對當時的美國人是思想上一種新的感染,他們對於羅斯福的新政狂熱仍在高潮中,那時有兩群人,一群是普通公民,他們對這本書頗感興趣,但從未讀過它,他們只是有聽到這本書是支持資本主義的;另一群人則是學術界人士,他們正中了集體主義的毒,感到這本書是對最高理想的一種背叛,必須加以辯護」。因此,海耶克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駡,這是他在英國從未經驗過的,其嚴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毀壞他在事業上信譽的地步。1949年海耶克也移居美國芝加哥,並不是由芝加哥大學聘任,而是受「社會思委員會」所聘。

政府干預、國家至上難被撼動

米塞斯和海耶克這些奧國學派學者都主張一種全面的自由市場,也就是無須國家干預的經濟狀態。而米塞斯一生致力於揭露真相,一輩子捍衛保護私產、公理正義之前人人平等、主張市場自由,卻被像個國家政敵般看待,迄今全球各地的政客仍對米塞斯的學術遺產心存疑懼。為什麼?菲律普・巴古斯(Phillip Bagus)和安德列亞斯・馬夸特(Andreas Marquart)兩位德國學者在2014年出版的《國家偷走我的錢》一書告訴我們:「顯然他們害怕,萬一人民知道真相,發現原來國家在經濟與社會上的干預,經由事實證明是錯的,根本弊大於利,那麼他們恐怕就會沈淪到無足輕重的地步。」

進一步要問的是:為什麼奧國學派的理論從來沒被一般民眾聽說過呢?該書認為:「其一,對國家與政壇人士來說,奧國學派理論讓他們感到超級不舒服。而且因為還沒有人成功反駁過此學派的學說,所以讓這些東西銷聲匿跡是最簡單乾脆的方法,不准教導,也不許在課堂上講授。無論是大學或其他(公立)學校都不行,而有些教授就算百分之百知道他們自己(必須)傳播的知識是不良理論也都噤聲不語,因為太囉嗦,可能工作就不保了。」作者設身處地為這些教授想:「如果他們對國家統治提出質疑,他們還能繼續坐在位子上嗎?因為這些議題是禁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當今世道,身為經濟學家卻支持奧國學派,就會在國家掌控下的教育體系內不得其門而入。而且,不僅尋覓教職難,個人收入與學院名聲都會被大打折扣,就像米塞斯的遭遇那樣─終生被拒於國立大學門外,不曾在那些學校成為正規教授。

最讓國家和政壇覺得如芒刺在背的,是奧國學派對於市場經濟貨幣制度的大力提倡,如果該主張能落實,必須禁止無中生錢,還要關閉中央銀行,因而央行和銀行業者會全力反對。如果真的實現,誰來付錢給那麼多的財經專家?他們可寫了很多書,寫了很多文章,字字句句都在為國家的貨幣政策護航,有的還被包裝成重量級顧問。那些主流經濟學家不為國家貨幣捍衛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的學者生涯就是建立在這些理念上,而且他們也要養家活口。

讓米塞斯和海耶克著作廣為流傳

絕大多數的奧國學派學者都主張一種全面的自由市場,也就是無須國家干預的經濟狀態。但因政客最熱愛的活動就是給社會制定一堆規定和法律條文。對於國家和政治面來說,他們一定得為所有經濟與社會問題找到可以怪罪的對象,米塞斯對此早已了然於心,他在《官僚制》書中就這樣寫著:「經由國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謂『進步』政治,其支持者最愛用的政令宣傳伎倆,就是把當今世況所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都歸罪於資本主義,但一切好的、善的,都歸功於社會主義。他們從來不花功夫去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實證,也向來不為其國家經濟原理的爭議辯駁。他們全心投注的焦點只在於侮辱對手,以及懷疑對方的動機。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並無法識破這其中的詭計。」

為了讓一般民眾不識破這其中的詭計,就得極力將好的學說和更好的理念隱藏起來,而不良學說與不良思維成為主流,一代接一代學習流傳。俗話說:「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為由心所器使,而心者「觀念」是也。凱因斯也在《一般理論》的結語中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有些實行家自以為不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其實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掌權憑空臆度的狂人,也不過是從多年前一些不太知名的著作家那裡導出他們的妄想。」

如今凱因斯干預理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干預主義盛行,主導政府政策,而「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為了截窒世下流,讓奧國學派理論重視人間是一項重要工作,正如米塞斯在《官僚制》中說的:「讓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在民間廣為流傳,其目的,並非想把每個人都變成經濟學家,而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在一個共同的社會中,發揮其身為國民的功能。資本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事關文明發展的未來出路,而這無法由內戰或革命來決定。這是一場理念之戰,而民意將決定這場戰爭的勝與負。」

讓廣大地球人理解「消費者至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能福國利民,而「國家至上」、政府管制、干預主義的「全能政府」則會引領世人邁入「奴役之路」,正是當今全球最急迫的事務,而將米塞斯和海耶克的著作推銷出去是一條終南捷徑。

期待米萊義無反顧勇敢向前行

米萊的這篇演說不就是米塞斯和海耶克等奧國學派理念的濃縮版?簡短意賅、清楚扼要,讓我們好好將之推銷出去吧!

第一位華人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已故經濟學家蔣碩傑院士,在1983年曾強調「經濟學實在是關繫國計民生極其重要的一門科學」,而錯誤的經濟理論政策若被實施,則生民塗炭就是下場。他舉共黨中國實施馬列史毛經濟政策,致三十餘年的經濟一無成就,人民一窮二白,而拉丁美洲自由世界諸國,儘管地廣人稀、物產豐富,因採取錯誤經濟政策,致人民窮困、成長停滯,唯有物價騰漲不已。四十年後的今天,米萊也講出同樣的話,其實1978年共產中國的鄧小平「放權讓利」經改和智利皮諾契特軍政府的經改,都向市場經濟、自由經濟傾斜,都曾獲良好成果,也都證明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是福國利民體制,但為何都無法持續而走回頭路重現奴役社會?實在值得世人嚴肅深思。

如今米萊本著真正知識分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勇敢而率直的說理,盡力導正社會流行的錯誤觀念,並親身投入政治將正確理念化為政策實際執行。在橫逆處處、困難重重下,義無反顧大刀濶斧地進行,我們能不給予掌聲予以聲援,並期盼其披荊斬棘,早日見到改革成功、讓阿根廷回復繁榮、人民過好日子嗎?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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